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诗史上有不少怪才，他们之中有的青春年少便写出才华卓绝的诗篇，彪炳于后世，但刚刚显露出异乎寻常的才思，便像倏忽而过的陨星，或者停止了创作，或者过早地夭折；有的身世离奇，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却写出了风格怪异、内容别开生面的诗作；有的生前几乎默默无闻，死后才被发现，而成为某一流派的先驱。弗朗索瓦·维庸在这些怪才中，可说是第一个。他怪在哪里？
维庸的怪也指的是他的诗歌内容的怪异。这从他的杰作《绞刑犯谣曲》中得到鲜明的体现。这首诗是维庸的“天鹅之歌”——绝唱。据说天鹅临死之前要对天长鸣，以绝尘世。因而，“天鹅之歌”是哀歌，是悲歌，凄切哀婉，动人心魄，既悲壮而又优美。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内心情感，像绝命书一样令人震动。全诗如下：在我们之后存世的人类兄弟，请不要对我们铁石心肠，只要我们受到你的怜惜，上帝就会提前对你们恩赏。你们看到我们五六个相依傍：我们的皮肉，曾保养得多鲜活，早就被吃光和烂掉剥落，我们的骨头成了灰烬和齑粉。没有人嘲笑我们的罪恶；请祈求上帝，让大家宽恕我们！我们兄弟般呼喊你们，你们对此不要不理，尽管我们被判上了法场一命归阴。但你们深知凡是人理智都要热狂：请原谅我们，既然我们已死亡，来到圣母玛丽亚之子面前悔过，但愿他的恩泽不要所剩不多，让我们免受可怕雷霆的劈分。我们已经离世，不受心灵折磨；请祈求上帝，让大家宽恕我们！……雨水将我们湿透和淋洗，晒干和晒黑我们的是太阳；喜鹊、乌鸦啄食我们的眼珠子，把胡须和眉毛也都拨光。我们任何时候都在摇晃；风向忽东忽西，随意变化交错，不停……地把我们吹得忽右忽左，鸟啄食我们就像戳顶针。因此，不要加入我们一伙，请祈求上帝，让大家宽恕我们！圣子耶稣，我们都受他掌握，你不要让地狱成为我们安身之所：我们不需要它，也不用对它报恩。人们啊，快不要对此加以奚落；请祈求上帝，让大家宽恕我们！
作为抒情诗，这首诗以全新的意象呈现读者面前。诗中刻画的不是贵族男女谈情说爱的温馨场面，也不是风花雪月的大自然优美景致，既不是对爱情的咏唱，也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吟诵，这些都是以往抒情诗常见的题材。这首诗甚至不同于维庸以前写过的抒情诗，不是对历史现象的感叹追怀，也不是对个人生活的咏叹描写。诗中出现的是几个在风中摇曳的绞刑犯尸体，而且它们受到日晒雨淋，昔日光洁鲜活的皮肉不是被乌鸦啄光，就是腐烂剥蚀掉，眼珠子、胡须和眉毛也都被啄掉了。这些意象与其说是可怕的，不如说是可怜巴巴的，它们给读者的印象是令人难堪、震动，十分强烈口不要以为维庸是故作惊人之笔，以生活中难得见到的景象摄人诗中，须知维庸生活的时代，英法百年战争刚刚结束，人们记忆犹新，战场上尸体成堆，旷野或广场上绞刑架耸立，吊在上面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即使在百年战争之后，上绞刑也是常见的刑罚。所以说，《绞刑犯谣曲》呈现的是一幅生活画面，而且是颇具典型性的一幅画面，它是百年战争之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一种概括而形象的写照。读者从中可以想见当时的法国满目疮痍、生灵涂炭的景象。维庸呼吁后人去同情这些绞刑犯，他满怀激情地在开篇第一句喊出：“在我们之后存世的人类兄弟”，他要唤起人们心中的人道情感（人道情感虽然在十六世纪的法国才得以发扬，但在维庸的这首诗中已见端倪），呼吁人们对绞刑犯不要铁石心肠，不要嘲笑他们犯有罪恶，相反，要向上帝祈祷，让大家宽恕他们。为什么要同情和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是人类兄弟中的一分子，生在这多灾多难，生活极不稳定的时代，犯有一些罪恶，难道不可原谅吗？
维庸在处理这个新题材时是匠心独运的。他不是以白描的手法去勾画一幅绞刑犯陈尸旷野的景象。他是设身处地，作为绞刑犯，而且是已死的绞刑犯的一员，在向活人诉说，这种别出心裁的叙述方式使整首诗变得轻灵自如，颇有趣味，而不是呆板乏味。正因诗的叙述方式不是白描，而是第一人称（诗中的第一人称多数是第一人称的婉转用法）的口吻，因而显出了抒情色彩。第一人称的口吻热烈奔放，既有坦然的分析，也有恳切的呼喊（“请不要对我们铁石心肠”，“我们兄弟般呼喊你们”）；既有诚挚的恳求（“请祈求上帝，让大家宽恕我们”，“但愿他的恩泽不要所剩不多，让我们免受雷霆的劈分”，“你不要让地狱成为我们安身之所”，“人们啊，绝不要对此加以奚落”）……也有直率的表白（“凡是人理智都要热狂”）；既有诚心的忏悔（“来到圣母玛丽亚之子面前悔过”），也有对现状的无可奈何的认可——自作自受。
叙述者的口吻虽然是第一人称的，可是观照的角度却似乎有两个：一是全景式的描绘，把整幅绞刑图展示在读者面前；一是聚光式的描绘，从叙述者的目光去透视每一个局部细节。这三节半诗是一种交叉式的描述：第一节中，在发出感叹和呼吁之后，是全景式的描绘（“你们看到我们五六个相依傍”），把绞刑犯吊死在绞架上的景象勾勒出来。接下去是作补充，描绘绞刑犯死后的惨状：皮肉不存，骨头松脆成灰。第二节中，在再次发出呼吁之后，回到自己身上，进行反思，为自己的行为寻找遁词，要求耶稣给以轻一点的惩罚。第三节又回到外表的描绘；但这不是第一节描绘的重复，这一节的描绘更为具体，写的是大自然对死尸的摧残和鸟兽啄食的痛苦，画出了绞刑犯只剩下骨架。这幅画面既有色彩，又有动感（风吹引起尸体摆动）和活人才有的感觉（鸟的啄食像受顶针戳）。至此，把绞刑犯自身的叙述写活了，就像但丁的《神曲》中，炼狱里的灵魂在受煎熬的情景。维庸可说是在但丁之后以非人间的事物来象征人间事物的第—个法国大诗人。
如同但丁是意大利最后—位诗人，同时也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一样，维庸也是法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预示着文艺复兴的精神的诞生。至少这首《绞刑犯谣曲》便可看出这一点。维庸的现代性则表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维庸的个人剖白已经预示着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应该说，个人剖白并不自维庸始，早在十三世纪的吕特博夫也是个巴黎人，他的诗歌也注重“个人抒情”，他抒写自己的悲苦生活、婚姻和怨言，如《吕特博夫的贫困》、《吕特博夫的婚姻》、《吕特博夫的诉怨》等，以自己的身世作为抒情诗的题材，开创了个人抒情的先例。吕特博夫的诉怨虽然描画了自已的悲惨处境，但他的心境并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多少带点自我调侃意味，显示出对生活的乐观情调。但吕特博夫的抒情诗基本上用的是白描手法，叙述贫困的状态多，而个人内心的思绪流露少。维庸与他的不同之点主要在此，这也是维庸对吕特博夫的“个人抒情”的发展，《绞刑犯谣曲》的抒情特点是将个人内心与悲惨现状结合起来描绘。其一，他把自己内心的愿望直接表露出来：希望世人不要铁石心肠，表现出怜悯之心；祈求上帝和耶稣开恩，不要让罪人们忍受酷刑。其二，他展示自己和绞刑犯的惨状，以博得世人的同情，将自己微妙的心理巧妙地述说出来（单单描写这种惨状就没有这样的心理效果）。其三，他为自己的过错辩白，认为凡是人理智都要狂热，因而这类过错也应得到谅解，这也是曲折的心理描写。最后，维庸的复杂心理展露无遗：他在死前想到死后的状况，不免发怵、恐惧、忏悔、辩解、要人原谅的心情一齐涌现出来，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一个有文化的走上邪路的绞刑犯死前的内心思绪活生生地被勾画了出来。这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作为人的这种复杂心理，只有到十八世纪卢梭写出《忏悔录》以后才更鲜明地得到描画。至于诗歌方面，则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有人这样剖析自己的复杂（包括错误的、见不得人的）情感。《绞刑犯谣曲》确实开了个性解放的风气之先河。
第二，维庸以死亡题材入诗，这是一种近代意识。所谓以死亡题材人诗，并非指诗人提到一两句关于死的思索，而是整首诗以正面描写死亡为特点。维庸一生中有几次面对死亡的来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写下了《小遗言集》、《大遗言集》和这首《绞刑犯谣曲》。他对死亡的感受比一般人来得丰富。在《大遗言集》中有一首《死亡的幽灵》，可以说是以死亡为题材的抒情诗。在诗中，维庸回顾了自己低贱的身世和贫穷的遭遇，无法与豪富和王亲国戚的命运相比，即使这样，维庸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追求生的欢乐，而且是贫穷地生活的欢乐：“与其当老爷和在豪华的坟墓下腐烂，还不如穿着粗布衫，一贫如洗地生活。”追求生的欢乐是文艺复兴时期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一，而维庸已经敏锐地捕捉住这种精神意识了。《绞刑犯谣曲》的写法较为曲折，生的欢乐这种意识没有明白道出，但包含在字里行间。首先，整首诗的出发点便是对死的恐惧，对生的渴望。死亡的形象越是可怕和惨不忍睹，便越发衬托出生的欢乐。《绞刑犯谣曲》的独特之处是以具体形象写出死亡的恐怖，这种反衬法是对死亡发出感叹的一种发展。
面对死亡题材，维庸继承了中世纪时期法国优秀抒情诗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死亡的幽灵》中，维庸描写死亡的困扰时，既憎恨死神，又被死亡所吸引，因为他看到死亡的强大，它对帝王和小人物一视同仁：“我知道，穷人和富人，／圣者和疯子，教士和在俗教徒／贵族和平民，大方和吝啬的人，／瘦小和高大，漂亮和丑陋，／穿翻领的贵妇，／不管什么地位状况，／穿着贵族或平民的衣服，／死神都毫无例外抓住不放。”但这种命运的平等并不减少垂危的可怕痛苦和肉体的变形。在《绞刑犯谣曲》中，维庸进一步刻画了死者的种种惨状，绞刑犯死后仍不得安宁，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他们的灵魂在地狱还要忍受永恒的煎熬。对绞刑犯来说，死亡不是一种解脱，一种摆脱世上困苦和不公平命运的安稳的归宿之地，而是另一种苦难，千百倍超过人间苦难的另一开端。《绞刑犯谣曲》具有深沉的悲剧色彩，给人以巨大的压抑感，促使人们对绞刑犯的命运，对死亡进行深入思索。
人生的意义和变化无常，命运的不合理安排，这些是维庸诗作中不断思索的问题。在《往日贵妇的谣曲》中，维庸列举历史上的名嫒贵妇无不灰飞烟灭，不禁发出深沉的感叹：“往日的白雪如今安在？”或者在另一首诗中发出：“英勇的查理大帝如今安在？”在怀古之情中插入对生活和命运的思索，对不可捉摸的命运和眼前渺茫的现实提出委婉的疑问。维庸描绘的虽是个人感受，其实却表达了百年战争结束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当时，社会笼罩着虚幻和希望相混合的情绪：一方面对满目废墟感到泄气，另一方面对新生活又产生希冀。维庸内心的迷茫，对美好生活的眷恋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维庸表达了中世纪后期人们精神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透露出文艺复兴的曙光。
第三，维庸化丑为美，丑中见美的描绘和艺术观，最早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揭示的一条艺术准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陈列绞刑犯尸体的形象丑陋不堪的图画，大约这是中世纪文学中形象最丑的画幅了。但是，艺术美的规律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在生活中显得丑的东西，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却改变了性质。早在十五世纪的手抄本中，就已出现《绞刑犯谣曲》的木刻插图，可见当时的人们就认为这是一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的图画。饶有趣味的是，这幅木刻笔触稚拙可爱，风格沉凝浑厚，相当出色地表现出《绞刑犯谣曲》的意境。对于生活中丑陋的事物，维庸的艺术观与同时代人一般的审美观显然不同，或者说具有更高明之处。这样说绝非武断。无独有偶，维庸另有一首名作《美丽的制盔女》。这首诗叙述一个昔日佳人到了暮年顾影白怜。诗歌先是叙述这个年迈的制盔女回忆自己当年的风韵：金发白肤，黛眉弯弯，面露酒窝，嘴唇艳红，双乳娇小，腰股丰满；如今呢，额头起皱，头发灰白，眉毛脱尽，眼睛昏花，面如死灰，唇如皮革：人的美就这样终止！背已驼，双肩已佝偻，玉臂僵缩，手成爪子，双乳瘪到一无所有，臀部也像乳房干瘦，迷人的宝藏全凋残！玉腿萎缩得多丑陋，就像腊肠污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