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终生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打转，他宣称两千多年来盛行的都是伪孔学，真孔学被湮没了，现在他要拨开云雾览日月，洗去真孔学的尘垢，重现其价值光芒，把人民从暴主、夷狄的酷政下解放出来。他的“托古改制”，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又略进了一步，开始尝试把西学的某些“体”，加以包装，移植到中学的“体”内。他要启蒙中国人，所以要引入西学；他要救亡中国，所以要创立孔教，奉孔子为教主。如果他不是有心用孔教包装西学，那他一定是用西学包装孔教。
康有为赞美孔子说：“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似乎孔子做教主，已是既成事实，其实，又要不托神道，又要成为宗教，这本身已经构成一个难以解套的悖论。康有为呼吁皇帝尊孔教为国教，以教主纪年（1895年即“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四年”），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
康有为把“保教”与“保国”，甚至“保种”相提并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技巧，不如说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启蒙与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着调和的努力。他似乎预见到，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会遭到空前的冲击，到那一天，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将面临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儒学安排后路。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这个主意。其实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想创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学可以变成佛教，为什么孔儒不能成教呢？欧洲启蒙运动，最初也是来势汹汹，挑战上帝的权威，但最后西方的教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无事吗？
这给了康有为一剂强心针：把儒学升格为宗教，儒学的体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岂不皆大欢喜？于是，他致力于创立孔教，一方面，为眼下的政治改革，寻找合法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在未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势下，营造一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这时，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余杭名士章太炎，名炳麟，生于1869年。古文造诣极高，对古代典籍的考订疏证，系统而缜密，在小学、音韵、训诂、佛学方面的研究，天下无人可与争锋。若坐而论道，康有为不是他的对手。
章太炎也是维新人士，给《时务报》撰稿，名气与梁启超不相伯仲。谭嗣同曾夸梁启超是贾谊，章太炎是司马相如。不过，章太炎的文章，用典多而冷僻，用词古奥难解，一般人不容易明白，和梁启超的“时务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章太炎对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不以为然，写了些批评文章，被康门弟子围攻，打得他鼻青脸肿，章太炎一怒之下，到上海自立门户。他把孔子定位为一个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不是教主和圣人。六经皆史，研究经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
康、章二人，学问上“辄如冰炭”，政治上却引为同志，互相呼应。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维新”成了19世纪中国的一出压轴大戏。1895年秋天，康、梁等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大吹大擂，打响了戊戌变法的头炮。“变”，终于汇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而引起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为戊戌变法做好了铺垫，戊戌变法则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先声，而辛亥革命也随之而起。
这一清晰的脉络显示，近代中国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社会革命运动，都是从1895年5月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公车救亡运动开始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把兴办京师大学堂，列为头等大事，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
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管辖”。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且俨然成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康有为期望它成为隆观听而育人才的现代辟雍，殊不料，数年之后，这棵大树却培育出了“打倒孔家店”的一代。这也是康有为始料所不及的。
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同时，“外国文一字不懂”的康有为，抛出了一系列极具震撼性的政治、经济、文教改革方案，包括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废除八股，开办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等等。
梁启超认为，中国落后的病根，在于思想守旧；而思想守旧的病根，在于科举。他说：“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任公近著》（下），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23年版。因此，要救中国，首先必须扑灭科举制度。
如果维新派循序渐进，先废科举，后办学堂，取得突破，渐次推广各项改革，未尝不能取得成果，但他们急于求成，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全凭血气之勇，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最古老的权谋之术，甚至以宫廷政变来推行新政，其结果如何，不待智者而后知。
在弟子们的眼中，康有为乃当今素王，“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不过，翁同龢却嘲笑他是“说经家一野狐也”；章太炎骂他自居教皇是“想入非非”；孙文的革命党讥笑他是“五级退化”，从教主退化为共和，再退化为立宪，再退化为变法，再退化为勤皇保皇；而正统的儒学原教旨主义者，亦容不得他在儒学中掺入西方的私货，大名士叶德辉一眼识穿了康有为的动机，他说：“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给康有为扣了一顶黄皮白心的帽子。
康有为主张教主纪年，不再使用大清统号，什么同治几年、光绪几年，统统作废，更令朝野一片哗然，重定正朔，自古乃帝王专利，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康有为竟敢僭越，等同谋反。强学会所创办的《强学报》，以“孔子卒后若干年”为纪年，招来非议如潮，原本同情维新的张之洞，也吓出一身冷汗，赶紧与维新派划清界线，指出“孔子卒后一条”，未经商议，擅自发布，下令查封强学会，《强学报》也随之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