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侯宝林耀文追悼会没几天，又收到侯宝林先生的爱女侯錱女士的短信。她说，今年是侯宝林先生九十寿辰，打算为其父出一本书……我真不知在冥冥之中，老天是怎么安排的！好在侯宝林老先生的寿辰是冥寿，侯耀文的匆匆西归莫不就是为了去关照老爷子？嗨！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出这样一本书都是很有意义的。为了纪念侯先生的九十寿辰，也为了寄托对耀文的哀思，是为此文。
与大师的多次会面
侯宝林先生生前，我同他有数次接触。最早的一次是“文革”前，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听过先生一堂课。那堂课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只是坐在下面听他讲课的学生。所以算不上是什么“接触”。真正的第一次接触是20年后在北影的小放映间。那天开会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大家见见面，座谈一下，然后看一部老舍先生的影片。当时，侯先生刚刚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任语言文学客座教授。我自幼喜欢相声，所以一见侯先生来了，就赶紧凑了过去，并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回答也很俏皮。他说：“这只能说是件新鲜事儿。不过，对我总结和写书有帮助。这就像上了套的骡子，你不往前走也不成了。”待到《骆驼祥子》的座谈开始，侯先生发言了，他让我认识了一个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侯宝林。在此之前，各种报刊上讲的侯先生往往都是一个街头艺人，如何经过种种酸甜苦辣和努力，最终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大师的。在那个年代，这种宣传还多带“忆苦思甜”的色彩。因而绝少有人提及侯先生的读书生活和他的广泛涉猎。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的侯先生却是一个很有文学见地，而且涉猎广泛的侯先生。他对《骆驼祥子》极熟，与凌子风导演谈起祥子和虎妞，简直就像在说一个和他们相识多年的老街坊或老朋友。连这两个人物该在什么场合活动，吃什么小吃，花几个大子儿都说得不差，说起老舍先生的作品，侯先生竟如数家珍，篇篇都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正在给凌导演改编《月牙儿》，可以说整天都生活在老舍的作品当中，我竟然不知道《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处女作，而且是从伦敦寄回国来发表的，还是侯先生说起我才知道和记住的。
第二次见到侯先生是在中影公司。即“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小礼堂。这次活动的内容，还是看老舍的影片。那天，侯先生来得很早。凌导演还没到，我怕冷落了先生，就主动坐在了他的身边。我问他：“您还记得您在这儿给我们讲过课吗？”他用眼仔细看了一会儿台上说：“不记得了！我去过的场子太多，记不得了……”我说，“您那次真把人逗坏了！”我因当年学的是表演，说话有爱模仿的习惯，就学着先生那种既高且亮的嗓门儿，讲起当年的盛况来：“这相声，讲的就是说、学、逗、唱。这要论‘说’，谁说得最好？您问问北京曲艺界——侯宝林！这要论‘学’谁学得最好？您问问北京曲艺界——侯宝林……”不想，我还没说完，侯先生竟把我的意思弄拧了。他说：“不会吧！我怎么能这样儿说呢？这也不实事求是呀！不会！”先生说时，声音不高，也没急，但眼里却明显地流露出了一种克制。我这才告诉先生：“不！这是您在给我们讲相声的讽刺功能时举的例子。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自高自大。”侯先生听了，脸上才又重新浮现出平日常有的那种谦逊的笑，“噢！那可能是我的现挂。这是我们的行话，意思就是临时抓的词儿。讲讽刺说别人儿不好，只好自个儿说自个儿。不过，我记不得了。”
侯先生的那次讲课恐怕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客座教师“上座儿”最多的一次了。
那是1961年，为渡过经济困难，电视台经常搞“笑的晚会”。学校也要求我们表演系的学生学说相声和编写喜剧小品。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邀到我们学校去讲课的。在此前，学校曾请一位著名画家讲课，因事前考虑不周，将讲课地点安排在了这个小礼堂。结果，全美术系的同学虽都悉数到齐了，但小礼堂仍显得空荡。弄得那位画家不太高兴。所以这次请侯先生来，便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除要求表演系同学都必须来之外，还通知了导演系也必须来。但就这样也只坐满了小半个场子。然而，侯先生一点没在意。讲课时，仍像平时在舞台上一样充满了激情。但他讲了不到一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美术系的同学得知侯宝林来讲课，纷纷向老师请求来听课。接着摄影系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术和摄影虽与表演无关，但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前来听侯先生讲课，也还算有理由。又过了一会儿，工程系录音、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的同学也来了。这就与他们的专业离得太远了。其实，与其说是学生想来，不如说是老师也想来，所以才有这样儿的结果——整个小礼堂就像平日看电影一样，坐得满满的。相声与侯先生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侯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他不是讲完一个观点，而后没完没了地去做推理和论证。他讲课也有论点，但每个论点都很短，一般就是他们行里的一句术语，甚至就是一个词儿。然后就对与他同来的郭启儒先生说：“咱们来一段儿，给他们说说……”所以，整堂课几乎就是一次用演讲串起来的相声经典大荟萃。整整四个小时，全场一直笑声不断。那天，侯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每讲一段，就要翻开他带来的小本子看一看，然后把每个段子之前那些铺垫都十分精练地说一下。等到该举例的时候，就用他和郭启儒先生的表演来完成。那天，他涉及到的段子有《关公战秦琼》、《改行》、《戏剧与方言》、《戏剧杂谈》、《夜行记》等等。还有一些可以很好地说明相声的规律，但并不完整的段落，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喜剧有个规律，就是你把生活里正常的逻辑倒过来，观众就得笑。比方说：你卖萝卜，叫唤：‘萝贝赛梨——辣了换！’谁也不笑。你要吆喝成‘梨赛萝贝——甜了换！’观众就笑了。卖白薯都说，‘我的白薯赛栗子。’没有一个卖栗子的说‘我的栗子赛白薯的’……”“另外，巧，巧到出奇，也可致人发笑。比如：卖豌豆……”他学道：“‘豌豆哩，多给！多给哩豌豆哎，赛过栗瓤儿——！’你的柳活儿再好，学得再像，观众也不乐。但你要说它是音乐，观众就乐了。为什么说它是音乐呢？您听它的曲子是不是‘223-223-12332-16122——’这就是巧。其实这叫卖声谁都熟悉，但你就是没想到它是音乐。我这么一说，观众就乐了。”我们这样儿聊了一会儿，侯先生忽然说，：“我好像有点儿想起来了，我是到电影学院讲过一回课……”
我第三次与侯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是在《骆驼祥子》拍了不少镜头以后看样片。看完样片后，侯先生表示要辞去该片的语言顾问职务。他对片子还认真地讲了几条意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孙侦探逼祥子把闷葫芦罐儿拿出来买条命的那一场戏。
他说，像孙侦探那种人是不可能留分头的。用他们的话讲，叫“温足亮顶”。“温足”说的是他们这些人一年到头儿，特别是冬天，脚上一定得穿鱼鳞毛窝。这样才暖和，打架抓人好出脚。“亮顶”，指的是他们干这行儿的全是秃子，主要是怕出手的时候儿让人薅头发……。凌导演听了这个意见后就把演员倒饰成“温足亮顶”整场重新拍了一遍……但遗憾的是，侯先生不管凌导演怎么坚持，侯先生还是把做该片语言顾问一事辞了。从他与凌导演两人争论此事的过程中，我似乎从中听出了一点门道。侯先生的坚辞不就，好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正在写书，很忙。他不愿做那种“不干活儿就打名儿的事儿……”（其实，在此之前他已干了不少“活儿”了。）另一个，就是出于他对老舍先生的尊敬。他说，“老舍是我的老师！”我就是那次才知道，建国之初期北京市政府为了净化相声，曾请老舍先生关心过相声。因此侯先生与老舍有过一段较长的接触，因而对老舍先生充满了尊敬之情。一个已在曲艺界堪称泰斗的人，却仍时时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这使我感慨良多。
大师拜年的故事
春节拜年是中国人的老礼儿。但在侯先生的研讨会上人们却一再提到侯先生拜年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个个都十分感人。人们之所以一再提到他的拜年，是觉得从这一侧面能更好地反映出他崇高的人品。
贺教授在发言中说，她在教学中每有困难就去找侯先生，而侯先生每次都是热情接待，并帮她在教学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从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是，她不曾想到，她接连好几年去拜年，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每次她去，侯先生的家人总是回答：他拜年去了！于是她下一年就更早地去，结果一年比一年早，最后也没有给他拜上一次年……这事成了贺教授终生的一大遗憾。
侯先生究竟是去了哪里？又是给谁去拜年了呢？他去拜年的全是他的恩人。这第一个就是老舍。
在侯先生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说到这里，就涉及侯先生的创作活动了。建国之初，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当时有关部门在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尚不十分成熟，没有摆脱“极左”的干扰。相声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不应遇到的劫难。
有一次，曲艺工作者下工厂为工人演出，但在演出中，有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热情很高，但却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的语言，让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最后竟以“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为由得出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缔了。这一来不要紧，一下使得许多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到了饿肚子的程度。为挽救相声，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设法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困难。为此，他们想到了老舍。不过，他们又怕老舍不同意：“一位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会帮我们写相声吗？”最后，他们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他。据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老舍之子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见到他后，讲了相声界当时的困难处境。老舍先生马上就答应了。谈话中，还以自己抗战时在重庆不仅写过相声，还说过相声为例，认为相声应该存在下去。侯先生等人听了非常高兴。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只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就这样，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改编出了《菜单子》、《文章会》等几个新段子。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整个演出都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表演后很兴奋，这才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了。相声救活后，老舍先生除希望他们努力学文化外，还进一步建议他们要提高相声的品位。并将吴晓铃、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介绍给了他们。侯先生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自从见过一面后，便“粘”上了他们。长年向他们虚心求教。而这两位学者，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后半生都与侯先生一道，长期地，而且是始终如一地，倾心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侯先生对能结识这样两位学者高师也深感荣幸。并对给他们牵线的老舍先生也念念不忘。侯先生之所以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而且要行三叩首的大礼，除因为当年老舍先生在救活相声方面给他们帮过大忙外，恐怕给他介绍了吴、罗二位大师、学者也是原因之一。对侯先生的大礼，老舍先生自然不能消受，所以年年都要上前用力搀扶，但每回都未曾扭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吴晓铃、罗常培也是他年年必然要去拜年的对象之一。
侯先生每年必去拜年的还有一些普通人。这里最应提及的是马三姐和晁师傅两位。这两个人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侯先生却几十年如一日，年年去给他们拜年。而且每次去都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接济。
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解放前，侯先生在处于艰难境遇时，他们曾给过他以无私的帮助。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鼓楼卖艺时，年龄尚小，常常说一天相声挣的钱只够吃饭，也没有钱住店，只好到处“借宿儿”。即：在收场子的时候，帮人家叠叠戏棚子。等睡时，把叠好的戏棚子往三条板凳上一搁，钻到里边儿就解决了睡的问题。这一招儿对付夏天还好办，可一到冬天就不灵了。戏棚子太薄，只能去租棉被。他挣的钱少，常常欠着租被子的钱。租被子的那家人姓马，是回民。他一没钱住店，就去找马家去租被子。时间一长，欠的租被钱就多了。那位被他称为“三姐”的人，见他人小，又守信用，常常就背着她爹把侯先生的被子钱免了：“我爹要问，你就说给我了！”对此年幼的侯先生一直心存感激。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侯先生却终生不忘。
晁师傅对侯先生的帮助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更小了。侯先生当时每天晚上散了场，都到晁师傅那儿去买“两面焦”。所谓“两面焦”，就是用棒子面或小米面烙的饼子。当时侯先生虽然个子不大，但肚子里油水儿少，吃的特别多。他要在晁师傅那里买着吃，就只能买四个饼子。看到他吃不饱，晁师傅就让他敲开面铺的门买一点面回来，用剩火给他烙饼子。这样就能吃五个，可以吃饱。侯先生对此也是终身不忘！“没有这些人，哪有我侯宝林呢？”所以，侯先生在给一些诸如老舍等曾为救活相声做过贡献的人拜年而外，就是给像马三姐和晁师傅这样儿的人去拜年。对此，曾有人说他这是“四旧”。但侯先生从不这样认为。他在自传中说：“我没念过书，没有从书本上学来的学问。但我从戏词里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受人家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我觉得做人就应当这样，我就这样去做……”后来一直到他自己挨斗时，仍一直坚持给这些人拜年和在经济上接济他们。后来这些人生活好转了，如晁师傅，觉得到酒铺喝二两就是他晚年的幸福。侯先生就去陪他喝二两。对马三姐也是这样。她在经济上不需要帮助了，那就过年去看看她。一个人对过去给自己帮助过的人，给予一些报答并不难。但年年如此，终生不忘，这就不是个简单的知恩图报问题，而是做人的一种境界了。
多年来在相声界乃至曲艺界曾受过他接济的人很多。侯先生是一级演员。这在当时收入应该说是很高的了。但据耀文和侯錱说，他们小时候生活并不富裕。侯錱是侯先生唯一的爱女，但却从来没穿过新衣裳，全是穿的耀文穿小了的旧衣裳。直到很大了，她都没穿过裙子。但在接济别人时，侯先生却从不吝惜。先生在世时曾有人撰文褒扬过他的这种品质。但他对此却谦逊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很多都是这样儿的。这是旧社会给我们逼出来的。我们不那样互相帮衬，就活不下去……”我以为，他最终能够成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和领军人物，除了他本人具有天才和勤奋而外，那就在他的人品了。否则，他不会有这样崇高的威望。
今年是侯先生九十寿辰。他虽然已离开我们14年了，但他却依然活在所有人的心中……
（作者霍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