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在大林那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失踪了。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大林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还去了街上的许多网吧寻找,却都没有发现小林的任何踪迹。我在电话里劝大林:随他去吧,他那么大了,上天入地由他自己好了。但大林就是放心不下,他怕小林惹事。小林就像刺在他心头的一枚钢针,那枚钢针颤抖一下,他的心就能疼痛半天。他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惶惶不可终日,弄得李甜甜非常不高兴。
三个月后,小林才有了消息。三妈和富贵来到省城,找到了大林所在的餐馆。三妈一见到大林,就眼泪哗哗的;她颤颤抖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盖有红印章的纸让大林看。大林看了这张纸,两腿发软,面色青紫,半天无言——这是一张劳改决定通知书,上面印有如下的文字:田小林因为妨碍公务、威胁公安人员等,已经触犯了刑法,现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云云。
三妈坐在大厅里哭了起来。她哭得很伤悲,眼泪若冒气泡一般,一滴一滴地往外冒;鼻涕也在鼻孔里探头探脑,时刻都准备奔流而下。三妈一边啜泣一边诉说,声称如果小林不被救出来,她也就不活了!儿子在监狱里受罪,她活着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地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小林坐进监狱,还不是大林的错?大林不把他往省城里勾引,他能被公安收拾吗?
三妈的哭声招来许多人围观。那些正在用餐的客人,纷纷离开自己的包间,跑到大厅里来打探究竟;不少人误以为饭店的管理人员,在欺负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太婆,于是有人指责大林,有人在劝解三妈。三妈一看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自己,就从怀里掏出一个获奖证书让大家看。这个获奖证书是小林还在部队时寄回家的,它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小林在抗洪救灾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荣获二等功。证书在众人手里传递着,三妈却依然在哭诉:一个立了功的模范士兵,怎么说进监狱就进了监狱呢?
人们普遍呈现出懵懵懂懂的神情:证书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谁坐监狱也不知道,证书和坐监狱与这个饭店有什么关系也弄不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李甜甜从外面回来了。她从那辆新买的丰田轿车里下来,听见大厅里一片嚷嚷声。李甜甜疾步走入大厅,一看到三妈坐在喷水池的台阶上哭鼻子抹泪,就满肚子的火焰在熊熊燃烧。她脸上堆积起了厚厚的乌云,目光里流露着轻蔑和不屑。她凶里凶气地质问大林这是干什么?是不是想砸掉她饭店的生意?居心何在?良心何在?如果不想在这里干了,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大林先是没怎么理睬李甜甜,但听到李甜甜叫他“滚出去”的吼叫后,脸色变得像烙铁一样通红。他强行把三妈从喷水池的台阶上拽起来,拉着三妈的手,走出餐馆的大门。富贵一直没有说话,他跟在三妈的后面,像个影子似的:三妈走,他亦走;三妈停,他亦停;三妈哭嚎,他的脸亦随哭嚎的节奏而抽搐。
离开餐馆,富贵突然想起来自己来的时候还拎着个蛇皮袋,袋子里有一本算命的书和三个馒头。富贵掉头去取,但回来时却两手空空。服务员说蛇皮袋已经被一个收破烂的拿走了。富贵不高兴,他嘟嘟囔囔地,说馒头不要了就不要了,但那本书对他来说等同于命根子;他原打算在城里摆个摊算命的,没了那本书,他如何去蒙人?他的记性不好,书里面的东西他并没有吃进肚里装进脑里,到时候让他丢人现眼不成?他和三妈来,就是想让三妈给大林说说,让他在大林处落脚;吃饭不用大林操心,主要是晚上睡觉,能让他和大林挤在一张床上;大林别嫌弃他,应该以和他同床共寝为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是的,他深深感觉到自己的了不起。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发大财了,正像他曾经做的一个梦那样: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像雪片在他眼前飞舞。他若拥有一大锅饭,大林还能饿肚子吗?他富贵不是吝啬鬼,他舍得给大林舀一瓢的。他早就测算过了,大林命运不好,尤其是碰不到好女人。瞧瞧,这不是灵验了吗?家里有个淘气,横眉立目的,像条毒蛇;这儿呢,又有那个女老板,尽管她被三妈渲染得对大林如何如何慷慨,但刚才看见了吧,她长相怪异,一看就知道是头母老虎。富贵说自己和大林挤在一张床上,可以给大林冲冲晦气;只要他和大林睡那么三五年,那些妖魔鬼怪谁还敢纠缠大林?他是妖魔鬼怪的克星,那些兴风作浪的家伙们,一听他富贵的名字,都吓得瑟瑟发抖呢!他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但在魔鬼群里,却是大名鼎鼎;那些鬼怪们见了他都要向他下跪,还请他喝酒,甚至要给他送钱。对了,得声明清楚,他是一个廉洁的人,那些送钱给他的鬼怪,不但讨不到他的欢心,而且轻则被他一顿臭骂,重则遭到他的拳打脚踢。它们想玷污他的一世清名,没门!那些张牙舞爪的鬼怪,个个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大林未给我打电话,就把三妈和富贵给我领来了。大林一有事,就没有了主意,他要解决问题,拿手好戏就是把他的难题转化成我的难题。我刚刚和编辑部主任薛雨露发生了争执,此时正坐在木格子里思忖要不要辞职。薛雨露是一个心胸比酒盅还要小的女人,她年龄不过三十出头,但已经是一个官场老手了。她和孙社长形似父女,但其实呢,谁都不把他们当父女看待。在报社里,她成了没人敢挨的烙铁。谁要是言语不慎,一句玩笑没开好,就会给自己带来祸害。早上一句无意中冒出的话,连午饭时间还没到,就已飘进了孙社长的耳朵。薛雨露向孙社长打小报告,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袭,而是总要添油加醋,把一个弹弓能夸张成一个射程万里的导弹。
活该倒霉,不偏不倚,薛雨露恰巧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她就像个女皇一样,那些女记者女编辑舌头甜甜的,嘴唇油油的,都姐呀姐呀地称呼她,有的明显比她年龄大;她们都用小恩小惠孝敬她,或给她买一件流行的高档披肩,或送她香水呀手镯呀之类的玩意儿,或请她喝茶请她看演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红包也免不了给她索要一份。只有一位名叫罗宵的女记者是个直肠子,看不惯薛雨露的做派,常常冲着薛雨露吼叫,结果呢,吃亏的只能是她自己:她连续三个月完不成任务,每月的考核表上都填着“不合格”三个字。罗宵眼看自己在报社呆不下去了,就和薛雨露大吵一顿,然后辞职而去。不过罗宵确实也有自己的本领,她办了个美容院,自己做了老板。罗宵离开报社后,和我一直有电话联系,她很少和我再聊报社的事了,而是煽动我给她的美容院介绍客人;介绍成功一个,回扣二百;介绍成功两个,回扣就变成了五百。
社会新闻部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小伙子两个男的。这个小伙子叫项文化,大家都称呼他小项。小项是个稀里糊涂的人,成天迷迷糊糊的,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整整一天,办公室里都看不到小项的踪影。只是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小项扑扑踏踏地走了进来。他一来,就展开一份外地的报纸,抄起了新闻。成都报纸上有篇“成都老鼠街头咬伤人”,他只需改动两个字,变为“越北老鼠街头咬伤人”;一份安徽报纸上刊登“合肥野广告泛滥成灾”,他就抄成“越北野广告泛滥成灾”。但小项不但不受批评,还年年是先进。这倒不是小项在巴结薛雨露,而是因为小项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父亲。他父亲是省上的领导,薛雨露通过小项的父亲,把他从部队复员的弟弟薛力含,安排进了省政府。薛力含经常到报社找小项,他的身后总是跟随着浓妆艳抹的女郎;据人家说,薛力含在闹市区开了个歌舞厅,那些女郎就是歌舞厅里的坐台小姐。
罗宵离开报社,无疑是我的一个损失。曾经的倒数第二,立刻就成了倒数第一,我成了部里惟一的一个异类。一个四十岁的大男人,头上蹲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心里本身就已经别扭。何况这个女孩子没有丁点孩子气,很有点女光棍的脾气。她不刁难我,仿佛显示不出来她是个领导似的。我辛辛苦苦采来的新闻,她瞥一眼就在它上面打上大大的一个叉,而且没有任何理由。我也尝试过跟她搞好关系,但她却误以为我比较好色,在打她的主意。于是她变本加厉地给我难堪。就在大林和三妈、富贵来之前,我写了一篇城市打工者自杀状况的长篇通讯,递交到她的手里,结果被她以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为由枪毙。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和她吵了几句嘴;我知道,她会立刻把我告发到孙社长那里。我在孙社长那里,早已经是声名狼藉。孙社长见了我,眼皮耷拉着,头摆向一旁,他那西葫芦状的秃头上,飘摇着两三根枯发,看起来颇为滑稽。
就在我闷坐在办公桌前,琢磨着要不要写辞职报告的时候,一个刚从外面走进来的女记者对我说,门口有人找我,保安拦住了他们,不让进来。我走出去,就看见大林等人。大林一见我,就劈头盖脑地说,他下决心不在李甜甜那里干了;李甜甜给他母亲发凶,也让他当众丢尽脸面,他坚决不干了,坚坚决决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