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当政，要祭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老八德，孙文当政，也一样要抬出新八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固有知识”，发扬光大起来。孙文《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政治家们也是“予岂独爱‘固有道德’哉，予不得已也”，要振大汉天声，除了发思古之幽情，口袋里实在拿不出别的东西了。
袁世凯在紫禁城太和殿宣誓就任总统，时不及旬，祀天、祀孔等传统典礼，便统统恢复了。尊孔浪潮，骤然高涨，与共和、民主浪潮，比肩并起，你唱我和。鲁迅后来讥诮：“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命运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鲁迅《在现代的中国孔夫子》。《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其实，20世纪之初，大家都以为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乃自由民主社会的题中之义，所以孔夫子的命运，还不算太坏，你有你俏，我有我妙而已。
1912年10月，孔子诞辰日，陈焕章、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其后，冯国璋、周嵩年、王锡藩、刘宗国等人分别在北京和山东创设孔道总会和孔道会，恽毓鼎等人组织孔社，杨士琦、谭人凤等人组织昌明孔教社，贺寿煦、殷炳继等人组织孔道维持总会。一时间，但见寰球尊孔总教会、经学会、宗圣会、尊孔崇道会、尊孔文社等五花八门的组织，争奇斗艳，遍地开花，又有《孔教会》、《不忍》、《宗圣》、《道德》等一批杂志，蝉噪蛙鸣，喧啄沸腾。
妻妾成群的康有为被推为孔教会会长，藉着他在戊戌变法中创下的品牌效应，声势最为鼎盛，由上海迁至北京，其分支机构，散布全国各地，多近两百个，会众数以万计。康有为推动儒学国教化，比他研究今文经学的热情高得多，以致后人讥他“把无处宣泄的参政欲，暂时转向了建立孔教组织，推广中国式宗教”。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一）。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1913年8月，国会讨论宪法（即“天坛宪法草案”）时，陈焕章联合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人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虽然不获袁世凯首肯，但在草案中，却定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这种词泛意晦的道德信条入宪，犯了制宪大忌，引起社会激烈争论。法律是用来防止作恶的，不是用来迫人向善的。况且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他的主张，怎么能完全适用于今日呢？比如“尊王攘夷”，春秋时代可行，但放到今天，就变成“扶清灭洋”的义和拳了。
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一方面日日大声疾呼：“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一方面他又对孔子推崇备至，赞不绝口：“试将中国与泰西史比较，苟使无孔子其人者坐镇其间，则吾史殆黯然无色。且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纽。”他试图为后人创造了一个尊孔而不复古的典范。
民国以来，遍地多如牛毛的孔教组织，简直和哥老会、洪门、青帮、天地会、小刀会一样兴旺，其中有多少是为追求理想的人文世界而真尊孔，有多少是假尊孔之名而谋取私利呢？梁启超很清楚，儒学的真正危机，并不来自学术本身，他慨叹：
不见近数年来，揭孔子之徽帜，以结集团体者纷纷起于中国乎，其拳拳焉真以道自任者，吾岂敢谓无人，而有所为而为者，实乃什居八九，率此以往，其将以孔子市矣。吾故曰，此种尊孔之法，无益而有害也。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饮冰室合集》（三十三），中华书局，1988年版。
不过，一种学说的兴衰流行，总有它的理由。辛亥革命是另一次的“周秦之变”。“狂澜”既兴，自然就会有人以“力挽”为己任。尊孔读经的浪潮，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亦反映了部分国人对革命后天下大乱的现实不满与迫切的求治心理。
有人说，乱世灭孔，盛世尊孔。其实，往往是治乱交替之际，才最需要用孔子来镇雅俗，励颓风，以道德化天下。什么时候人们耳边充满了尊孔的呼声，那一定是因为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令贤者觉得礼坏乐崩、山谷陵夷的乱象。中国一向把秩序价值看得比什么都高，在皇权倒塌后的价值崩溃时期，儒学的涨潮，实在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溺水的人抓根稻草也不放手一样，无足深责。
中国的士大夫从小受儒学熏陶，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不抓儒学抓什么？把西方文明抬出来？那时候四万万中国人，有几个真正了解西方文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国有二十五万种古籍，又有几本翻译正确的西方书籍？吴稚晖曾经感叹：“中国要好好的有三万种书译出来，方才像个国家。”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6月。中国连这最起码的要求都做不到，学问凋零至此，这不是一个理想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让官僚、学究、方士们去搬弄一些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亲自主持民国第一次隆重的官式祀孔活动，就是一个恢复帝制启动仪式。他头戴平天冠、身穿四团花十二章大礼服，亲率文武百官到孔庙，俎豆馨香，三跪九叩，向国民传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搞什么民主、自由、共和、宪政，亦不过“托洋改制”，与其托洋，还不如托古，十部宪法治不了国家，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中国人搞了两千多年“托古改制”，早已驾轻就熟，天下第一。在这一点上，袁世凯还是很坦率的，不懂就是不懂，不会装懂。
尊孔未必导致复辟帝制，但复辟帝制一定要尊孔。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也许没有什么预设的政治阴谋，但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没有为天下带来大治，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锣大鼓，做了一场热闹的前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班原来把目光紧盯着政治的青年，仿佛受到了现实的警示，突然把脸转向了文化领域，原来真正的敌人，隐藏在那儿！
本来，辛亥革命是一个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千载良机。但不幸的是，当时从武昌，到南京，到北京，无论在十八星铁血旗下，还是在五色旗下，为中国设计未来路向的那些人，既不是“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也不是华盛顿、杰斐逊，或者穆尼埃，而是梁山三十六天罡的洪门会党、哥老会的山堂香水和前清的太子少保、内阁军机大臣们。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万世开太平的，是这样一些草莽英雄和专制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