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医饱受争议。支持者甚众，反对者亦不在少数。许多重量级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对过中医，如曾国藩、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钱钟书、巴金、李敖等等。其中不乏过激之词，如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大学者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连同一向用词平和的巴金也曾这样说：“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那么，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中医的呢？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兴趣。
毛泽东学贯古今，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交往过。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所取得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有哲学……”尽管当时可能是随意一说，但他把中医放在“三大贡献”之首，充分表明了对中医的看重。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接着，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同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不仅对中医药情有独钟，而且还与许多中医名家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建国后，毛泽东还几次接受中医治疗。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主席对保健医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付。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烧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刘惠民开的药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询问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得知其名字后，毛泽东立即风趣地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就背诵了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