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本来无意卷入论战，但目睹国学沦夷，担心中国历史文化从此澌灭，内心的痛苦，却又与日俱增，不能挺身而出，以一人之是抗天下之非，则对不起所读的圣贤书。这是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时的矛盾心理。《荆生》与《妖梦》，便是在这种心情煎熬之下，图一时泄愤之作。他自我解嘲，“蠡叟”的意思，就是“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
《荆生》在2月17、18两日连载。小说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废文字以白话行之。忽然一声巨响，隔壁的“伟丈夫”荆生，跷足越过破壁，大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
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林纾慨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林纾《荆生》。《新申报》1919年2月18日。这个“伟丈夫”显然是虚构的，充其量，不过是他自己早年“少年任侠”的化身，但新青年们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把柄，指责林纾是寄希望于徐树铮出面，以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他们很清楚，只要把林纾和权力绑在一起，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名，就彻底完蛋了。
在3月8日的第12期《每周评论》上，全文转载《荆生》，并加按语：“甚至于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
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后来在撰写父亲年谱时也说：“林先生很希望能运用政治上的力量来打击新思潮人物。他当时有题名《荆生》的一篇小说，就是暗示他这个意思……小说的用意虽然很明白，（徐）先生却并没有什么反应。”徐道邻《民国徐又铮先生树铮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徐树铮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应，小说本来就不是写给他看的。
徐树铮与林纾的关系，也非一天两天了，小徐对林纾一向执礼甚恭，言必称“琴南师”，袁世凯搞帝制时，小徐利用师生名分，劝林纾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又要委他为参政。林纾断然拒绝，小徐走马灯似地进出林家大门，费尽口舌，但林纾始终不改口：“我坚决不去！要么，你就把我的头砍去，我的脚决不踏进中华门（袁世凯办公地点）一步。”
林纾真要徐树铮出面，尽可以直接写信给他，或亲自登门，用得着在报纸上发表小说去“暗示”什么吗？难道他指望这位徐总司令读了小说以后，就领兵去镇压北大？这种想象力，未免太过丰富了。
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史家一口咬定：无论当时武人政客是否直接干涉了北大的学术之争，但林纾等人事实上是拥有权力背景的。这不仅因为徐树铮是林的学生，更主要是林的思想与北京政权之思想要求很吻合。
思想与当局吻合，就等于拥有了权力背景，这种推论很可怕。如果引车卖浆之徒的思想正巧与当局吻合，那引车卖浆之徒也拥有权力的背景了；如果思想与美国吻合，就拥有美国的权力背景了；与苏俄吻合，就等于领了莫斯科的卢布了。“权力背景”的逻辑，可以杀人于无形，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游戏中，已经杀人无算了。
但这种无限上纲的推论，竟成了青史上的终审定谳，连胡适在晚年也说：“那时甚至有人要想用暴力或迫害［来阻止新文学的流行］，但是也无济于事。”《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显然说的还是林纾与徐树铮这件事。在学术界、思想界使用暴力或迫害，是一项极严重的指控，但胡适却没有具体列出使用“暴力或迫害”的证据，“大胆假设”有了，“小心求证”尚缺。
《妖梦》写得比《荆生》更加粗鄙不堪，而且把蔡元培也写入文中。内容大致描写陕西人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一联云：“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二门上额有“毙孔堂”大匾，亦有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主持这学堂的鬼中三杰为：“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分别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所谓“谦谦一书生”的“元绪”，即朱熹注《论语》时所说的：“蔡，大龟也”。最后请出“罗睺阿修罗王”，吃掉了这几个“无五伦之禽兽”，“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林纾《妖梦》。《新申报》1919年3月19日。
小说送出后，林纾收到蔡元培的一函，略谓：有赵体孟先生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著，求蔡氏介绍梁启超、章太炎、林纾诸先生为品题。面对蔡元培的雅量，林纾顿时觉得有点惭愧，急忙叫张厚载追回《妖梦》，不要发表。但已经晚了。
张厚载匆匆致函蔡元培道歉，代师受过。函称：“《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妖梦》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先生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可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先生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蔡元培《复张豂子君书·附录》。《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影印版。承担责任之余，也想用“大度包容”、“游戏笔墨”这些话，堵住蔡元培的嘴，让他不好做出太激烈的反应。
呜呼林纾，“作个翻译真绝代，何苦犯贱写小说”，迎风撒尿，弄得自己一身臊。在文学史上，被骂得狗血淋头，也是咎由自取了。3月19日，《新申报》把小说刊登出来了。胡适看了，亦不禁摇头叹息，觉得这两篇小说“太龌龊了”，“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丑化诋毁手法，对林纾来说，有污清誉，得不偿失。
新青年诸子的反击，依然是集中火力，攻其“倚靠权势”与“暗地造谣”两点。3月l0日，胡适致函“北大日刊”辟谣：“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愈传愈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328号，1919年3月10日。
新青年阵营接二连三发表辟谣声明，使人仿佛真的置身于“骇机一发，浮谤如川”的风口浪尖之上。其实，除了张厚载那两篇“半谷通讯”之外，还有什么谣言？陈独秀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详尽引用了京、沪各报有关谣言的报道：
上海《时事新报》说道：“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华新报》说道：“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之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失坠，饭碗打破，遂拼命为轨道外的反对，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钱的权力，要想用‘驱逐’二字吓人。这本来是他们的人格问题，真不值污我这枝笔。”
《中华新报》又说道：“北京非首善之区乎？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华新报》又说道：“自此事之起，舆论界及一般新教育界，当然义愤之极，以为这是辱没了学者，四君等当然不能受此奇耻。惟记者以为究竟是谁的耻辱？与其曰受者之耻辱，毋宁曰施者之耻辱，与其曰四君等之耻辱，毋宁曰中国全体民族之耻辱。”
上海《民国日报》说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挥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而遂弃此大学以去也。”
北京《晨报》说道：“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故连日每有所闻，未敢据以登载。嗣经详细调查，知此说实绝无影响。不过因顽旧者流，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国民公报》说道：“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常读书，常怀一疑问，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所有文章，全是力挺新青年阵营的，与其说是“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不如说是“新势力利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对旧势力的万炮齐轰”。
陈独秀指出，造谣者是“可怜的国故党”，他轻蔑地说：“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创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那么，谁是国故党？陈独秀回答：“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闹得满天星斗，原来就是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师徒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