梁冰弦追忆：“社会主义同盟华北区有人提议充实组织并且直截迳名中国共产党，已有过半数分子同意，华中区则赞同的仅十分之二三，而华南区则全体反对。”就社会主义同盟的思想与理论而言，“在华南的为纯蒲鲁东学派，不苟同于马，更何有于列？对布尔什维克，固许为先进勇士，却未必就是师傅。”梁冰弦说，“事实上华北华中全为陈独秀所左右，不遂他意的只有华南。但有一层，陈独秀对于党团运动，则主张布尔什维克化，而步骤仍在于民主政治的期成。”梁冰弦（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上海的舆论主力，与《新青年》立场较接近的，还有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张东荪主持）和国民党的《星期评论》（戴季陶主持）。大家你呼我应，我鼓你吹，一日百战，形成一个十分开放、热闹的言论氛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说，“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见面，也邀请了张东荪参加座谈。维氏讲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把苏俄革命后，如何没收地主土地，如何把工业、矿山、交通、银行收归国有，如何成立国民经济最高会议，实行计划经济、军事共产主义，说得二月杨花满路飞，在陈独秀听来，好像是“公主和王子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的童话一般。
维丁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所以，维丁斯基“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43年版。
维氏出于革命的本能，对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十分不满，认为不利于革命，必须结束，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界的主流，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始实际的革命行动。对一向主张旗帜鲜明，“不容匡正”的陈独秀来说，正合我意。仿佛在黑暗的隧道那一头，看到一线光明射来，大家眼睛闪闪发光，饱含憧憬。
但张东荪却不以为然。他是非党派者，当初梁启超把进步党这么一个大党都解散了，还费劲重新搞什么社会党、共产党？研究系主张改良型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更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张东荪反对在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也不赞同立即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际运动。所以他退了出来，不再参与陈独秀的组党活动了。
国民党的戴季陶原本是赞成的，但被孙文痛骂一通之后，也吓得退出了。现在，只剩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新同人们了。5月，陈独秀、李汉俊发起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张申府意见，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李、张商量后一致认为，叫共产党！就这么定下来了。7月19日，由维经斯基主持，在上海召开“中国积极分子会议”，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预备会议。
当时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一致主张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加入，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设在上海，推陈独秀任书记，并向国内外发展组织，相继成立了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山东等六个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杨明斋八人，组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在东亚书记处的指导下，成立了出版部、宣传报告部和组织部。《新青年》从一本打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文史哲杂志，脱胎换骨，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并创办了它的姊妹刊《共产党》月刊。
一年前，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不要求赔偿，不侵略土地，废除秘密外交，撤废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特权。《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仿佛天上掉下的馅饼，中国各界无不感激涕零，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达钦佩与感谢之情，并敦促落实承诺。亲俄成了一股新潮流。
上海《民国日报》说：“使中国人不能不兴奋，不能不感激。因为这空前的事业，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作，不敢作的，又实在是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电报称：“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全国各界联合会更代表全国人民，正式声明：“收回各项权利，庚子赔款；并恢复中俄两国人民之邦交”，“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谊人道之前驱”。《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这时的苏维埃政权，已在整个远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苏俄的算盘，与一年前大不一样，立足点，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而是如何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这一年，来自苏俄的使者，水陆兼程，不绝于途。他们不是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而是来售卖军火，为中国军队训练官兵，以及帮助中国组织革命政党。
11月，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秘密文件，在上海发起组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中传阅，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它分三部分：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第一部分，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部分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按照上述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产阶级斗争，并获得政权，像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第三部分阐明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这时，陈独秀和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彻底闹翻了。由于七卷六号加厚了，又有锌版，又有表格，用纸多了，排工也贵了很多，群益要求加价，不然就亏本了。陈独秀坚决反对，群益指责陈独秀违反了原来的合同。
陈独秀一气之下，索性把杂志收回来，在七卷六号封面上，连每期都有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一行字也拿掉了。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双方几乎要闹上法庭。汪孟邹两头奔走调解，唇焦舌敝，终归无用，陈独秀把他也连带一起骂了。
《新青年》的经济状况，一向过得是紧日子，如果真有赚头，群益也不至于要提出分手了。但陈独秀的腰板，何以忽然挺得那么硬呢？后来有人推测：“新青年社从群益书社分裂出来独立经营的启动资金，其实是自四卷一号‘复活’之后逐渐积累下来的公共财产：每一期的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以及由部分同人出资经营的《每周评论》周刊的盈余资金。”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但这只是推测之词，并无数据支持。
新青年社的资金，除了上述来源之外，应该还有同人入股。9月1日，新青年社正式成立。在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有“‘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之句，当可为证。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时苏俄方面，已承诺在经济上支援《新青年》。1921年4月，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布）党人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给俄共（布）领导的一份绝密报告说：“迄今（中共）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继布鲁威之后，苏俄又派了一个叫斯脱洛米斯基的人来上海，与社会主义者同盟接洽。他们商定办一家小型印刷所，由郑佩刚负责，印刷器材由晦鸣学舍提供，用作印刷《共产党》和安那其主义的《自由》等。据梁冰弦说，斯氏给了他们两千元做开办费。《新青年》本来就是不付稿酬的，现在印刷成本也解决了，杂志的花费，实际上是很少的。陈独秀当然想把它收回自办，不让群益赚印刷、发行的钱了。
1921年6月，根据列宁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他和陈独秀的关系，一度闹得很僵，有一回他责备陈独秀：“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周佛海回忆录》，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所谓一年来，也就是从1920年夏天至1921年夏天；陈独秀说没用那么多，即确实有接受资助，只是没二十余万那么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