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曾经有一个共识，就是二十年内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个主张是胡适提出来的，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运动。胡适希望扮演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色，而不要像他的前辈梁启超那样，在知识分子与政客之间，来回摇摆，身份模糊不清。
［胡适说］那时我有一个主张，认为我们要替将来中国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自己应有一种禁约：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这是我自己的禁约。胡适《在台北市报业公会欢迎会上讲演录》。《胡适言论集》（乙编），台湾，华国出版社，1953年版。
胡适的这个主张，后来成了他“反对革命”的一条罪状。虽然谈不谈政治，纯属个人自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在二分法盛行的年代，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最初新青年同人大家约好不谈政治，可是，后来陈独秀要谈，这也是他的自由。陈独秀说：“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对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渐渐地，李大钊、高一涵他们都开始大谈特谈政治了。陈独秀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找你的。”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使这几位北大教授和学生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谈政治了。
1918年的夏天，发生中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事件。这时因为中国留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在举行示威活动时，遭受日本警察殴辱，三千多人辍学返国，组织救国团。
又一个激动人心的5月来临了。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开全体学生大会，留日归国学生代表上台讲述他们的遭遇。大家对政府的卖国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
在一片沉闷气氛中，北大学生罗家伦突然推开人群，跳到台上大呼：“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冯国璋（总统）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
大家轰然响应，平静的校园，从此不复平静。正如陈独秀所说，政治找上门来了。
5月21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齐集新华门前，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此一协定，呼吁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出发前，工专学生夏秀峰用刀子割破手指，写下“此条约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的血书，以激励同学奋勇前进。
蔡元培是不赞成学生们搞政治的，他曾坦言：“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竭力劝止学生请愿，但学生们不听，还是上新华门去了。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加，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蔡元培《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中国学生》第3卷第9期，1936年10月23日。
这是学生运动的启程炮。罗家伦宣称：“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有了这件事做引子，再加上所谓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几乎是事有必至。”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请愿风波平息之后，政治的空气，却迅速弥漫北大。6月，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许德珩说：
李大钊同志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一百零八人，主要有下列几种人：一、向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当中有好些都是起领导作用的。参加的人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号川岛），以及周炳琳、孟寿椿、周太玄等。后来堕落成为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混进了这个组织。还有参加新潮社的新诗人康白情，陕西文人郑伯奇等。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这个学会，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政治团体。一旦成为政治团体，有些人就变成是“混进来”的了。
陈独秀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胡适虽不以为然，但人各有志，也无可奈何。
1918年10月，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胡适、陈独秀《论〈新青年〉之主张》。《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等于承认，文学革命、伦理革命，与政治革命，是没办法分开的。不能单搞文学、伦理，而不搞政治。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出所谓的“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杜绝秘密外交，签订公开和约；确保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的绝对自由；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裁减军备；建立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联盟等等。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似乎已破蛹而出；一个充满公义、正义的新世界，似乎已展现它的伟大曙光。许多中国人都由衷欢呼：“威尔逊是个大好人！”傅斯年自豪地说，他可以把威尔逊的“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几乎每战必败，这回中国虽然没有派一个兵到欧洲战场，但好歹“站对了队”，成了胜利国，整个中国都兴奋得发狂了。徐世昌总统下令全国放假三天，让大家去狂欢。
北京六万民众在太和殿前聚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在许德珩的记忆之中，“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
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学者，在天安门前的露天讲堂，一连做了三天演说。蔡氏宣称协约国的胜利，有四大意义，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他以安那其主义的目光去看待这场战争，因此，他乐观地预言“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他认为欧洲战争与我们是无关的，俄国革命的胜利，才是新世界降临的转折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十月革命是安那其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民粹主义者认为是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只有庶民的胜利，才是真正伟大的胜利，他大声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新文化诸子纷纷发表文章，纪念战争的结束。他们普遍地对未来表现出极大的期望，甚至认为这是法治主义的胜利，独裁主义的失败。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为这场战争赋予了许多五光十色的意义。自由、民主、科学、民权一类口号，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被推到了三万五千尺高空，光照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