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嫂子。”苏宗民和司机把沈达抬进了屋子。李珍看着丈夫瘫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苏宗民帮着把沈达衣服脱了，让李珍打一盆热水稍稍擦洗一下，再把他抬上床去。当晚李珍母女俩睡在主卧里，他们把沈达抬上了他女儿小房间的小床上。
而后苏宗民告辞。李珍看着醉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丈夫，忽然掉下眼泪，问了苏宗民一句：“我该拿他怎么办？”
“对他好点。”苏宗民说，“帮他过这个坎儿。”
李珍一声不响。
“听我的，不然就完了。”苏宗民又加了一句。
李珍点了点头。
苏宗民连夜返程。
2
毕业后这十几年里，苏宗民跟沈达走的是两条路。
当年苏宗民回乡工作，到了连山水电厂，该厂还是一片工地。厂区位于大山深处，要在山间峡谷处筑坝，将流经山地的江水拦截，在狭长山谷盆地间形成一座中型水库，同时开凿一条六公里长的穿山隧道，把水引向山另一侧江流下游，利用水流落差发电。这是当年一个重点水电项目，由省里投资，地区具体负责筹建。苏宗民在工地施工组当技术员，那时离电机进厂安装还远得很，干的都是基建活，水电厂的机构建置也还没有形成，由一个筹建办负责协调建设事宜和工地施工。
苏宗民到工地报到的第一天，筹建办一位副主任把他叫去谈话。副主任叫陈兴，工地上的人都管他叫“陈头”，他是工地的实际负责人，大约四十出头，还兼着地区水电局副局长。新来的毕业生上岗，领导通常要谈谈话，讲讲大道理，提提要求，这位陈头找苏宗民谈话，却还拉了点家常。
“你父亲是苏世强？”
苏宗民说：“是。”
陈头称见过苏宗民的父亲，当时陈还是个小干部，苏的父亲在台上讲话，远远地看了几眼。他记得苏世强个子不高，中气很足，讲话声音响亮。
“家里情况怎么样？”陈头问。
苏宗民告诉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母亲身体不好，病休在家。妹妹今年读高三，明年高考。
“日子还行吧？”
苏宗民摆了些家庭困难。母亲病休，工资很低，他上大学这几年，家里节衣缩食，母亲有病都不敢上医院拿药。现在他出来工作，情况好一点了，但是妹妹明年上大学，也得准备一笔钱。
“有那么困难？”
苏宗民点头，没再多说。陈头笑笑，摆手让苏宗民走。
人家不信。苏宗民的父亲苏世强是个著名人物，在地区副专员任上跳楼自杀。为什么事跳楼？钱，据说拿了人家几十万。没有这种事他干吗跳楼？楼一跳钱就没法找了，但是人民币不会忽然化成烟。这些钱应当还在，可能还藏在苏家的某个床铺下边，够苏世强的遗孀、子女用一辈子。所以苏宗民哭穷，那是装的。
苏宗民很清楚旁人怎么看待他父亲的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他无法解答。他始终只坚持一条：家里很困难，他需要有一份工作，所以到了工地。
陈头安排苏宗民到隧道工地，参与监管施工质量。这项工作与苏宗民在学校里读的专业无关，属专业不对口，但是人家不管那个，工地上需要什么就得干什么，可以一边干一边学。需要苏宗民边干边学的不只是土方、石料、水泥标号之类，更多的还有人情世故。
下工地第一个月，工程队的一个工头来找苏宗民，当时苏宗民在工棚里看图纸，天气比较热，他只穿背心，把工作服挂在门边的铁钉上。工棚里没有其他人，工头给苏宗民递了支烟，苏宗民摇头，说自己不吸烟。那人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烟。
“有事吗？”苏宗民问。
“没事，你忙。”
工头在工棚里站一会儿，告辞。出门前他指着挂在门边的工作服问：“你的？”
苏宗民点头。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随手塞进苏宗民工作服的口袋。
苏宗民一时感觉惊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待人家走后，他过去摸了摸工作服，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个信封。是那人留下来的，空白信封，一个字都没有。
里边却有东西，钱，一百元。
当天下午，苏宗民在工地上碰上那位工头，把他拉到一边，将信封奉还。
“哎呀，小意思。”那人不接，“插一点，加班补助。”
苏宗民明白了。所谓“插”原来就是这个。
几天前，在工地食堂吃饭时，苏宗民与两个筹建办年轻人同桌。那两人比苏宗民大几岁，在工地混了一年多，已经很油了。两人在吃饭时互相打听，都问对方：“给你插了没有？”表情比较暧昧。苏宗民听了纳闷，不知道两个小子插的是啥，难道是搞女人？两人还互相比较数目，彼此伸出的都是两根指头。
现在苏宗民知道了，他们说的应当是这个，“加班补助”。所谓“插”没别的意思，就是形象动作，把信封往口袋里一插，简明扼要。看起来工头们“插”钱也分三六九等，苏宗民是新来，初入道的，等级较低，只能“插一点”，别人两根指头，他一百元。
苏宗民把信封“插”回工头的口袋。说自己的加班费指挥部已经给了。
“都拿了呢。”工头说。
他说别人他不管。反正不必给他。
“你是，哈哈。”工头看着苏宗民，说了半句话，表情很特别。
事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后该工头又来了，再“插”，这一次加了倍，二百。
“大家都一样，真的。”他说明。
他可能以为上回苏宗民嫌少，因此加了倍，一视同仁。
苏宗民又把信封“插”了回去。
“真的不要。”他说，“再这样我拿去交了。”
“小伙子怎么搞的？”人家不满了。
苏宗民还是那句话：他就这样，别人他不管，不必给他就行。
不久后苏宗民休探亲假回工地，拿了一张车票单据找陈头签字报账，陈头随口又问一句：“家里真的很困难吗？”
苏宗民说：“是。”
他不知道陈头什么意思。也许还一直记挂当年苏副专员的几十万元？认为小苏有这么几十万，报销几块钱的车票也太小气了。也许他还知道包工头送的钱被苏宗民“插”回去了，认为苏声称家庭困难纯属假话，要真是缺钱，为什么不拿？他老爹当年拿人几十万，他小苏拿几百块钱算个啥？大家都拿了，只有你不拿，总得有些缘故。
从那以后，一直到水电厂建成，苏宗民行事一致，多一分不取。与众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头几年他颇受猜忌，单位里最差最累的活差不多总是他的，好事当然总是没他。这人很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叫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的事不闻不问不掺和，渐渐地大家就了解了，都说这小子虽然行事个样，脾气古怪，其实不错，并不多管闲事。
下工地的第二年，有一个人千辛万苦，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找到了苏宗民。
是袁佩琦，她独自前来，整整坐了两天汽车。当时连山水电厂工地还不通班车，道路不好，交通困难，袁佩琦从省城出发，到地区换车，当晚住在连山县城，第二天才搭上一辆往工地载货的拖拉机，到达目的地。
她见了苏宗民，非常惊讶，问道：“是你吗？怎么变成这样！”
与大学时候相比，苏宗民已经变了一个人。苏宗民本就是小个子，工地上跑来跑去，风里雨里待了一年，被山间的大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几乎成了个人干。工地里又是泥又是水，到处尘土飞扬，露天工作场合，衣服特别不经用，加上小伙子不善于收拾自己，整个人显得非常邋遢，工作服上的油污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袖口抽丝、肘部破损，那模样不像是技术人员，倒跟混凝土浇铸现场的民工差不多。
袁佩琦到达时，苏宗民正在工棚里修机器，也不是什么大家伙，是一只手提扩音喇叭。工地上这东西很管用，特别是放炮炸土石方之际，最怕哪里突然冒出个人，让爆炸飞石砸死，出安全事故；因此用得上这种扩音设备，在放炮之前及早喊叫通知，让周围山岭的人能够听到。这只喇叭用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苏宗民把它拆开，找了个电烙铁修理，干这种活他已经是师傅级水准。
这时工棚外有人喊叫：“小苏，有人找！”
袁佩琦掀开门帘，走进了工棚。从外边大太阳下走进来，一时间工棚里全是黑的，袁佩琦只见一个黑影从桌子边站起来，她眯起眼睛使劲瞧，根本看不出半点苏宗民的早先模样，顿时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苏宗民？”她试着问了句。
苏宗民笑：“你怎么找到这里？”
她这才放心，这个笑容和口音不会错。
袁佩琦还是当年大学里的那个样子，只是显得成熟了一些，背着个包，戴一副墨镜，还有一顶遮阳帽。大学毕业后，两人时有联络，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但是再没有见过面，这是第一次重逢。袁佩琦毕业后留在省城，改行了，她进了医疗单位，在省立医院行政处。她的父母都在医务界，她似乎注定要进那个门，哪怕当不了医生。
忽然在工地上相见，苏宗民当然更为吃惊。苏宗民问她怎么不说一声，突然跑来了？她反问道：“不能来吗？”
苏宗民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说。
“谁告诉你路怎么走？沈达吗？”
她承认，是沈达给她画了张路线图，告诉她在哪里转车，怎么进山。她是请了假，加上周末休息时间，专程来看苏宗民的。
苏宗民很感慨。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同学到过这里，一个是沈达，还有一个就是她。沈达是坐着局长的车，跟随前来视察。袁佩琦不一样，是独自一个，跋山涉水，特地跑来找他的。
“听起来，你有些感动？”袁佩琦笑着问。
苏宗民纠正：“是很感动。”
苏宗民领袁佩琦参观工地，带她去了大坝浇铸现场，再走进正在开掘的引水隧道。隧道挖在石头山里，洞壁还没有敷砌，凿开的岩石露出截面，一盏一盏电灯延向隧道深处。洞壁上有水流渗出，流到洞底两侧的排水沟，沿着水沟流往洞外。洞底水汪汪的，铺着废模板。苏宗民和袁佩琦两人戴着安全帽，换了雨靴，踩着洞底的模板往里走。隧道深处，传来空气压缩机和风钻轰隆轰隆的声响，越往里走，越发震耳欲聋。
袁佩琦抓住苏宗民的胳膊，紧偎着他往洞里行进。有两个民工推着手推车从里边出来，与他们相向而过。袁佩琦并无丝毫躲避，还是偎着苏宗民。
苏宗民道：“人家眼睛盯着呢！”
他得喊着，才能在空压机和风钻声中让袁佩琦听明白。袁佩琦抓着他的胳膊不放，大声回应道：“他们不认识我。”
苏宗民道：“他们认识我。”
“你害怕？”
苏宗民笑道：“感觉很温暖。”
他们走到了隧道尽头的工作面，有十数个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忙碌，往岩石上凿炮眼。有人跟苏宗民拍拍肩膀，权当打招呼，还指了指苏宗民身边的袁佩琦，像是在询问，又像在打趣。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响中，大家都用手势，没有谁想要扯嗓门说话。苏宗民和袁佩琦在工作面待了一小会儿就原路返回，铺在隧洞底部的模板被他们的靴子踩得巴唧巴唧发响，水流从模板边喷溅而出。
苏宗民问袁佩琦对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感觉？袁佩琦想了想说：“很特别。感觉不像是你该干的。”
苏宗民再问，按她的想法，他该是干什么的？
她忽然冒出一句话：“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了。”
苏宗民顿时无言。
沈达把情况都告诉她了。有一天沈达陪领导去她们医院，顺便跑到行政处看她，在那里谈起苏宗民。沈达说他前些时候随局长去了连山水电厂工地，见到了苏宗民。苏小子瘦得就像只猴子，让太阳晒成个非洲黑人。后来就谈到苏宗民毕业时执意要回老家去工地，沈达说苏宗民心里头有一块伤疤，把他害得不成人形。事实上，这块伤疤也把袁佩琦害了。在学校时，她和苏宗民互相喜欢，彼此都清楚，苏宗民最终掉头离开。为什么？因为父亲，苏宗民至今没有摆脱他父亲留下的阴影。
于是袁佩琦知道了旧日苏副专员的故事。
她买张车票跑到工地来了。
“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袁佩琦问苏宗民，“再怎么说，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为什么要让他一直阴着自己？”
苏宗民告诉袁佩琦，她的话让他宽心，却不是真话，有些境遇碰上了才能明白，局外人很难想象。比如他来到工地，领导见了面就问：“你是苏世强的儿子？”可见父亲还是父亲，儿子永远摆脱不了。
“为什么要管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应该把它摆脱。”
苏宗民称这种事有如命定，不是想摆脱就能摆脱。如果他父亲没有出事，还在那个位子上，估计他不会落到这个工地。但是命运一转，他来了，很可能落地生根，在此过一辈子，陪着这里的大坝、隧道和发电机，终老于深山。
袁佩琦反驳，认为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无论出自什么家庭，这种事例太多了。
苏宗民承认袁佩琦说的不错。如果他努力，加上一点运气，有可能改变处境，也许还能渐渐出人头地；搞得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一步步往上，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可能就有一天，轮到他背着所谓的几十万，从某一座大楼顶层跳了下去。
“胡说什么呀！”袁佩琦叫道。
苏宗民道：“是沈达说的。”
他让袁佩琦去问沈达，了解何谓“官家遗传”。以他看，如果真有一种当官的基因，那么出事和跳楼也可能通过该基因遗传。
“沈达说，你父亲死了，你的脑筋也给弄坏了。真是的。”袁佩琦感慨。
袁佩琦从沈达那里听说，苏宗民心里压着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做“父亲的遗言”，是他父亲去世前跟苏宗民说过的很特别的话，对他有如魔咒。他从来不愿提起，却始终被它左右。苏宗民的不近人情以及一些有悖常理的举止跟那有关。沈达的话让袁佩琦联想到读大学时的一个星期天，苏宗民到她家里帮助修录音机，留下来吃中饭，恰电视新闻里有一个贪官受审，她注意到苏宗民表情很特别。返回学校的路上打听怎么回事，苏宗民称自己想起了他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却不肯说那句话是什么。
“看起来真有这回事？你父亲到底说些什么呢？”袁佩琦追问。
苏宗民不做正面回应，只说沈达说得太玄了。
她却认为苏宗民确实有问题。苏宗民提起要在山沟里终老，或者要去跳楼，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不能摆脱心里的阴影，一定要把前景想象得这么灰暗？苏宗民告诉她不是想象，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想法一直都在他的心里，但是他从不谈起。袁佩琦是例外，他必须跟她说。
“你到这里找我，没告诉你父母吧？”他问。
袁佩琦不吭声。
“你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山沟里怎么生活。或者想象一下，像我母亲那样面对父亲的死亡。你能忍受吗？”
袁佩琦嚷：“苏宗民，你不要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