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钱玄同与陈独秀做开场白。陈独秀说，对将来是用世界语，还是拼音，或法文取代汉文，无可无不可，只要能取代汉文就行。从步骤上说，可以“先废汉文（文言文），且存汉语（白话文），而改用罗马字母（拼音）书之”。
但钱玄同不赞成以法文代替世界语，他坚信各国牺牲自己的国语，推行世界语，乃世界大同的标志。既然如此，何不一步到位，直接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的世界语？尽管他自承“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钱玄同《区声白、陶履恭信跋》。《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但这并不妨碍他把“ABCD”视作中国文化的救星。他认为当前的上上之策，就是在中国的学校里，立即以世界语取代英语教学。陈独秀被他说服了，并且想象“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陈独秀《复钱玄同》。《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不过，为什么中国人推行世界语，欧美人就会“震惊失措”，陈独秀倒没有说明。
两人在《新青年》上一唱一和，原指望新文化阵营一呼百应，造成声势，掀起一轮文字革命的高潮，讵料最先起来唱反调的，竟是《新青年》同人陶孟和。
陶孟和，原名履恭，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年进入北大，执教社会学。他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编辑部里只有他与胡适是留学英美的，两人的观点，往往比较接近。从1917年至1920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其中便包括他对世界语的质疑文章。
他指出钱玄同把世界大同与世界语等同起来，从根本上已经错了。“世界主义是一事，而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世界大同只是利益上的相同，而不是民族特性（包括语言）的消灭。他尖锐指出，以世界语取代汉语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专制，与罢黜百家的文化专制，同出一辙。陶孟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以思想专制反对专制思想，始终是新青年们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
陶氏的文章，招来北大世界语的师生以及各地安那其的反驳。双方情绪愈来愈激动，免不了都闹起闲气来了。鲁迅认为世界语能不能独尊，那是以后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没必要讨论。新青年阵营分成了两大派，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和安那其主义者为一派，胡适、陶孟和、朱我农、任叔永等人为一派。双方的笔墨官司，从北大一直打到太平洋彼岸。
陶孟和在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组织了一组“论世界语”的通信，他嘲笑世界语是“垂死的假言语”，鼓吹世界语是“卖药者未有不夸赞其药之灵验者”，并斩钉截铁地断言：“绝对的不信世界语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语与世界统一有因果关系。不信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陶孟和《答孙国璋》。《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胡适主张改革文字，宜循序作阶段式前进。他说：“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钱玄同、陈独秀、胡适《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他一方面赞成“先废汉文，且存汉语”，一方面又说自己“不懂语言学，不配说话”，曲曲折折，其实是想强调“凡事要循序渐进”的观点：
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反把这问题的真相弄糊涂了。胡适《致钱玄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1980年。
胡适批评钱玄同“抄近路”，明眼人一看即明。为胡适撰写年谱的胡颂平记述，胡适对世界语问题，“始终守中立态度。到了（1918年）8月7日，才劝那几位文战团体中的人，可以宣告‘讨论终止’了。钱玄同在附言里说，‘适之先生对Esperanto也是不赞成的，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但火头已经点着了，一时间还不易熄灭。远在美国的任叔永致函胡适，把钱玄同大大挖苦了一番：“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我想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
任氏进而又补上一句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任叔永《致胡适》。《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在日本的朱我农（即后来的交通大学校长）也加入了论战。他对推行世界语，较陶孟和反对得更为激烈、彻底。陶氏说世界语是“垂死的假言语”，朱氏则直斥其为“已死的私造文字”。他断然表示，世界语没有口头语言作为根基，所以是不能进化的死文字；靠几个人私造一种文字来取代日常语言是白日做梦。
［朱我农致函胡适说］陈钱两先生称为“人类之语言”的语言，究竟是世上能有的，还是不能有的么？这个问题，现在尚不能解决；因为这是将来的语言，不能据现在几个人的理想测度得准的。但是据现在的事实看起来，这语言是现在没有的，所以两先生所说的“人类之语言”，只能算作一个虚拟的名称，不是实有的事物。
人类有没有世界大同那一天，本来就是一个假设；说世界大同之日人类就一定会独尊世界语，更是假设中的假设了，与假设世界大同之日人们穿什么衣服一样无稽。“能否实行，和以后实行时的秩序是否如此，还得实地研究，光这几句空话是不可靠的。”朱我农《致胡适》。《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朱我农从逻辑上否定世界语的必然性。胡适在复信中承认：“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胡适《跋朱我农来信》。《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胡适希望争论告一段落。钱玄同也同意休战，这种左手与右手打架的事，实在和洗煤炭一样没劲，他声称今后只和赞成者讨论，“若如陶孟和和朱我农两君及老兄（胡适）之根本推翻Esperanto者，甚或不承认将来人类应有公用的语言文字者，则不复置辩。”钱玄同《致胡适》。《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在钱氏看来，胡适并不是什么中立者，而是主张根本推翻Esperanto的人。这在他们之间，埋下了一根刺。
钱玄同的废除汉文主张，引起各方责难，最尖锐的批评，来自新青年阵营，这很令人泄气。陈独秀形容当时社会上，“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1919年元旦刚过，陈独秀就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正式打出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他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