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私人藏书家甚多，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称，有427人，而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转引自宁波出版社《中国藏书通史》第二册）则曰“明代知名藏书家有358人”。总之，明代藏书家（不计藩府藏书）的人数是远远超过前代的。
范钦自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后，近三十年的从政生涯，宦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广泛搜集书籍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他并不像历代多数藏书家那样一味醉心于珍本典籍，也非常重视收集当代的文献资料，包括明代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方志、登科录、类书、医书、明人传记及其诗文等，其中不少是当时多数藏书家所不屑一顾的所谓“三式之书”、“下邑陋志”和“时人近作”等。
当然，这里可能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作为一个藏书家，要说他故意轻视宋元版本是不客观的，收藏宋版元椠，要精力、财力相与匹配。他并非出于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先辈基本上没有什么藏书积累遗留给后人，他的收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的。
有明一代的藏书家群体中，范钦天一阁庋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里所谓“质量”通常是指版本价值——与别人相比都相形见绌。范钦是经济上比较不富裕的一位，主要靠薪俸收入，又公务繁忙，面对宋版元椠常常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他的藏书与当时的藩府庋藏当然无法比拟，与权相严嵩辈相衡，更难望其项背。范钦即使偶有一些宋元版本，亦属凤毛麟角，只是寥寥数部（册）而已，与同时代（包括年代比较接近的）藏书家相比，也相对逊色。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之。
如苏州丛书堂主人、明代著名藏书家吴宽，他“位居一品，财力充沛，为他的聚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京为官数十年间，他四处搜求珍本，购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籍，使丛书堂之藏日益丰富”。（见《中国藏书楼》第2册第963页）
长洲（今之苏州）文徵明玉兰堂藏书，源起于其父曾任温州知府的文林（字宗儒），父子均嗜书藏书，建玉兰堂于宅中典雅园林之内；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文柏都是藏书家，各自建有藏书楼；其后裔孙文元发、曾孙文震孟都是藏书名家。他们均有渊源传承，哪像范钦是白手起家。
与范侍郎同时驰名被称为明代“浙江三大藏书家”之一的项元汴（另一家为绍兴祁氏澹生堂），他的藏书楼名为天籁阁，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此书收于江苏广陵刻印社1984年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第14册内）称：“项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资力雄赡，享素封之乐，出其余绪，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
比范钦稍晚出世的常熟藏书家赵琦美，其脉望馆藏书曾雄视东南。但审其家世，其父赵用贤为吏部左侍郎，喜藏书，尤精校勘，建脉望馆藏书楼，储珍版善本二千余种。赵琦美荫袭刑部郎中，继承其父脉望馆藏书事业，长年累月勤于搜求、抄录，故藏书增至五千余种、二万余册。
晚明钱谦益（亦是常熟人）绛云楼名气更是不小，他挟其巨赀，“不惜重价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他看中了宋刻本的《汉书》和《后汉书》，即以三百金购之。（见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收于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
另一位侍郎之书友王世贞，他的小酉山房也极为著名。王世贞的父亲做过巡抚、蓟辽总督和兵部尚书等大官，他自己亦是显宦和文坛领袖，所以也是财力雄厚。他为了得到一部曾为赵孟收藏过的《汉书》，用自己的一座庄园交换得来，还引为快事。他在跋中说，此书用桑皮纸印，白洁如雪，四旁宽广，字大如钱，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为赵藏中珍本，至明时落入陆太宰家。
范钦挚友丰坊，亦是出身于名阀世家，自北宋以来，即名人代出，如丰稷，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曾任国子祭酒、刑部侍郎，出使高丽等国，晚年因受蔡京等排挤，出知苏州、越州、明州、常州等府，是“甬上四大姓”之一。其父丰熙，榜眼及第，为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名臣。《中国藏书楼·丰坊与万卷楼》记载：“鄞县好古藏书之家，丰氏而后推范氏。”说明丰氏藏书的历史及名声原先在范氏天一阁之上。因丰坊有“心疾”，既不善理财，又不善治家，万卷楼藏书的管理也十分混乱，所藏宋本与名贵写本，大半被其门生辈窃走；后又不慎遭火灾，藏书焚毁几尽，剩余残书残帖，后归范氏天一阁。
明末清初期间常熟又出了一位藏书家、刻书兼发行家毛晋（字子晋）。“其父毛清以孝悌力田起家，热心公益，成为当地有名的乡绅。丰裕的家庭境况为嗜爱读书购书的毛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为了求购好书，他在自己家门前揭一榜招贴，上写：‘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高昂的价格，使得书商们和古籍出售者闻风而来，……当时流传着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不如鬻书与毛氏。’”（《中国藏书楼·毛晋汲古阁》）
可见范钦藏书，当时实受其财力的限制，否则当是另一种格局了。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范钦的藏书事业却另外起了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正因为他具备立足当代、放眼后世的远见卓识，“不薄古人厚今人”，“经世致用，人弃我取，时著为主”，在藏书选取上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与前人迥异的道路，才为我们留下一座弥足珍贵的文献宝库，使他的藏书能在数百年后大放异彩。
康熙十二年（1673），著名学者黄宗羲登阁读到不少生平未见之书，并“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宗羲的友人兼学生李邺嗣（杲堂），一向潜心乡邦文献，亦曾登阁纵览，“因得郑荥阳、黄南山、谢廷兰、魏松雪诸先生诗集，录入选中（指杲堂所编《甬上耆旧诗》），俱前此选家所未见”。他盛赞范钦“有功于吾乡文献为甚大矣”。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纂《四库全书》，诏令全国藏书家进呈遗籍秘本，范钦裔孙懋柱等进呈天一阁藏书六百三十八种，其中被选入《四库全书》作为底本的就有九十六种；列入存目的有三百七十七种。乾隆曾在天一阁进呈的宋魏了翁纂《周易要义》一书中亲笔题写：“四库搜罗广，懋柱出珍藏。抄刻俾归之，牅世文教昌。卷首题五言，用贲世守长。”后来他又在唐马总纂《意林》一书中题词：“五卷终于物理论，太玄经下已忘之。设非天一阁珍弃，片羽安能忻见斯？”由此可见天一阁藏书价值之一斑。（乾隆题词全文见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热爱藏书的范钦，他每到一处，便千方百计收购当地的公私刻本，实在无法购到的，就设法抄录。范钦收藏的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内部官书文件，如若没有独特的有利条件，这类书籍是很难搜觅得到的。如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奉旨颁行的《皇明制书》，是明正德以前法令和制度汇集，收集了多种明代前期的重要文献。又如《军令》一卷，嘉靖二十六年（1547）颁行，同年刻本；《大阅录》二卷，收有明张居正、霍冀等奏疏，隆庆二年（1568）兵部刻本；《营规》一卷，嘉靖四十年（1561）兵部颁发，同年刻本；《宁波通判谕保甲条约》一卷，嘉靖三十四年（1555）通判吴允裕撰，同年刻本；《吏部四司条例》三卷、《考功验封条例》三卷，明蹇义撰，乌丝栏明抄本；《船政》一卷，明南京兵部车驾司编，嘉靖官刻本；《工部为建殿堂修都城劝民捐款章程》一卷，嘉靖三十八年（1559）颁发，同年刻本；《户部集议揭帖》一卷，每页骑缝有明户部钤记，嘉靖年间抄本；《学政录》一卷，明嘉靖三十年福建按察司副使朱衡奉旨：将学校卧碑奉到敕谕，誊黄誊写，转行合属州县儒学，钦遵施行，嘉靖三十年兴化府刻本；《漕运议单》一卷，明嘉靖二十一年户部议定，蓝丝栏明抄本；《军政条例续集》五卷，明孙联泉撰，嘉靖三十一年江西臬司刻本；《余肃敏公经略公牍》一卷，明余子俊撰，嘉靖五年张缙重刻本；《条例全文》八卷，为明佚名氏编，成化弘治年间条例，明抄本；《嘉靖新例》一卷，明佚名氏编，明乌丝栏抄本；《兵部武选取司条例》一卷，明囗囗囗撰，嘉靖中蓝丝栏抄本。如今，这些一般藏书家既不甚关注又难以获得的极为罕见的文献，恰恰是我们研究明代历史，特别是嘉靖年间的社会现状、律法、典章制度等最直接、最有价值的资料。
本世纪2006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元史室与天一阁博物馆合作整理点校的明抄本《官品令》（整理点校后改为《天圣令》）由中华书局出版，它是学术界原以为早已湮没的宋代法律典籍《天圣令》残篇。《天圣令》出版发布后，学界为之轰动，即在宁波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甚至有学者称它的文献文物价值不亚于汉代简牍、敦煌瑰宝。关于此书的文献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建教授称：“中华法律系在唐代向外传播，成为东亚各国效仿的范本。唐代律令如此重要，但保存流传情况却有所不同。唐律完整流传下来；唐令则基本散佚，使唐代制度研究和法律研究变得比较困难，影响了对唐代治理国家根本方略的理解。于是，搜集唐令逸文，以及其他资料复原唐令，就成为学界持续百年的学术追求。1999年，戴建国教授公布了在天一阁发现《天圣令》抄本（一册十卷）的消息，学界为之震动。这是因为《天圣令》的编撰形式很特别：全令在唐令基础上修撰，而各令又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将唐令依据宋代情况作了改动，是现行法令，现在我们称它为宋令；后一部分将舍弃不用的唐令原样照录，现在我们称其为唐令。《天圣令》本身是北宋法典，但其中却原样保留了几乎占全令一半的唐令原文。一本《天圣令》而具有两个朝代的令，其价值之大可想而知。”
2010年3月上旬以来，新华社等媒体先后报道了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合作整理的《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选本），已由线装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次出版的范钦原藏本政书有五十四种九十五册，绝大多数为海内外仅有之本，其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在这一领域内堪称独步。
范钦高度关注收藏和刻印政书中法令、条例一类图书，具有常人不可企及的远见卓识，这与他一生兢兢业业从政、治军、抗倭卫国、保乡安民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知娴熟运用法律条文，了解各朝代之间法制的内在联系，是朝廷官员的应具素质。由于范钦当代所编的几种天一阁藏书目录均已失传，我们无法知道当时范钦究竟藏有多少诸如此类的书籍，但从嘉庆十三年阮元所编的《天一阁书目》来看，明代及明代以前的职官类、政书类之书就有196部，均是明代刻本及抄本。范钦本人还编订过《嘉靖事例》三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范钦在《嘉靖事例》中辑录了明嘉靖朝经济方面事例八十余件，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体现了明代法制建设所达到的水平，是研究明代经济和法律制度颇有代表性的珍贵文献。另一方面，宁波地处海防前哨，又是重要的海上交通港口，加以宋代王安石在宁波任鄞县令时，试行新法、实验新政，官民法制观念和海防意识一直较强，亦有一定关系。历史的传承与当代的严峻现实（如倭寇侵扰，个别奸商与倭寇勾结，武装走私，甚至占据海岛渔港），都需要提倡法制建设，积极加强军民遵纪守法、团结御侮的教育。
天一阁原藏中，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也与范钦一贯坚持的“人弃我取”的方针以及所处的时代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据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统计，范钦当时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四百十五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天一阁现存的二百七十一种明代地方志中，海内孤本占一百六十四种。其中有相当部分还是现存最早的志书。如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琼台志》四十四卷，是现存最早琼州府志（琼台即今海南岛，明时称琼州府）。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隆庆增补本《象山县志》，序言称“邑有旧志，荒废已久，事迹罔稽，欲览无由也”。这是现存最早的象山县志。
现存明代地方志中，纂于嘉靖年间的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有部分明代棉纸抄本，如《元和郡县图志》、嘉靖《仪封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彰德府磁州涉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弘治《偃师县志》、嘉靖《广东韶州府翁源县志》等等，当为范钦在没得到刻本情况下请人抄录保存的；更为难得的是，还有陕西、贵州、广西、云南等边远地区的一些地方志。这些珍贵的明代各地方志，记载着许多正史中无法查到的史实。
明代是我国科举文献留世数量最多的朝代，而它们能基本完整保存至今，多数也是幸赖范钦辛勤收藏和他的后裔们兢兢业业的恪守。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下诏：“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仕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天一阁藏有自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十三年（1585）的《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近六十科，如果加上《乡试录》，则更是蔚为大观。这些由朝廷或省学政颁行的科举文献绝大部分为海内外唯一之本。范钦于万历十三年（1585）去世后，天一阁不再有此类由官府主持刻印的科举文献收藏。主要原因有几方面：其一，天一阁缔造者范钦从青年州牧至朝廷中枢的二十八年从政生涯，为他收藏科举录、方志、政书等文献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其二，范钦在仕途上需要这些具有人事档案性质的科举文献；其三，范钦的藏书理念是经世致用、厚古及今。范钦去世后，他的后裔也在尽己之力续增范钦藏书，但客观上没有像先辈那样的条件与能力，所以万历十四年以后天一阁由民间书坊刊刻的《进士履历便览》取代了《乡试录》、《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的收藏。
关于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早已受学界推重，饮誉中外。相比之下，由范钦后裔收藏的明清《进士履历便览》以及类似文献如《同年录》、《齿录》等显得冷落了。然而国内现存的明清《进士履历便览》亦以天一阁收藏最为丰富。天一阁遗存至今的《进士履历便览》，起明万历十四年（1586），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历一百零八个春秋，计二十六科（种），包括孤本十种。阁内现存的二十六种《进士履历便览》有相对完整的体系，尤其是清顺治朝共开科八次，天一阁保存着顺治朝连八科的《便览》，更为国内独一无二。现今国内所能见到的明清《进士履历便览》，万历之前仅嘉靖朝四种而已，清代则“均为顺治康熙两朝物，康熙以后，即不见这类进士名录，通常所见者为《齿录》”（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序》，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这批阁藏科举《便览》同样非常珍贵，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沿革、盛衰原由、中式者家庭背景、科考历程、师门关系、科举人才地域分布与流动以及当时书坊印刷出版活动、坊刻本尤其坊刻递补本特点等直接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宁波范氏天一阁自第二世大冲起至司马公范钦四世裔孙光文、光燮等三代间藏书活动的重要佐证。
天一阁原藏书中也不乏其他方面的珍版善本，如元至正刻本《古乐府》十卷，元左克明编，卷一左下方有“四明东明子参校”题记，正文并有范钦朱墨批校和抄补。此书系左氏原本未经后人窜改者；元至大四年（1311）刻本《针灸四书》，为元代著名针灸学家窦桂芳所编，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该学科中罕见之书，也是海内仅存之本；明抄本《峰真隐漫录》，为南宋宰相史浩所撰，该书保存了当时的许多珍贵史料，尤其反映了南宋中兴时期的政况；《三才广志》为我国古代流传下来一部最大的私纂类书，由明代藏书家吴珫编辑，举凡天文、地理、节令、气候、典章制度、风俗人情、文学艺术等无所不包，且有不少插图，图文并茂。该书只有抄本（以天一阁藏明抄本为主体）传世，数百年中从未刊刻过，可谓“稀世之宝”。上世纪末，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阁藏《三才广志》现存二百九十八卷计五千四百三十五页（除去各册空白页），以平均每册四卷匡计，估计范钦当时请人抄录完备时有二百五十册左右；明抄本《天心复要》，此书流传甚稀，为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天一阁进呈之书，内容包括“讲岁历论”、“问岁差法”、“图款”、“节候序类”等篇，首钤翰林院朱文大方印。《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天文算法类存目。国内除天一阁抄本外，仅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香溪书屋抄本；明隆庆刻本《尺牍清裁》，为范钦书友王世贞及其胞弟王世懋（嘉靖进士）编校；明刻本《浙音释字谱》收录我国古琴名曲，对每曲都分以章节，以浙音相释。每曲之前均有题解，对各曲之始创源流、曲名来历以及曲旨皆有考述，尤为精辟。
除藏书以外，范钦还收藏了许多有价值的碑帖，其中有北宋拓本《石鼓文》和《秦封泰山碑》，汉《西岳华山碑》，明《万卷楼帖》和《义瑞堂帖》等，是研究明及明代以前书法篆刻艺术的宝贵资料。可惜在清中期以后，这些珍贵碑帖大部分散佚。至于范钦所藏碑帖，其成就实亦可与藏书相比肩。乾隆五十七年（1792），史学家钱大昕编有《天一阁碑目》一卷。钱氏在序文里说：“天一阁石刻之富不减欧、赵，而未有碑目传世，岂非阙事。”钱氏又说：“拂尘去蠹，手披目览几及十日，去其重复者，自夏商周三代迄宋元凡七百二十余通，以时代前后为次，并记撰书人姓名，俾后来有考。明代亦有字画可喜者，以（年代较）近不著录，仿欧、赵之例也。”嘉庆二年（1797），浙江学政阮元登上天一阁宝书楼，见到北宋拓本《石鼓文》欣喜不已，即嘱工匠摹刻上石，嵌于杭州学府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
司马公病笃弥留之际，第二次进行析产。出于对藏书保护的深谋远虑，他把财产分成两份：一份为七万卷左右藏书，另一份为银两若干（具体数目未详）。他认为藏书不能分割，否则就违背了藏书的初衷，天一阁也就无法延续下去了。其时次子大潜已于三个月前亡故，所以继承人是长子范大冲和儿媳陆氏（即大潜之妻）。大冲自愿继承全部藏书，陆氏受金。这种独特的分家方式，既体现了范钦为使藏书“久聚不散”的苦心孤诣，对继承藏书者大冲来说，也是一种郑重的承诺和严格的考验。大冲不负父望，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和书籍由子孙（即家族）共管的规定。此后，大冲在自己产名下，拨出部分良田，作为用于藏书楼之公产，以田租收入充当书楼及藏书保管维修费用。
范氏后人继承司马公遗志，制订出一整套严格的禁约，使保护藏书的措施真正得到落实。例如： 烟酒切忌登楼；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自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 ……
尽管范司马及其后人对藏书的保管煞费苦心，订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而范氏家族藏书在将近四百年中还是累遭损失，其中损失最惨重的几次有：
因纂修《四库全书》进呈朝廷而事后归还时被经手的官吏据为己有，这占了进呈之书的绝大部分。
接着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被入侵的英军掳去珍贵舆地书若干部。
不久，太平军进驻宁波，天一阁成了马厩，大批珍贵古籍被作为废纸原料流往奉化棠岙造纸作坊，后虽追回相当一部分，其损失之巨难以估量！
1914年，沪上某些不法书商勾结国外不法之徒雇用惯窃薛继渭破垣入阁，潜伏经月，按图索骥窃取阁藏图书，致使善本古籍大量散出，如极为珍贵的明抄本《建文二年会试录》及《建文二年进士登科录》几经辗转，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涵芬楼主人张元济先生《跋嘉靖二年会试录》中亦提及天一阁科举录等藏书被盗之事：“郑端简为吾邑文人，……公举嘉靖元年（1522）浙江乡试第一人。天一阁藏书散出，余收得是年《乡试题名录》，公褒然举其首；次年联捷进士，余又收得是册（指《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虽不能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等观，而自吾邑视之，则不能不物以人重。且两录并存，尤为罕有，征文考献，洵足珍也。”
天一阁全盛时期，藏书总量达到七万卷左右。但此后三百余年，范氏藏书历经沧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范氏原藏之书（不包括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只保留下来一万三千多卷，以后天一阁有关工作人员又千方百计访归原藏书三千余卷。尽管如此，这批劫后幸存的典籍仍不失为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并在我国学术研究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天一阁藏书为何能保存久远？后人为它总结了多条经验：
一曰重视防火。其实，防火的重要性，绝大部分藏书家都是懂得的，并不是范钦一人的独到之见。明代藏书家胡应麟有藏书“十厄”之论，亦是把防火放在首位。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乃是比较玄的哲理性说法，源于郑玄《易经注》及道教的“太乙生水”的教义。借用此义之目的，无非是提醒人们要时刻高度重视防火而已。难道只要书楼上面用了一统间，底层分割成六间就可消弭火灾了吗？倒是四周环植竹木，住宅与藏书处隔离，阁前凿池蓄水，严禁携带一切火种接近书楼，都是防火的有效措施。
二曰重视防潮防蛀。数百年来，范氏后人向以传统方法保护藏书：书中夹芸草辟蠹鱼，厨下置英石去潮湿，并于每年伏季进行大规模曝书（通风晾书、掸拂尘灰、检查蠹鱼），但这些传统方法效果有限。
三曰管理措施严格。尽管范氏族人恪守职责，订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比范钦稍后的祁氏澹生堂的《书约》，规定得更为具体，它对“读书、藏书、购书、鉴书”一整套做法，是比较完备的。这些仍是属于枝节性措施，还没有抓到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上。
若加以细究深察，实有其更重要的原因和规律在焉。简言之，有以下几点：
一、范钦临终前立下“代不分书”的规矩，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其道理很明显：分家就无法使藏书保持集中。愈分愈细、愈散，形不成优势。在范钦以前有“南楼北史”，还有丰氏万卷楼；晚于天一阁的有全氏双韭山房，卢氏抱经楼，徐氏烟屿楼，蔡氏墨海楼，等等，都没有很好保存下来。他的长子范大冲是贯彻执行“代不分书”的关键性人物。他能体念老父亲的苦心孤诣，担起重责。其次，由大冲牵头制订严格的《禁约》，并使之具体落实。范氏后人，都能深明大义，如范汝楠、范光文、范光燮、范正辂、范懋柱、范邦绥、范邦甸、范多枢、范玉森、范若麒（一名鹿其）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保护好、利用好天一阁宝贵遗产作出过贡献。所以，天一阁家族藏书楼能基本完好地保留至今，范氏家族中许多有识有功之士的贡献不能忘记。
二、遇有兵燹变乱，即由地方长官牵头，重新核对编目，及时弄清缺损情况，不因系范氏族产而放任不管。
三、凡散出之书，千方百计予以追回，选派族中有办事能力的代表，复争取官方和地方社会热心人士大力支持。如边葆诚知府就为追回范氏流失之书发过公文；冯孟颛先生更是出个人之财，尽个人之力为天一阁访归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天一阁前辈工作人员数次访求散佚在全国各地之书，效果甚为显著。
一部（册）珍贵古籍能保存下来，首先要被有眼光的收藏者所赏识，了解它的收藏意义，然后要有良好的保管条件和可行的制度，还要有忠实的执行者（包括继承者）。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更须有赖于社会的安宁。如果内忧外患频仍，外敌入侵，内部动乱，藏书就要遭劫，盗贼宵小也会乘虚而入。这也证明梨洲先生的那句名言——（书）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根据本馆接待学术单位和来访学者的记录，以及骆兆平《天一阁丛谈》所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领域读者日益关注天一阁这个历史文献宝库，有关单位纷纷派人前来辑录天文、地学、理工、医药、农林、水利、古建、印刷、陶瓷、民族、边界、港口、政治制度、自然科学、科举沿革、农民起义、地方文献、人物传记以及人文科学中的大量资料。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弘治《赵州志》中，发现了古石桥建筑的具体内容；河南省水利局在嘉靖《太康县志》等十六部方志中，辑录了四百多条历史上的旱涝记录；著名的古琴学专家查阜西先生为了访求古代琴史、琴谱，曾带领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遍游全国，结果在天一阁发现了两部从未见过的明刻古琴谱：《浙音释字琴谱》和《三教同声》；山东中医学院从《玉机微义》、《明医杂著》等明刻医书中采集到了难得见到的古代中医学资料……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了“盛世修志”、“盛世修谱”的热潮，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修谱家族纷纷来我馆阅读抄摘阁藏的方志、科举录、谱牒等，使它们在“古为今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010年，南国书城天一阁首次完成了3万册善本古籍的数字化载体转换，海内外读者可以在足不出户利用天一阁独特文献资源同时，欣赏到它们精美的版刻、书法、影写、篆刻、素描、彩绘、套印、拓印、活字等古代艺术成果，那是一种何等陶冶心身的享受啊。如阁内珍藏的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集韵》（宁波藏书家朱鼎煦先生赠），为宋代宫廷敕修的研究音韵小学经典著作。毛氏汲古阁影抄之书，和原本不差分毫，被誉为“古今绝作”，其影宋钞本更是历代藏书家竞相收藏的对象。汲古阁影宋钞本《集韵》所用纸张为洁白如玉、表面砑光的宫廷桃花纸，墨色光泽如点漆，楷字方正丰满有神采，不仅保持了原刻本色，且风韵的表达更有过之——因为毛笔的书写比刀刻更能传神。界栏及小字，摹写整齐细致，纤毫入微，晶光耀目，展卷喜人。说它是一件再创造稀世艺术珍品，一点也不过分。书中有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阮元亲笔书写的题记题跋以及“毛晋私印”、“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半在鱼家半在农”等多姿多彩的藏书印二十六方，更增其文献、文物、艺术价值与鉴赏效果。以前读者若想目睹此书，简直难胜上青天，而现在鼠标一点，稀世之珍顿现眼前。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数百年来“书不出阁”的善本珍椠，转载体为直观易读、信息量丰富、获取快捷的数字古籍，实为司马公范钦功德之绵延。
当代版本目录学泰斗顾廷龙先生“每与好友叙谈，辄及天一阁往事，对东明先生广收当时之通行图籍，历年既久，咸成珍本，堪称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顾先生感慨自己“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搜求近时刊物甚勤，迄今视之，均似星云，可遇而不可求矣”。
范钦超越前人的藏书思想，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科学性、预见性和可行性，不仅形成了范氏天一阁藏书独树一帜的风格，而且在历代藏书家中也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他在军旅之暇，政余之际，仍念念不忘访书、抄书、藏书、刻书、著书，光是他所雇的抄手、刻书工匠，就有二十来名，足见其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岂能以一般官僚视之。
“世泽长期子孙贤”，自大冲以下的范氏后裔亦均能理解和继承先辈遗志，恪守家族藏书遗规，忠实履行保管藏书职责，实属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