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这个名字不仅在法兰西文学史册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册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巴尔扎克与莎上比亚、歌德和托尔斯泰这三位世界文学泰斗并列而毫无逊色。他的《人间喜剧》是人类文化宗库中的瑰宝，至今仍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巴尔扎克在世上只活了51岁，可以说，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他的作晶卷帙浩繁，除了大人小小约90部的《人间喜剧》，他还有近10部青年时期的试作，6部剧本，两卷《笑林》，3大卷杂文集和9卷通信集他一生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他所取得的巨人成就，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永远为世人所传颂。
一、孤独的雏鹰
1799年5月2日，巴尔扎克牛于法国古城图尔，这一天正是圣奥诺雷（圣徒）节，因此取名奥诺雷·巴尔扎克。他的父亲是南方人，出身农民，有11个兄弟姐妹，其父是长子。早年他步行来到巴黎，靠个人奋斗逐渐发迹，曾担任过军需处长、税务官、医院主管、市长助理。巴尔扎克的母亲出身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漂亮而风流，18岁出嫁（丈夫比她大22岁），21岁时生下巴尔扎克。她并不十分喜欢巴尔扎克，却特别宠爱二儿子亨利——可能是个私生子。
巴尔扎克的章年和青少年时代得不到家庭的温暖，过着孤独的寄宿生活，他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卢瓦尔河上的圣西尔村一个警察家里寄养，一直到4岁，然后进了一所寄宿学校。
从8岁到13岁近6年的时间，他在旺多姆的奥托托利会的教会学校读书，过着极其严格的幽禁生活，总共只见过两三次父母。巴尔扎克在当时“是个可爱的孩子；他脾气快活，嘴巴线条突出，笑口盈盈，褐色的眼睛既品莹又柔和，天庭饱满，浓密的黑发，这些使他在散步时引入注目”。巴尔扎克儿时的一幅肖像，显出他是个天真温柔的小男孩，充满羞怯之态。有个神甫认为巴尔扎克“有才能，有思想，记性好，想象力大于判断力，对神奇事物和各种体系有兴趣”，巴尔扎克孩提时的这些特点，以后进一步得到发展，成为这个伟大作家的一些基本素质。巴尔扎克时常躲在树下阅读，为了求得安静，甚至宁愿关禁闭。
少年的巴尔扎克爱好思索，他曾这样发问：“上帝从哪里得出这个世界呢？”他不明白：“如果一切都来自上帝，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卜……会有恶呢？”巴尔扎壳具有广博的知识，也富有自信心，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平平，但他却断言：“我会成名的！”他的一个女友曾把他这段生活说成“鹅群中孵化的一只鹰蛋”时代和环境培育着这头雏鹰。巴尔扎克出生的那一年，拿破仑当上了第一执政，从此开始拿破仑当政的时代，鹰是拿破仑帝国的徽号。拿破仑时代涌现了小少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们往往出身平民，在征战中立下功勋，平步青云，恰如雄鹰翱翔在蓝天。巴尔扎克就是这样一头正待展翅飞翔的雏鹰。
几年后，巴尔扎克变得瘦削了，常常若有所思，答非所问，不得不被母亲领回家里。家里人见了他都大吃一惊，他的外婆痛心地说：“看看我们送去的漂亮孩子，中学把他送回时变成什么样啊！”
1814年，巴尔扎克的父亲被任命为巴黎驻军第一师的军需处长，11月，全家来到巴黎。巴尔扎克在勒皮特尔寄宿学校读书，他只不过改变了一个“监狱”。随后两年，巴尔扎克又换了两个中学。1814年和1815年是法国在十九世纪出现重大事变的两年。先是1814年4月4日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在厄尔巴岛。可是，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出，潜同大陆，召集前来堵截他的旧部，一呼百应，3月20日便返回巴黎的杜依勒里宫。然而，滑铁卢战役的惨败迫使拿破仑在6月22日再次宣布退位。这段时期史称“百日时期”。波旁王朝终于开始了长达15年的统治。其时，16岁的巴尔扎克耳闻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幻，对政权的更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16年9月，巴尔扎克中学毕业，终于摆脱了严格的寄宿生活。
巴尔扎克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孤独生活，对于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离开亲人，独自为生，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认真工作的习惯，哪怕环境再艰苦，也不能动摇他坚韧不拔的信心，他能夜以继日地写作，而不被艰辛的劳动所压垮。
巴尔扎克的母亲信奉金钱万能，她说过：“财产——巨人的财产——于今就是一切。”因此，她希望大儿子成为一个公证人，因为公证人属于社会的上层，于是她让巴尔扎克到诉讼代理人吉约奈一麦尔维尔的事务所当见习生。几个星期以后，巴尔扎克进法律系攻读。1818年，巴尔扎克在公证人帕塞的事务所工作。他在这两个事务所看到了许多家庭悲剧，这是只有从事法律的人才能知晓，但不会说出来的隐秘事实。他明白了家庭中有着隐蔽的惨剧和用欺骗手段进行的窃取，而这些行为是法律阻止不了的。他看到社会上有人用各种手段戕害善良的心灵，从而产生不为人知的痛苦；他看到民法加以保护或者对此无能为力的“不受惩罚的罪行”。应该说，这些发现不是一下子照亮巴尔扎克的思想的。他不能马上看出其中有着写作“新刑小说”的材料。但这些发现在他身上引起了好奇和关注，可以说困扰着他，在他青年时期的小说中便可以找到痕迹。所以，这两年司法实践开阔了巴尔扎克的眼界。
据他的妹妹说，巴尔扎克在索邦学院听课，他热切地倾听“维勒曼、基佐、库赞等人的雄辩的即席发挥”，但法国的巴尔扎克专家却找不到证实这一点的材料。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巴尔扎克热衷于哲学方面的思考和研究，1817年写下《关于哲学和宗教的札记》，1818年写下《论灵魂不朽》，随后又写了《论人》。这些札记显示出巴尔扎克继承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是个无神论者。这种对哲学问题具有浓烈兴趣的倾向，在他的一生中得以保持。
1819年4月，巴尔扎克一家随着经济条件的下降，要迁居到维勒帕里齐镇上。8月，巴尔扎克离开帕赛事务所，放弃了家庭要他从事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的辉煌前途，住到莱第吉耶尔街的一间阁楼里，决心考验自己有无从事文学的才能。在巴尔扎克的一生中，这是个有重要意义的日子，其一，巴尔扎克向父母庄严宣布了自己要成为作家的志愿，因此，从这时起，巴尔扎克实际上开始了一门新的职业。其二，巴尔扎克显示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力。他的父母亲每月只供给他60法郎，他只能节衣缩食，正如他在《驴皮记》中描绘的那样：“把生活水平压缩到真正最低需要的程度，以严格的必要为界限，我认为365法郎足够我过一年的清苦生活……一个预感到有美好前途的人，当他在艰苦的人生大道上前进时，就像一个无辜的囚徒走向刑场，一点也不用羞愧。”巴尔扎克的确满怀信心，他一再在家书中说：“如果我使巴尔扎克的名字扬名，想想我的幸福吧！”“但愿我的悲剧成为国王和人民的必备书，我初出茅庐，就要写出一部杰作，否则宁肯拧断自己的脖子。”从他的乐观态度和坚定决心中，可以预料，有朝一日，他定会获得成功。
1820年5月，全家和几位朋友相聚在一起，倾听这位踌躇满志的未来作家朗读剧本。读着读着，大家便觉得这部“杰作”枯燥无味。家里特意请来了一位新院士、作家安德烈厄来评判，他的评语十分简短：“令郎可以尝试各种职业，就是不要搞文学。”
这次失败并没有影响巴尔扎克的情绪和决心，恰恰相反，巴尔扎克在阁楼里的生活是幸福的，情绪很高。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财富并不造就幸福，我向你担保，我在这儿要度过的3年对我来说将是一生幸福和值得回忆的源泉。睡得安稳，随意生活，按自己爱好工作，只要我愿意，什么也不干，在未来之上安睡……啊！这种生活能永远持续下去，那多么好啊！”他怎么会放弃这种自由生活呢！
况且，巴尔扎克不会拧断自己的脖子，因为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失败，他仍然以百折不挠的勇气，朝着写作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二、艰苦摸索和债务枷锁
19世纪初期，“黑小说”在法国十分流行，这股潮流同英国小说的传人有关。例如，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尤道尔夫的秘密》就风行一时。巴尔扎克为生计着想，从1820年至1825年左右，或与别人合作，或独自创作，投入“黑小说”的写作中。巴尔扎克自知这些作品难登大稚之堂，便都化名出版，：今天看来，这些创作并非毫无意义。
首先，这表明巴尔扎克的创作力惊人地旺盛。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居然写出近10部小说，每一部都不下20万字。他的写作速度预示了日后他写作《人间喜剧》的过人精力。其次，这些小说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无异于练笔。巴尔扎克曾对另一作家尚弗勒里说过：“我写过7部小说，作为简单的学习研究，一部是为了学写对话，一部是为了学描绘，一部是为了组合人物，一部是为了组织结构。”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在这几年中取得了不少小说创作的经验。第三、这些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和人物在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重新出现，它们是《人间喜剧》中某些作品的情节和人物的雏型。例如《法尔蒂娜》与《塞拉菲塔》情节相似，《阿尔台纳的副主教》与《朗热公爵夫人》的某些情节相同，吝啬鬼、伏脱冷等人的身影也在这些小说中出现。这些小说与《人间喜剧》仍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巴尔扎克在1836年愿意重版其中的几部。
但是，这些小说未能改善巴尔扎克的经济状况。在他的亲人看来，他是个“无能的人”，只能写些卖不掉的小说。因此，巴尔扎克想到做生意：1826年，他出版莫里哀和拉封丹的作品，花费了3万法郎，可是销售情况很差，他的合作者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他，为摆脱他而感到庆幸。为了弥补损失，有人建议他自印自销，这个想法打动了他。但要买下洛朗印刷厂需要6万法郎，而他手头连600法郎也没有。家庭的女保护人德拉努瓦夫人愿意预支3万法郎，由巴尔扎克的父母作担保。巴尔扎克的女友德·贝尔尼夫人也出资帮助他。1826年6月，巴尔扎克搬进印刷厂居住，他印刷历史回忆录、商业广告、《巴黎招牌辞典》、1828年的浪漫派年鉴、梅里美的《克拉拉·伽祖尔戏剧集》、维尼的小说《散一马尔》第三版。然而主顾很少，资金不能回笼。巴尔扎克既不会做成本核算，又不会监督生产。1827年，他进而决定浇铸铅字……破产的提前到来使这项工作半途而废。1828年2月，他的合伙人巴比埃眼看破产不可避免，离开了印刷厂，让巴尔扎克独自承担责任。不久，巴尔扎克被债主和拿不到工资的工人所包围，印刷厂被清理，巴尔扎克一无所得，却欠了一大笔债。1847年10月，巴尔扎克的母亲就提到借给他的4万法郎，这笔债一直没有还清。巴尔扎克负债的惟一收获是接触到经商，亲身体会到破产商人的痛苦。
失败并没有使他气馁，他仍然“在暴风雨面前挺直腰干”，他的眼睛像两颗炭火，在凹陷的眉宇下灼灼有光，他只想着未来的胜利。他离开了被债主包围的冯雷一日耳曼街的房子，躲到天文台附近卡西尼街的一套房间里。工作室铺上柔软的厚地毯，书橱摆满了用红色摩洛哥皮做封面的精装书，乌木文件架上摆着一尊拿破仑石膏塑像，在皇帝长剑的剑鞘上写着：“这把长剑所没有完成的，我要用笔来完成。”
这句话表达了巴尔扎克重新回到写作中的心愿，而且这时他已决心摆脱早期创作的倾向。也许是商业上的坎坷经历使他增长了见识，思想上趋于成熟，从此，他走上了正确的创作道路。他立下的宏愿并非狂妄之言和空想。如果说，拿破仑的历史功绩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刚获得的政权，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巴尔扎克的历史功绩则是开创了现实主义流派，成为现代小说之父；如果说，拿破仑在欧洲战场上曾经取得了14次重大胜利，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那么，巴尔扎克创作了90部之多的《人间喜剧》，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这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至于拿破仑的未竟之业，即弘扬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巴尔扎克则是完成这一大业的名副其实的巨匠之一。
三、发现和崛起
由于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影响，19世纪20年代，法国也流行写历史小说。巴尔扎克显然被这股潮流所吸引，子1829年发表了《舒昂党人》，小说写的是1799年布列塔尼地区发生的叛乱事件，事件发生时间距巴尔扎克写作时并不远，一些目击者和参与者还在世。为了写得真实，巴尔扎克前往该地区作了实地调查。这种搜集材料的方法也许出于无意，但却富有开创意义：它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即必须建立在细节和事实的准确无误之上的写真实原则。与其说《舒昂党人》是一部历史小说，还不如说这是一部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是对布列塔尼地区风俗的研究。巴尔扎克并不着意于重现历史事实。对于蓝军和白军，亦即共和党人和保王党人的搏斗，巴尔扎克几乎是不偏不倚地作了充分的描写，这是小说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舒昂党人》是巴尔扎克创作道路上的一人转折，它揭开了《人间喜剧》的序幕。
然而，正面描写当代生活才是巴尔扎克的创作带根本意义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巴尔扎克已经相当关心当代的生活现象，他在《小偷》、《身影》等刊物上发表的随笔透露了他对各类人物细致观察的心得。1828年开始动手写作的《婚姻生理学》是对家庭生活的剖析，包含了各种长、短篇小说的素材。
30年代初，巴尔扎克创作了一批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辑为《私人生活场景》（1830）。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家庭复仇》、《高布赛克》、《双重家庭》、《苏镇舞会》、《猫打球商店》、《家庭的和睦》。这6篇小说以社会风俗及其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为描绘对象，这是一个崭新的描写角度。它们揭示了法国资本主义初期带有根本性的社会现象。
《家庭复仇》从科西嘉岛盛行的这种风俗出发：为了复仇，这一方往往想方设法灭绝另一方，以致世仇一代代延续下去。但是巴尔扎克的描写重点并不放在家族复仇这种风俗上面：他看到，由于拿破仑在法国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要在法周推行资本主义的法律，而绝不允许这种封建时代没有法制观念的陋习继续存在下去。命运的安排是出人意料的，皮永博之女吉余弗拉竟爱上了仇家的遗孤。她同父亲一样，性格刚烈倔强，为了取得自己的幸福，她不惜同父亲闹翻，弃家出走。然而，叛离家庭的一对年轻夫妇却维持不了生计，最后，她同婴儿一起冷饿而死。这出婚姻悲剧说明，封建陋习是可以战胜的，而金钱却具有更大的力量，它能置人于死地。
《高布赛克》刻嘶了一个吝斋鬼典型。他像巨蟒一样贪得无厌，对每笔小交易都锱铢必较，什么实物都要贮存，宁肯让贮存物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腐烂发臭，也不肯作出小小的让步。这样的高利贷者如今统治着社会，他是复辟时期资产者的代表。
《苏镇舞会》描写了贵族阶级的衰败和封建门阀观念的破产。德·封丹纳伯爵是一个顽固的保王党人，然而他却明智地让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与资产者联姻，以巩固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摇摇欲坠的地位。他的小女儿却死抱住旧观念，嫁给了72岁的老舅公，因为她在贵族青年中找不到理想人物，而只有一个布店伙计符合她的要求，她却看不起他的低微出身；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伙计口后竟成为她梦寐以求的贵族院议员。巴尔扎克的描写是别具慧眼的，至少还没有一位作家从这些素材中看出这些现象反映了社会发展已发生本质变化。
以上这些场景深入到家庭内部和家庭秘密的底蕴，而这些底蕴至今仍淹没在暗影中，不为人知。但是，巴尔扎克却将强烈的光投射到这些暗陬中，探出它们的奥秘，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重大发现。
巴尔扎克不仅观察社会现象，而且力图探索其中的动因，由此他撰写了—批哲理小说，诸如《驴皮记》、《长寿药水》、《红色旅馆》、《不为人知的杰作》、《耶稣·基督在佛兰德斯》等等，汇成《哲理小说集》。其中，《长寿药水》借用了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关于堂璜的故事，却赋予了新的内容。长寿药水是争夺遗产的工具。小说通过堂璜父子两代人寻求长生不老的故事，揭示了冷酷的家庭关系。《不为人知的杰作》则探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是再现自然；艺术家要做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形式和内容要统一；追求绝对美只能导致走入迷途。
长篇小说《驴皮记》（1831）是这批哲理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巴尔扎克笔下，驴皮是生命活力的象征；巴尔扎克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活力的储备资本，人的生活表现为他如何运用这个资本。巴尔扎克把这种表述称为“人类生活的公式”。小说中，驴皮能满足人的任何愿望，但满足一次，即缩小一点。在驴皮卜用梵文印着这个有象征意义的、越缩越小的题铭：“如果你占有了我，你就将会据有一切，似是你的生命将会属于我，上帝本意如此。起愿吧，你的愿望将会满足，但要按你的生命来安排你的愿望。你的生命在那里。满足你每一愿望，我将缩小，这恰如你的生命。你是否需要我？拿去吧，上帝会满足你！是的！”
小说主人公拉法埃尔·瓦仑丹想追求奢华的生活，却缺乏钱财。他在赌桌上输光了最后一文钱，眼看走投无路，心想跳进塞纳河自杀。他无意识地走进一间古董店，老板给了他这张驴皮。随着他的愿望一个个满足，驴皮迅速缩小。等到他发觉时已来不及了。他把驴皮投入井中，想摆脱它的纠缠，可是，同丁把驴皮冷不防捞了上来。驴皮依然无情地缩小。拉法埃尔病倒了。学者们对符咒的奥秘一窍不通，医生们也无力治愈拉法埃尔。即使他在病中，也不可能不思不想，总有各种愿望冒出来；他终于随着驴皮的消失而离开人世。
如果说，《驴皮记》这则寓言式的故事仅仅是描写人的生命随着愿望的实现而逐渐走向死亡，那么，这一哲理似乎过于平淡了。巴尔扎克抨击的是过于奢侈纵欲的生活，认为这会加速消耗生命。换句话说，巴尔扎克揭露了19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当时的七月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一统天下，胜利了的大资产阶级过着一掷千金的享乐生活。小说中关于银行家举行盛大宴会，宾客“委身于自由的疯狂享乐”的描写，就是资产阶级奢糜生活的生动写照。《驴皮记》是对1830年革命后出现的上层社会生活的概括，抨击了某些人永无止境的贪欲。
尽管有关驴皮的描写用的是浪漫手法，但是，小说中仍然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描绘。主人公涉足的场所有新闻界、赌场、银行家公馆、文学沙龙、科学界和医疗界，一幅幅都是逼真而生动的风俗描绘。
《驴皮记》也是巴尔扎克作品中最早在国外引起反响的一部。晚年的歌德对刚出版的《驴皮记》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部新型的小说”。高尔基也对宴会场面的大手笔赞扬备至：“我不仪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态，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脸孔和体态。”可见，《驴皮记》的描写确实栩栩如生。
巴尔扎克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创作道路，从1830年至1833年，他发表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共有30多部。至1834年，他以《风俗研究》为标题，将他的作品组合在一起。
一个大作家崛起了，他的出现令世人瞩目。
随着在文坛上声誉日增，巴尔扎克不甘心在政治上寂寞。30年代初，他的政治倾向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早期作品反映出他深受18世纪启蒙作家伏尔泰、卢梭的影响，具有较民主的倾向。后来，他结识了比他约大20岁的德·贝尔尼夫人。通过她的引荐，他涉足贵族沙龙，在熟悉贵族上流社会的同时，他的政治观点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向往封建王权的威势，这种向往是同他对七月王朝的不满和失望相联系的一巴尔扎克幻想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王朝，他在1830年11月致女友朱尔玛·卡罗的信中说：“法国应该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王朝，应该有一个世袭的王族，有一个异常强大的贵族院，它代表所有制，同时对继承和特权有尽可能多的保证。”这些话表明巴尔扎克的思想基本上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由于他倾向于强权统治，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统治，无论拿破仑还是查理十世，他都能接受。这就造成了他复杂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大杂烩，很难用哪一个党派的观点来概括。
1831年2、3月间，他终于向正统派靠拢。正统派是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核心的保王派，亦即七月王朝的主要反对派。不过，巴尔扎克的思想与正统派的观点不尽相同。除了上述所引的话以外，巴尔扎克在1833年发表的小说《乡村医生》中描画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他提出用宗教遏止人欲横流，建立宗法式的家长制，然而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发展竞争、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这些观点与正统派大相径庭。他曾在正统派的《革新者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并想娶正统派的马来，德·特吕米利的女儿，这一切的目的是想参政。可是马来·德·特吕米利觉得他的政治观点太自由：他并不留恋查理十世退位，赞成君主立宪。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不能生活在专制王朝下，我宁愿要共和国，而不愿要这种没有行动、没有基础、没有原则的杂种政府，这种政府使得人欲横流，却从中得不到利益，由于缺乏权力，使民族停滞不前”巴尔扎克始终不是一个地道的正统主义者。
1831年春，巴尔扎克想参加竞选，他写道：“未来的议会可能会风云变幻，它孕育着一场革命……如果我有意于议会，那是出于想起一点政治作用。”但他的财产达不到被选举人的要求。随着他娶不成马来·德·特吕米利的女儿，他的从政愿望也成了泡影。
1831年4月，巴尔扎克发表《对两届内阁的调查》，署名“德·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贵族称号。这个行动既表明了他政治上的态度，也透露了他想跻身贵族的虚荣心。1831年8月，他发表《驴皮记》时正式在自己名字上加上“德”的贵族称号。
四、成熟期迅速到来
巴尔扎克创作极其勤奋，他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傍晚6点睡觉，睡到半夜被人叫醒，然后连续写作12至15小时。或者他这样倒过来安排时间：从傍晚6点起床，写作或修改，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休息之后财修改晚上所写的东两。他在183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写作！我已写不动了！精疲力竭。您不知道我在1828年所欠的债超过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只有靠笔杆子生存，支付12万法郎。”他在致女友朱尔玛·卡罗的信中义说：“一个月以来，我不能离开我的桌子，我就像一个炼金术士将金子投入熔炉中一样，将我的生命投到桌子上，”“我生活在自我强迫这种最严酷的专制之中。我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一点乐趣……我是一个使用笔和墨水的苦役犯，一个真正的思想商人。”
所幸的是，巴尔扎克的辛勤劳动并没有白费力气。在这期间，他的优秀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在杂志上，或者结集出版。在1832年发表的作品中，以《夏倍上校》和《图尔的本堂神甫》最引入注目。
《夏倍上校》无情地揭露了金钱的罪恶：为了金钱和地位，妻子居然不承认自己的丈夫，甚至设下计谋去捉弄他。小说结尾这绝妙的一笔撕破了笼罩在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无情无义的金钱关系。
《图尔的本堂神甫》写出了外省生活在平静的表面下隐蔽着阴险的、凶狠的、耐心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起因只是庸俗的、狭隘的私欲。在巴尔扎克笔下，这场斗争写得富有戏剧性，3个主要人物活龙活现，这一切显示了巴尔扎克细腻而敏锐的观察力和反映市民生活的出色本领。
1833年对巴尔扎克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行会首领费拉居斯》似乎受到流行小说的影响，将一个以苦役犯为首的行会组织的活动写进了小说，由于《费拉居斯》获得成功，巴尔扎克又写出续篇《朗热公爵夫人》（1834）和《金眼女郎》（1835），组成《十三人故事》集。
巴尔扎克在1833年最大的收获是撰写了《欧也妮·葛朗台》，这是巴尔扎克“最完美的绘写之一”。小说最大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典型。巴尔扎克善于选取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他的悭吝性格。葛朗台阴森森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楼梯踏级都被虫蛀坏了，女仆差点摔了跤，他还怪她不挑结实的地方落脚；每一顿饭的面包、食物、每天要点的蜡烛，葛朗台都亲自分发，一点儿不能多；女儿过生日那天，葛朗台要“大放光明”，也不过点了一支蜡烛；有人来了，要拿蜡烛去照亮开门，客厅里的客人便被撇在黑暗里；他不给妻子零用钱，连客人送给他妻子的一点点私房钱，他也要想方设法刮走；来了亲戚，他不让加菜，吩咐佃户打些乌鸦来熬汤；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得破钱。葛朗台的吝啬渗透到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中。这种吝啬的可恶之处在于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在他的心目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什么都完了”，“看到金子，占有金子，成了他的嗜癖”。他的侄儿查理知道父亲破产后自杀，痛哭不已，他便觉得这孩子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真没出息。他瘫痪之后，坐在手推车上，整天让人推着在卧室与库房之间转来转去，生怕有人来偷盗。直到临死前，他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才感到心里暖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料理好一切，到阴间去向他交账。巴尔扎克把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葛朗台的形象是对资产阶级金钱拜物教的生动写照。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法国研究巴尔扎克的专家们曾经千方百计寻找葛朗台的原型。卡斯泰克斯认为巴尔扎克曾在萨金古堡度假，认识了主人的岳父德·萨瓦里，从中借取了萨瓦里的某些特点。而巴尔德什认为葛朗台的原型是索漠城的吝啬鬼尼韦洛。他放高利贷，经营国家财产的标卖，娶了—个药剂师的女儿，有3个孩子。他穿得很蹩脚，把钱藏在家具的垫板下面。他向游客指点家里的古董，以便得到几个小钱，因为游客以为他是园丁伙计。他发财的经过不为人知晓。他虽然吝啬，但在夏天一家人要去外地避暑。尼韦洛死于1847年，留下两百多万法郎，一半是土地，一半是动产。显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按照实际生活的吝啬鬼去描写，而是进行了重大的艺术加工，吝啬性格的集中描写就是加工的结果。
如果巴尔扎克只是刻画人物的性格，那也只是对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阿巴贡的进一步发挥而已，创造性就很有限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通过这个人物，写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家过程，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聚敛财富的特点。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葛朗台只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共和政府时期，当局标卖教会产业，他用钱贿赂了标卖监督官，贱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有了产业作为后盾以后，他便登上政治舞台，见风使舵，成了共和党人，当上索漠的行政委员。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向军队承担制做一千多桶白酒的生意，作为交换，把另·处修道院的产业弄到了手：，他当市长时修筑了儿条公路，直达他的产业地，大大便利了自家产品的运销。仅仅十几年，他便一跃而为索漠的首富。巴尔扎克说过，法国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葛朗台。这个通过政权更迭大发横财的暴发户，是大革命后得势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复辟王朝时期，他获得了更快增长财富的机会。他鼓动大家压着酒不卖，自己却偷偷与外国商人洽谈，以高价成交，从而使国内市场酒价下跌，把所有的人都坑害了。他像条巨蟒，“长时间窥视着猎获物，然后扑上去”。他的聚敛财富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味。
巴尔扎克对吝啬鬼形象的发掘还表现在他写出了人物的时代特征：葛朗台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的诀窍。在必要时他毫不犹豫地抛出黄金，买进公债股票。他看准公债股票落价时买进，等到涨价时再抛出。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内地人不相信公债投机会发财，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而且精于此道，使他的财产成倍增加，达到1700万之多，相当于今日的亿万富翁。他买了公债后，为充实财库起见，把草原上的树木砍掉，准备种植饲草，因为干草收入更大；他在河道浅水处栽种白杨，这样可以不用纳税。这些行动说明他懂得资金周转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他还精通债务关系，利用自己和格拉桑的商业信用，骗取了他弟弟的债权人的信任，把他们应付过去：他假装口吃，使愚蠢的银行家格拉桑上当，最后格拉桑被一脚踢开。他既是大土地所有者，又是个金融资本家，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土地、金融资产阶级实际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贯穿全书的～个重要内容。小说围绕着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的婚事，展开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场景。在小说中，克罗旭家为一方，格拉桑家为另一方，彼此为争夺欧也妮的巨大家产而明争暗斗。克罗旭是个老奸巨滑的公证人，他的兄弟是当地神甫，他们的侄儿是初级裁判所所长：格拉桑则是银行家。这两家都是富户，双方都有势力，旗鼓相当。葛朗台的侄儿查理的到来给这场争夺战掀起了波澜。欧也妮爱上了堂弟，临别时以全部金币相赠，演出了一场“没有毒药、没有匕首、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葛朗台勃然大怒，把欧也妮关在房里，只许她吃清水面包。他把平时钟爱女儿的脸面放了下来，一时之间父女关系荡然无存。曾经侈谈“从今以后，应当是感情高于一切”的查理，等到发财以后便公然宣称：“我只想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欧也妮在爱情的幻想破灭之后，答应同蓬风先生结婚，蓬风激动得哆哆嗦嗦，连声表示：“我一定做你的奴隶”，“赴汤蹈火都可以”。实际上他一心想独吞这份家产，在结婚时订明财产互相遗赠这一条，结果他先死了，弄得人财两空。善良温柔的欧也妮一生也没有得到幸福。这些描绘人木三分地暴露了金钱的罪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
巴尔扎克于1834年发表的《绝对的探求》是“哲理研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塑造了一种“科学研究癖”的典型。这个哲理故事的哲理意义在于：在科学上追求不可企及的理想超过了人类的能力；这种幻想家不仅失去了理智，而且造成了家人们的不幸。
从1834年12月至1835年2月，巴尔扎克发表，长篇小说《高老头》，这是巴尔扎克创作的一个高峰。它和《欧也妮·葛朗台》的出现，标志着作家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
小说开首就是一幅巴黎下层社会的风俗画。巴尔扎克用纤细的笔触勾画了伏盖公寓灰黑和沉闷的外貌、破旧而油腻的内部，最传神的一笔是对这幢下等公寓令人作呕的气味的描写：“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当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酒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殊的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
正是在这等环境下，住着三教九流人物，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就在这里活动。
首先，小说通过高老头和两个女儿的纠葛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的统治作用和拜金主义的种种罪恶。高老头是个靠饥荒牟取暴利而后发家的面条商，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放在女儿身上。他的大女儿仰慕贵族，他让她成了雷斯托伯爵夫人；他的小女儿喜欢金钱，他让她当了银行家纽沁根的太太。由于他给了两个女儿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所以，最初他在两个女儿家里受到上宾的待遇，但随着他的钱财日益减少，他的地位也就每况愈下，最后竟被闭门不纳。高老头有钱时，被两个女儿唤作好爸爸，等到他没有钱了，便像挤干了汁水的柠檬一样被她们扔掉。高老头被两个女儿逼得中了风，临终前，他渴望见女儿一面，她们却托辞不来。但他们为了参加舞会，“即使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高老头似有所悟，痛心地喊出：“唉！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会用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我可以住在一所公馆里，有漂亮的屋子，有我的仆人，生着火；她们都要哭做一团，还有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孩子。这一切我都可以到手。现在可什么都没有。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
高老头对容忍这一切的社会法律提出了抗议。说到底他是拜金主义的牺牲品：他用金钱去笼络两个女儿的感情，结果金钱用尽了，他和两个女儿的感情纽带也就断裂了。巴尔扎克以高老头的父爱，反衬出金钱败坏人心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高老头死前的长篇独白不啻是一份深沉有力的控诉书。作者通过高老头，喊出了“把父亲踩在脚下，国家不要亡了吗……不要天翻地覆吗”？对现存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发出愤怒的谴责。
巴尔扎克进一步描写了在这种土壤上滋生的政治毒菌。他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政治野心家的形成过程，揭露了统治阶层的卑鄙丑恶，抨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
拉斯蒂涅是复辟王朝时期青年野心家的典型。拉斯蒂涅是外省小贵族的子弟，来到巴黎不愿埋头读书，渴望走捷径而飞黄腾达。他在鲍赛昂子爵夫人那里接受了社会教育的第一课，明白了“越没有心肝，越高升得快”的卑劣原则。子爵夫人让他去追求纽沁根夫人，以便在上流社会中显露头角。拉斯蒂涅憧憬着糜烂的社交生活，“奢侈的欲望像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头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喉干舌燥。”伏脱冷对他的心态了解得一清二楚，指点他“要弄大钱，就该大刀阔斧地干，要不就完事大吉。”涉世未深的拉斯蒂涅在伏脱冷邪恶说教的启发下，又往社会这个名利场的泥坑深陷了一步。鲍赛昂子爵夫人退出上流社会，使拉斯蒂涅更清楚地看到上流社会根本不讲什么感情，只讲金钱和个人利益。高老头之死，完成了拉斯蒂涅的社会教育。他看到两对女儿女婿的无情无义和这个社会寡廉鲜耻的真实面貌。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他把剩下的最后一点神圣的感情也一起埋葬了。他欲火炎炎地投入上流社会的罪恶深渊，踏上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道路。在《人间喜剧》的其他小说中，他果然靠纽沁根夫人爬了上去，后来却把她抛弃了，竟娶了她的女儿；他利用政治情报，大搞投机买卖；他成为贵族院议员和伯爵，他的弟弟也跟着发迹。他所尊奉的原则就是极端利己主义。
伏脱冷的身份是苦役监逃犯，实际上是政客和野心家的另一种典型。他深谙这个社会的黑暗内幕，用愤愤不平的语言揭露出来：“雄才大略是少有的，遍地风行的是腐化堕落”，“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条腿走路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广场上去示众，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100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你们花3000万养着宪兵队和司法人员来维持这种道德。妙极了！”这种抨击确也一针见血，道出了真相，但这种愤愤不平并不是站在反对社会的立场上的，而是一个不得意的野心家发自怨恨的言辞。他千方百计要爬上去，当上“正人君子”。他研究法网上哪儿有漏洞可钻，他垂涎欲滴地羡慕那些心毒手狠的奴隶贩子，幻想10年之内挣到300多万，过上小皇帝一样的日子。他信奉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的卑劣原则，主张“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这些话已把一个野心家的面目和盘托出了。他的处世哲学是：“有人要收买你的主张，不妨出卖。”这就透露了向统治者卖身投靠的信息。在《人间喜剧》的其他作品中，他果然同当局作了一笔肮脏交易，当上了巴黎警察厅的副处长和处长。
《高老头》对复辟时期贵族阶级逐渐被资产阶级所取代的历史现象，也作了深入而生动的描绘。鲍赛昂子爵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客厅是资产阶级妇女梦寐以求的地方，“能够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客厅中露面，就等于有了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其他地方便都可以通行无阻。光足她的姓氏就有很大的力量，能像“魔术棒一样”，使“周围的人为之改容”。然而，她的情夫阿瞿达侯爵为了娶上暴发户的女儿罗什菲德小姐，得到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竟然抛弃了她，而且这一行动还得到国王的批准！这个结局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资产阶级暴发户终于打败了世代簪缨的贵族。鲍赛昂子爵夫人告别上流社会的盛大舞会表面上一派繁华景象，府邸周围被照得通明雪亮，府邸内部被布置得花团锦簇。但是，主妇的内心却不胜悲哀，在她看来，“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片荒凉”。回到内室，她禁不住流泪发抖，烧毁情书，作诀别准备。这个场面具有象征意义：贵族社会表面的荣华富贵，掩盖不住实力的衰败，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贵族阶级的统治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取代了。鲍赛昂子爵夫人的遭遇反映了复辟王朝这一最本质的历史变化。
五、《人间喜剧》——文学大厦的构想和建造
巴尔扎克接二连三地发表小说集：《私人生活场景》（1830）、《巴黎生活场景》（1832）、《外省生活场景》（1833），他还打算出版《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以及《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其间，巴尔扎克自然而然想到要把自己的作品组成一个庞大的有机的整体。据巴尔扎克的妹妹罗尔记述，他是在1833年写作《乡村医生》时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要把他笔下的人物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他快乐地对妹妹说：“向我致意吧，因为我正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天才。”1834年，达文在巴尔扎克授意下写成的《哲理研究导言》中，指出“从来没有小说家像他这样深入考察细节和琐事，以深刻的观察力把这些东西选择出来，加以表现，以老螺钿工匠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使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独创、新鲜的整体。”第一次透露了巴尔扎克意欲建造一座文学大厦的消息。同年，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这样预言：“我相信，到1838年，这部巨大作品即使没有圆满完成，至少也会重重叠叠，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座丰碑。
《风俗研究》将反映一切社会现象，任何生活状况，任何男女的面貌和性格……任何生活方式，任何职业，任何社会区域，任何法国地域，任何有关童年、老年、壮年、政治、司法、战争的情况，无一遗漏。
这样假设，人类心灵的历史便纤毫毕现，社会史的各个部分都得到绘写，这就是基础。这不会是想象的事实；这将是处处发生的事。
第二块基石是《哲理研究》，在现象之后，紧接而来的是原因……
在现象和原因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分析研究》，《婚姻生理学》属于其中，因为在现象和原因之后，应该研究原则。风俗是场景，原因是后台和机关布景。原则是作者：但是，随着作品螺旋式地达到思想的高度，它便变得紧凑和浓缩。如果说，《风俗研究》需要有24卷，《哲理研究》就只需15卷；《分析研究》则只需9卷。这样，人、社会、人类将得到不重复的描绘、评判、分析，而且容纳在一部如同西方的《一千零一夜》的作品里。”
《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这三大部分正是《人间喜剧》的基本结构，这个巨大的工程计划已经拟就，因为这时巴尔扎克已完成了30多部作品，约占《人间喜剧》总体的1/3强。但是，从1835年至1841年巴尔扎克为《人间喜剧》正式定名，并写出前言为止，其间经历六七年的时间。巴尔扎克于1839年在给出版商埃泽尔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人间喜剧》这个总标题，在此之前，他曾设想用《社会研究》来命名。显然，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神曲》（直译为《神的喜剧》）给了巴尔扎克以直接启示，他要创作出一部能与《神曲》相媲美的伟大作品。
到1841年，巴尔扎克已写出70多部作品，《人间喜剧》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重要作品相继出版，成果洋洋大观。
长篇小说《幽谷百合》（1836）通过—个爱情故事，描写了百日时期的贵族生活。巴尔扎克采用了故事中套故事的写法。塑造了一个“在纯粹人的形式下出现的人世间完美”的女性形象。
以《竞争》为总标题的两个中篇《老姑娘》（1836）和《古物陈列室》（18361839）是两部重要作品。所谓竞争，即指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搏斗，胜利者是资产阶级。两部小说互有联系，都发生在阿朗松。在《老姑娘》中，旧贵族的代表是德·瓦卢瓦骑士，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自由党人杜·布斯基耶。后者本足个投机商，在执政府时期破了产，来到阿朗松是为了寻找发财机会。他们争夺的对象是一个老姑娘科尔蒙小姐，她是该城嫁资最丰厚的女人之一。他们两人的争夺反映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两大势力之间力量的消长。科尔蒙小姐却看中不期而至的德·特雷维尔子爵，不料他已经结婚，还有了孩子。失望之余，她决定尽早结婚，便嫁给了杜·布斯基耶。可是，她婚后却得不到幸福，杜·布斯基耶只是名义上的丈夫。
《古物陈列室》中描绘的两个阶级的斗争更加曲折和富有戏剧性。埃斯格里尼翁家以最古老的贵族世家而自豪，这个家庭的代表埃斯格里尼翁侯爵认为旧贵族掌握着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力，因为贵族是法兰克人的后裔，他蔑视人民，称之为“高卢人”。作为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的沙龙把一切不属于真正的旧贵族的人拒之门外。自由党人把他的沙龙谑称为“古物陈列室”。他的儿子维克蒂尼安虽然也充满父亲的偏见，却认为荒唐放荡无关紧要，为此欠了许多债，幸亏忠于1日贵族的公证人谢内尔为他付清了，暂时挽救了他的名誉。其时，杜·克鲁瓦谢（即杜·布斯基耶）决意要报复贵族对他的蔑视。他借钱给维克蒂尼安，并给了后者一封留下很多空白的信。维克蒂尼安利用这空白做了一张30万法朗的假期票。事发后，杜·克鲁瓦谢提出上诉。谢内尔去求情，他提出苛刻的条件，要维克蒂尼安娶他的外甥女杜瓦尔。维克蒂尼安的情人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找到法官卡缪索，为不予起诉而进行斡旋。杜·克鲁瓦谢没想到自己败诉，他同维克蒂尼安进行了一次决斗，年轻的伯爵受了伤。保王党人指责杜·克鲁瓦谢的无耻，而自由党人坚持年轻伯爵伪造票据。谢内尔疲于这场斗争，“像只忠实的老狗”死去了。老侯爵看到查理十世的离去，痛苦地承认“高卢人胜利了”。他的儿子在宫廷谋不到差使，只得娶了杜瓦尔小姐，得到她的300万法朗陪嫁。但他蔑视自己的妻子，在巴黎过着单身汉的快乐生活。
《老姑娘》和《古物陈列室》通过两场婚姻纠葛，揭示了复辟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没有硝烟的战争，最后资产阶级得势的局面。
长篇小说《赛查·皮罗托盛衰记》（1838）转到描写商业竞争的题材，由于巴尔扎克有亲身体验，写来得心应手。巴尔扎克的立足点在于塑造一个以诚实为本的老式商人的形象。赛查·皮罗托出身农民，由于利用一种“治秃发”的药水而越加发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药水其实也是骗人的，根本不能治秃发。因此，赛查·皮罗托的诚实也需要打上引号。这只能说，巴尔扎克忠于现实，写出商人从个体小贩到小店主再到批发商的变化过程与欺骗顾客分不开。皮罗托有进行大买卖的野心，却不具备大商人尔虞我诈、奸猾取巧的本领，在投机买卖中栽了跟头。但是，他不向命运屈服，经过持久与艰苦的努力，三年以后，还清了债务，恢复了名誉，让女儿完了婚，实现了他许下的诺言，然后撒手人寰。巴尔扎克以此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商业欺诈手段的谴责。
与赛查·皮罗托这个“为诚实而殉道”的商人形象相对照的，是《纽沁根银行》（1838）中的大银行家纽沁根。比起高布赛克和葛朗台，他是个更具有现代意识的资产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发财致富的手段和商业信贷、金融投机的秘密了如指掌。他通过三次假破产、假清理，掠夺了千家万户的财产，而受骗者还把他当作最正直的银行家；他被封为男爵，并成为贵族院议员。这个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金融投机现象的敏锐洞察力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
长篇小说《公务员》（1838）则把笔触指向政府行政机构的弊端。这幕“官场现形记”写出了复辟时期官僚机构的黑幕，同时触及到宗教组织修道会的作用。
长篇小说《于絮尔·弥罗埃》（1841）写的是一个争夺遗产的故事。小说对一伙穷凶极恶的遗产争夺者的嘴脸刻画人微。作者以一个纯洁天真的孤女作为反衬，更突出利欲熏心的强徒们的可恶。争夺遗产本是《人间喜剧》常常涉及的题材，但这部小说写得惊心动魄，耐人寻味。
这一时期巴尔扎克最重要的作品是《幻灭》（18371843）。小说共分三部，故事发生在1821年至1823年间。第一部《两个诗人》，叙述了昂古莱姆的两个青年吕两安和大卫的故事。吕西安是个年轻的野心家。大卫的父亲是印刷厂老板，大卫刚从巴黎毕业归来，与吕西安的妹妹夏娃相爱，专心致力于廉价纸的发明。吕西安设法进入贵族社会巴日东太太的沙龙，并追求巴日东太太，由此遭到贵族社会的排斥和打击。他不顾家庭反对，同巴日东太太一起潜往巴黎。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外省》写吕西安在巴黎的经历。老谋深算的杜·夏特莱施展诡计，使巴日东太太疏远了吕西安。吕西安举日无亲，投身报界，为自由党报纸撰稿。他与女演员柯拉莉同居。吕西安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转而投靠保王党。而吕西安一旦失去内由党支持，保王党便立即下手打击他。吕西安两面受敌，与所有朋友的关系都告破裂，在同共和党人克雷斯蒂安的决斗中受伤。夏特莱等打击柯拉莉，使她患病身亡。吕西安身无分文，伪造了大卫签署的3000法朗期票，但转眼也化为乌有。吕西安失魂落魄地返回故乡。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写大卫的遭遇。大卫无法偿还吕西安冒名顶替签下的期票，藏匿起来。然而库安泰兄弟把大卫诱骗出来，加以逮捕。吕西安羞愧难当，想离家自杀，不期遇上化装成西班牙教士的伏脱冷，被他带走。大卫只得屈服，让库安泰兄弟夺去了发明专利，从此心灰意冷，在乡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幻灭》深刻地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党派斗争。昂古莱姆分为上下两区，形成贵族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局面，彼此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吕西安要进入贵族圈子，便被认为足贱民闯入他们的领域。当时，报纸已成为党派斗争的重要工具，他卷入了报纸相互攻讦的旋涡而不能脱身。由于他没有靠山，只落得身败名裂、走投无路的下场。他本想飞黄腾达，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排斥在上层社会的大门之外。巴尔扎克通过他的经历，写出新闻界是个“不法、欺骗和变节的地狱”、“贩卖思想的妓院”；自由派报纸虽然利用宗教问题抨击教会，利用宪章反对国王，攻击政府和官吏，但这一切只不过表露了资产阶级自南派对贵族政权的觊觎，“它做的投机生意，打的算盘，比最肮脏的买卖还要狠毒”；而在保王党的报馆里，人们“在脏物面前竟像群犬争食一样狺狺狂吠，张牙舞爪，本性毕露”，彼此打击倾轧，手段层出不穷。小说对卑鄙无耻的党派斗争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尖锐的谴责。
《幻灭》对当时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和卑劣的道德原则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揭露。作者通过伏脱冷之口对这种关系和原则作了赤裸裸的阐述。伏脱冷告诉吕西安，要支配社会，先要研究社会，不能相信官方的书上所写的，上面都是骗人的话，其实所有的大人物都足禽兽，“大人先生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不过是暗地里干的，他们平时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先生”：吕西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把自己的疮口暴露给别人看。这个社会遵循着假冒为善的原则，不这样做，就会从社会阶梯上跌下来，被社会吞没。伏脱冷还说，为了获得成功，要把人看作工具，对上谄媚，等到成功再把他一脚踢开，越是阴险狡猾的人反倒越得到别人尊重，“别爱惜你的人格，别爱惜你的所渭尊严”。伏脱冷宣扬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不顾一切向上爬的秘诀，他也承认，这是一种“强盗逻辑”，然而它正是这个社会所遵循的最高准则。巴尔扎克的描写揭示了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无情地撕下了统治阶级虚伪的面纱，还其丑恶的本来面目。
在《幻灭》中，巴尔扎克描写了一个小团体，塑造了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个小团体由一些最优秀的人物组成，他们博学多才，彼此尊重，重视友情，无私相助，以诚待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雄才大略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斯蒂安，他的生活信念是：“我们先要献身于人类，再想到个人”。他的政治才干不亚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圣鞠斯特和丹东。他的政治理想是实现欧洲联邦，这一主张对欧洲贵族威胁极大。他曾经为19世纪30年代的圣两门运动出过不少力。他参加了1832年6月的巴黎起义，资产阶级政府派军队前往镇压，他不幸光荣捐躯。对他的牺牲，作者表示了极大的忿懑，认为认识他的人无不表示惋惜，时常想起这个无名英雄。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
《幻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表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吞并现象：库安泰兄弟吞掉了大卫的印刷所。在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是描绘这个题材的第一个人。大卫是一个不善经营的小业主，一心埋头于科学实验。库安泰兄弟是精明狡猾的资本家，他们在政治上附和保王党的论调，经常上大教堂，赶印宗教书籍，以绝后顾之忧。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收买了大卫一手栽培起来的助手和吕西安的同窗、诉讼代理人，然后要大卫还债，把他逼到绝境，他们还利用大卫父亲赛夏的吝啬，使大卫得不到金钱的接济。而商业诉讼和法庭又为他们服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大卫的债务从3000法郎上升到1万多法郎，最后只好任凭债主宰割，交出发明秘密。库安泰兄弟假惺惺地让大卫继续实验，偷偷地把他的一些成果用在纸浆牛产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发了大财。直至最后法官明白地告诉大卫：“库安泰兄弟把你们摆布得够了……此刻明明是欺骗你们，可是你们被他们捏在手里……与其打一场稳赢的官司，不如吃些亏和解。”软弱的大卫无可奈何，说道：“只要让我们太太平平地过日子，无论什么性质的和解我都接受。”这场激烈的斗争，以资本更为雄厚、手段更为狡猾的资产者获胜，是合乎情理的。小说生动而精确地再现了资产阶级资本积累的过程。
1841年，《人间喜剧》即将出版时，出版商埃泽尔要巴尔扎克写……篇总序。巴尔扎克由于写作繁忙，提议用达文写的两篇序言。埃泽尔生气了，说道：“这是您的一部全集，义是您的作品要大胆付诸实现的最重大的事，同读者见面时竟然没有您写的文章放在首篇，那是不行的。”这一逼，巴尔扎克只得让步，于是写出了著名的《前言》。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献，它阐述了巴尔扎克的文学主张，也是对他的创作的一个总结。他提出小说家的任务是要描写被历史家所遗忘的风俗史，像一个书记那样，提出“恶行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刻画性格，塑造典型。同时，巴尔扎克标榜在“宗教和君主政体”这“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其实，这种思想在他的实际创作中并不起主要作用。
1845年，巴尔扎克为《人间喜剧》列出了一份清单，包括他计划创作的小说题目，一共是137部（按他的计算方法，《幻灭》要算作3部），其中《风俗研究》是主体，又细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6部分。但最后巴尔扎克只完成了这个大计划的3/5，约90部左右，有20多部作品成了未竞之作。
六、勤奋的写作和奢侈的享受
十几年来，巴尔扎克持续不继地日以继夜地工作。1834年，他在一封信中说：“席卷我的急流从来也没有这样湍急；从来也没有一部更巍然得可怕的作品这样制约了人的脑袋。我奔赴工作就像赌徒奔赴于赌博；我只睡5个小时；我写作18个小时，作品写完了便要毙命。”诚然，巴尔扎克拼命地写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还债，但是，不可否认，他的想象力异常丰富，创作力极其旺盛，正如他所说的：“一切骚动起来，各种思想像大军的营队在战场上开始行动，战斗爆发了。各种回忆像冲锋般纷至沓来……各种对比的轻骑兵扩展开来……逻辑的炮兵伴随着辎重队和弹药筒奔驰而至，俏皮话成散兵线到达；形象耸立而起，白纸写满黑字。”他确实是“下笔如有神”，写作速度很快，有时一个夜里写完一个短篇，如《无神论者做弥撒》（1836年1月），有时3个夜里写完一个中篇，如《禁治产》（1836年1月）。“工作！总是工作！灯火通明的夜晚紧接着灯火通明的夜晚，思考的白天紧接着思考的白天！”热爱写作而又极端勤奋，这是巴尔扎克对待创作的态度。巴尔扎克在《贝姨》中写下的一段话再确切不过地适用于他自己：“劳心的工作，在智慧的领域内追奔逐鹿，是人类最大努力之一。在艺术中值得称扬的，——艺术二字应当包括一切思想的创造在内——尤其是勇气，俗人想象不到的勇气……艺术家不能因创作牛活的磨难而灰心，还得把这些磨难制成生动的杰作……手要时时刻刻的运用，要时时刻刻听头脑指挥……工作是一场累人的战斗，使精壮结实的身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往往为之筋疲力尽……如果艺术家不是没头没脑的埋在他的作品里，像罗马传说中的居尔丢斯冲入火山的裂口，像兵士不假思索的冲人堡垒；如果艺术家在火山口内不像地层崩陷而被埋的矿工一般工作；如果他面对困难呆着出神，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克服，像那些童话中的情人，为了要得到他们的公主，把层出不穷的妖法魔道如数破尽；那么，作品就无法完成，只能搁在工场里腐烂，生产不可能了，艺术家唯有眼看自己的天才天折。”
这是巴尔扎克关于创作的甘苦之谈，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的创作过程简直可以用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来比喻：这个神话中的巨人奋力将一块巨石从山下滚到山顶，但一到山顶，巨石又滚落下来，西绪福斯再将巨石滚上山去，如此循环往复，永生永世。巴尔扎克还未写完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就等待着他，有时他甚至不得不同时写作多部小说。这样累人的艰辛的写作生涯却始终压不垮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是被迫的，毫无工作兴趣，那么巴尔扎克则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味去从事写作。他百倍的努力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宝库。因此有的评论家义把他喻为给人类盗取天火，造福人间，而自身却在受着雷劈鹰啄之苦的普罗米修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
巴尔扎克的一生，勤奋工作是主要的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追求奢侈享受。他在生活上竭力仿效大贵族，尽量过得豪华舒适，有时一掷千金。他的1831年的一份账单这样记载：613法朗用来定做最时髦的衣服，其中3件是带有金流苏的白色便袍；12副闪光的手套，其中一副是鹿皮的。他有两匹马，一辆紫色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车上嵌着姓氏字母；既有马车，自然还得有穿蓝色制服的马车夫，他身上还穿上绿色的美国式背心和百褶长裤，气派不凡。巴尔扎克使用一根金头拐杖，家具陈设华丽；他喜欢购买漂亮书籍、油画、稀罕的小物品，用来作摆设。1837年，巴尔扎克为了躲避债主追逐，用12000法朗买下一幢小别墅（位于去凡尔赛的路上），称为“雅尔第”，加以扩建，装修费用高达4万法朗。浩大的开支使巴尔扎克人不敷出，源源不断的收入像流水般花掉，以至于在1835年12月，结算差额达到105000法朗，除去欠他的母亲45000法朗，净债务是6万法朗。到1837年，他债务又增加到162000法朗。到1840年6月，他欠债总数已是262000法郎，其中115000法朗是欠亲戚朋友的。
为此，巴尔扎克想方设法摆脱困境。1836年，他联合别人办起《巴黎编年史》刊物：，巴尔扎克占6/8的股份，但最后还是办不下去。1838年，他到撒丁岛去勘察废弃的银矿，可是那里交通不便，缺乏供应，他囊中羞涩，无力开采，只得扫兴而归。巴尔扎克不得不卖掉“雅尔第”别墅去应急，只得到17000多法郎，损失巨大。1840年，巴尔扎克办过三期《巴黎杂志》，最后仍以亏损告终。全集出版后，巴尔扎克只得到15000法朗，这不过是杯水车薪。40年代巴尔扎克曾经致力于写作戏剧，因为上演一出戏的收入远远高于小说。可是他的剧本无一获得成功。1845年，他曾收购北方铁路股票（用的是韩斯卡夫人的钱）……略有所得。巴尔扎克总想发大财，但这一切就像童话中卖牛奶的小姑娘，幻想着一一步步发财致富，到头来落个一场空。
巴尔扎克虽然债务缠身，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便旧病复发，挥霍无度。1846年，韩斯卡夫人给了他10万金法朗，他就大手大脚地用5万法朗买了一幢房子，用12000法朗买家具，用24000法朗买一整套书，这一切为的是准备他和韩斯卡夫人的安乐窝。他写信给她说：“所有你认为我发疯的事都是明智之举”。据雨果的回忆，在他和韩斯卡夫人婚后居住的家中，有不少油画，巴尔扎克以此自豪，总要对来客炫耀一番。
七、天鹅之歌一晚年的绝唱
巴尔扎克因长年过度劳累，从40年代开始，身体状况明显转坏。然而，他的后期创作仍然异常丰富，与他前期和中期的创作相比，可以说毫不减色。
长篇小说《搅水女人》（1842）塑造了一个混世魔王式的恶棍形象——菲利浦·勃里杜。他在决斗中杀死了搅水女人弗洛尔的情人吉莱，撺掇病人膏肓的舅舅鲁杰与搅水女人结婚；一埃舅舅去世，便娶了搅水女人，霸占了偌大的遗产。他虽来自拿破仑的军队，却背叛了拿破仑党人的事业，投靠了波旁王室，当上了中校，随后被封为伯爵，一心想做上司的女婿。于是他的妻子和慈母都成了他的障碍。他的母亲为他的兄弟向他要钱，遭到粗暴对待，她临死才发现菲利浦毫无心肝。搅水女人被他遗弃。幸而天理昭彰，菲利浦对经商一窍不通，却自以为是，结果被纽沁根和杜·蒂耶捉弄了，在投机中破了产。他到阿尔及利亚服役，受到上司和士兵的憎恨，在一次战斗中被剁成肉酱。在巴尔扎克笔下，菲利浦是卑鄙无耻之徒的象征，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讲原则，胡作非为，这是复辟王朝时期产生的社会渣滓。
长篇小说《烟花女荣辱记》（1839-1847）可以说是《幻灭》的续篇，《幻灭》中的两个重要人物吕西安·德·吕邦波雷和伏脱冷在这部小说中同样是主角。伏脱冷的身份仍为教士，名叫卡尔洛·德·埃雷拉，在他的保护人支持下，重新来到巴黎活动。他想方设法让吕西安娶上德·葛朗利厄小姐，以便从中渔利。他同时迫使改邪归正的妓女爱丝苔从看上她的纽沁根身上榨取巨额钱财。爱丝苔深深爱着吕西安，她失身于纽沁根的第二天便自杀了。吕西安和伏脱冷为此被捕入狱？吕西安本性儒弱，招出了内幕，然后自缢身亡。伏脱冷面对这一局面，利用几位贵妇的关系，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与当局进行了一笔肮脏的交易，摇身一变，成了警探，从此为当局效劳，达15年之久。伏脱冷的原型是一个名叫维多克的苦役监逃犯，警匪合流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维多克的经历是个突出代表。在巴尔扎克笔下，这个深谙社会道德原则的匪首，最后成了统治阶级的鹰犬，他的野心终于暴露无遗，这个人物的道路也走到了尽头。这部小说既展现了上层社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又细致描绘了下层社会和监狱的阴暗场景，颇有通俗小说的兴味，只是巴尔扎克善于描写人物性格，则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所望尘莫及的。这部小说不仅出场人物多达270余人，而且巴尔扎克用以串连《人间喜剧》各部小说的重要手法一再现人物（即同一人物在多部小说中出现，因时期不同身份也有所不同）也多达150多人，两者在《人间喜剧》各部小说中都属首屈一指。
巴尔扎克后期的代表作之一是《农民》。这部小说没有写完，作者生前只发表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4章，遗稿经过整理续成较简单的后6章。这是一部直接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巴尔扎克从解剖一个农村庄园人手，描绘了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如何联合农民，同返回的贵族地主进行了较量，终于把贵族赶跑了。这一过程，深刻地反映了复辟时期法国农村发生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也正是整个社会所经历的所史变革。巴尔扎克在卷首提到这部小说“是一篇触目惊心的实录”，它记录了“时代的进程”，因此，这是自己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种”。马克思高度评价说，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了解。
小说再现的这场资产阶级和农民为一方，贵族地主为另一方的生死搏斗，正是复辟乇朝时期在农村的一对主要矛盾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蒙戈奈伯爵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遭遇正代表了贵族阶级的命运。蒙戈奈伯爵是在拿破仑时期发家的新贵族，复辟王朝时期投靠当局，同大贵族联姻，与封建贵族结成一体。在巴黎，他得到人贵族的支持；在外省，他得到省长的保护。他初到艾格庄，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刚愎自用，专横愚蠢。他本想重整秩序，振兴家业，但他并不会管理家产和经营土地。他以为禁止农民捡拾麦穗和砍伐树枝就可以增加收入，殊不知这样反而使贫困的农民难以生活下去，激化矛盾。农民把他看成“人民的敌人”。由于地方政权已为资产阶级所把持，省里的行政权力鞭长莫及，他便非常孤立，连生命都受到威胁。他只得拍卖艾格庄，离歼了这片庄园，这表明贵族阶级的权势得而复失。
《农民》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取得统治地位的生动记录。农村商业大资产阶级有3个代表：高贝丹、里谷和苏德利。高贝丹精明狡猾、凶狠毒辣，他靠克扣艾格庄女主人的收入发家，成为当地商业的首脑人物，他掌握巴黎1/3的木材供应，当地的巨富大族都听他调遣。他又是市长，亲戚遍布政府各部门，连教会都按他的意志行动。里谷是高贝丹的亲家，高利贷者。他收购国家标卖的土地，小块抵押给农民耕种，农民延缓偿付租税要为他无偿劳动，并要把女儿送到他家当女仆，供他蹂躏。苏德利则是—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庸俗资产者，喜欢讲排场。正是这3个资产者左右着农村的经济生活和基层组织，他们联合起来对付贵族，终于完全取代了贵族在农村的地位。
资产阶级的取胜，全仗与农民的联盟；农民在这场斗争中被推到第一线。农民生活贫困，是他们反对地主贵族的根本原因。福尔松老爹一家是农民家庭的代表。福尔松老爹本是佃农，后来经营手工业，他生活贫困，衣衫褴褛，经常在露天过夜。他饱经沧桑，仇视贵族。他义正词严地对蒙戈奈伯爵说：“我们刨地、铲土、施肥，我们给你们干活，你们牛下来就有钱，我们生下来就穷……你们不肯放弃你们的权利，咱们永远是冤家，30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不能指望我们作你们的朋友！”听到这愤怒的指责，蒙戈奈伯爵惊呼这是一篇宣战书。
《农民》尤为可贵的是，对农村经济制度有精确的描写，这是展示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的钥匙。法国大革命后，大批小农耕种着小块土地，表面上农民得到了自由，实际上，小块土地并不能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经不起天灾人祸，纷纷破产。小块土地虽使农民得到某种自由，却又成为农民贫困的根源。问题是复辟王朝又把大部分国有土地归还贵族，这就明湿地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随着资产者的胜利，士地又分成小块，租给农民，小农土地所有制达到了鼎盛时期。这种曲折发展的过程，就是几种力量斗争的广阔背景。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已经隐伏着农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者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其矛盾本来也是极其尖锐的，只是由于贵族的返回，才退居次要地位。小说描写到资产者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库特克意斯起甲……摸黑地干活，可是收成却只能偿付地租的利息。他一家人生活极其贫苦，即使女儿在外做工，补贴家里，仍然不能偿还另一半地价，他只好让里谷收回土地，白丢了付出的一半地价。福尔松老爹对农民说：“这30年来，里谷老头吸着你们的骨髓，难道你们还不明白资产者比大老爷还要狠毒吗？”可是，农民同资产者联合，只是作了资产者的工具而已。事实上，农民对资产者的仇恨是暂时压抑着的。东沙曾经表示，如果里谷欺骗农民，“我要用子弹跟他算账”。里谷也知道农民对他的仇恨，天一黑，便不敢在野外走动，怕遭到暗算。小说结尾，蒙戈奈伯爵被赶走后，农民和资产者的斗争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巴尔扎克后期的另·部代表作是《贝姨》（1846）。这部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38年至1846年。于洛男爵由于好色，败光了家产，这时又勾引上了淫妇玛奈弗太太。为了监视她的行动，他让妻子的堂妹贝姨住到她的新居去。贝姨是个老处女，几年前救了一个波兰流亡者、雕刻家文赛斯拉，并爱上了他，一直供他食宿。但是，于洛的女儿奥棠丝也爱上了这个波兰人，在家庭支持下，把他从贝姨那里抢了过去。贝姨本来就嫉妒堂姐，这下便立意报仇。她和玛奈弗太太串通一气。玛奈弗太太不仅同于洛同居，而且暗中和于洛的亲家克勒韦尔来往。在贝姨的指使下，她又勾引文赛斯拉。奥索丝知道丈夫的行径后，和他分居了。于洛也因丑闻和躲债，离家出走。玛奈弗太太成了克勒韦尔夫人。于洛的儿子维克托兰在伏脱冷的帮助下，让克勒韦尔夫妇得怪病死去。贝姨的报仇计划一一落空。于洛太太终于找到丈夫，把他领同了家。贝姨看到这一家的团圆，懊恼之极，病势加重，离别人间。一天夜里，于洛太太发现丈夫跑到胖女佣房里求爱，气极而死。第二年，于洛就同女佣结了婚。他的儿子感叹说：“祖宗可以反对儿女的婚姻，儿女只能眼看着返老还童的祖宗荒唐。”
《贝姨》深刻地揭露了七月王朝时期大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暴发户克勒韦尔是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做花粉牛意发了大财，拥有500万法朗，退出商界以后，当上副区长、区长，兼任国民自卫军连长、营长。他平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崇拜金钱、挥霍无度，在几个外室身上花费了几十万法朗，还专门收养十几岁的女孩子，供他日后蹂躏。然而，比起纽沁根在情妇身上花费几百万，他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样的穷奢极欲充斥着资产阶级上层。马克思指出：“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贝姨》所揭露的，正是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克勒韦尔奉行的就是这种享乐至上主义。
《贝姨》还着力塑造了另一种资产阶级人物，这是在大革命期间立过功勋的英雄，但时过境迁，到了七月王朝，已蜕变为极端腐朽的人物。于洛男爵就是由资产阶级的英雄变为淫欲亨乐的代表。他的堕落，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精神上的日益破产。
《贝姨》还描绘了贫富的尖锐对立。土伦港的工人每天只有30个铜子的收入，可是少于40个铜子是很难养活一家人的。贫民区的房客交不出房租，平民中有3/4的人负担不了结婚费用。小公务员生活拮据。刺绣女工贝姨当了一二十年工人，仍然蛰居在冰冷恶浊的房间里，终年受富亲戚的窝囊气。贝姨是一个更值得同情的人物。
面对黑暗的现实，巴尔扎克也感到道德感化是无能为力的。于洛太太是个贤妻良母，对于丈夫的放荡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声称“我们女人天然倾向于牺牲”，她以为上帝要以最残酷的痛苦去磨炼她。但是她的一次次容忍并没有使丈夫回心转意，付出的牺牲并不能感动丈夫，她终于受不了打击而死去：仁慈、宽容毕竟敌不过荒唐、淫逸。但她的女儿反其道而行之，丈夫倒回到了她身边。两相对照，意味深长。
《邦斯舅舅》（1847）与《贝姨》同属于《穷亲戚》的标题下，在这部描写争夺遗产的小说中，巴尔扎克刻画了两组人物。第一组是正面形象，主要有邦斯和他的好友施模克，他们是弱小者。邦斯有贪吃的毛病，因收藏艺术品而花光积蓄，只能到亲戚家打打牙祭，不料遭到卡缪索庭长太太和女儿的戏弄。他本想做好事，为外甥女找夫婿，却弄巧成拙，卡缪索太太以为他存心捣乱，则对他怀恨在心。受了委屈的邦斯积郁成疾。他积几十年心血的收藏被一伙小人发现后，他们连抢带偷，气得他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接二连三的打击终于使他离开了人世。还有点头脑的邦斯生前想把自己的藏画赠给施模克，他知道这份遗嘱必定会给那帮小人窃走，故而设下迷魂阵。假遗嘱这样写道：“余素以历代名画聚散无常，卒至澌灭为恨。此等精品往往转辗贩卖，周游列国，从不能集中一地，以饱爱美人士眼福，尤为可叹。窃以为名家杰作均应归国家所有，俾能经常展览，公诸同好，一如上帝创造之光明永远为万民所共享。
余毕生搜集若干画幅，均系大家手迹，面目完整，绝未经过后人窜改或重修。此项图画为余一生幸福所在，极不愿其在余身后再经拍卖，流散四方，或为俄人所得，或入英人之手，使余过去搜集之功化为乌有。所有画框，均出名工巧匠之手，余亦不忍见其流禽失所。
职是之故，余决将藏画全部遗赠国王，捐入卢浮官。”
这份假遗嘱措辞真切，对名画的珍重及见解均为肺腑之言，从中窥见一个藏画家的高尚境界。谁知施模克过于老实，邦斯死后他一味悲痛，任人宰割，根本不想与那一伙恶狼争个高低，只求获得生存权利。与这对善良而又感情真挚的朋友相对照的，是势利霸道、专横泼辣的卡缪索太太，狡黠刁钻、老练圆滑的诉讼代理人弗赖齐埃，贪财庸俗、见利忘义的看门女人西卜，歹毒贪心、诡计多端的旧货商雷蒙诺克，精明心黑、鬼鬼祟祟的古董商玛古斯。他们沆瀣一气，既狼狈为奸，义各怀鬼胎。他们的如愿以偿在邦斯和施模克的悲凉归宿的衬托下，显得越发可恶可恨。这幅群鸦争食图确是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实的风俗写照。
《贝姨》和《邦斯舅舅》并未列入《人间喜剧》的原计划里，这两部新添的小说却构成了巴尔扎克的“天鹅之歌”——据说天鹅濒临死亡时要仰天长鸣，所以被用来形容绝唱。写完了这两部作品，巴尔扎克便基本上没有再发表整部新作品。他要忙于自己一生未了的心愿——与韩斯卡夫人完婚。
八、漫长的爱情追求与短暂的婚姻生活
巴尔扎克同韩斯卡夫人的来往从1832年至1850年，长达十七八年，两人的通信出版后有4大卷之多。
1832年2月28日，一封署名“外国女人”的信发白敖德萨。巴尔扎克成名后收到不少女人的来信，但这封信格外引起他的注意，从信的笔迹和风格看，它出自一个贵妇人之手。这封信热情赞扬巴尔扎克的《私人生活场景》小说集，但指责他不该遗忘了《驴皮记》，因为这个长篇写得十分成功，以致她决定匿名给小说作者写信。巴尔扎克在《法兰西报》上表示收到了对方的信，但这个神秘的通信女人没有看到这个声明。11月7日，外国女人又来信说：“我想认识您，又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心灵的本能使我预感到您的存在；我照自己的方式想象出他，如果我看见您，我会说：这就是他……阅读您的作品时，我的心颤抖不已；您把女人提高到恰当的尊贵高度；女人心中的爱情是一种至上的品德，一种神圣的流露；我赞赏您身上的这种出色的同情心，它使您让人感觉到这一点。”她还是不愿透露真名实姓：”对您来说，我是‘外国女人’，我在世时永远如此。”她让巴尔扎克在俄国发行的惟一的法文报纸《日报》上用缩写的署名表明他收到了信。
这种神秘方式，这种亲切语调，这种体己话，这种幽雅的文风，都十分吸引巴尔扎克。1832年12月9日，《日报》上登载一则小小的启事：“德比先生收到了写给他的信，他只能在今天通过报纸发出信息，而且很遗憾不知道回信寄到哪里。”外国女人终于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她出身于同俄国人联姻的波兰贵族之家，名叫埃弗琳娜·勒兹大斯卡伯爵夫人；她在1819年嫁给旺赛斯拉·韩斯基，丈夫比她大22岁。她在乌克兰拥有一座古堡维埃兹索夫尼亚，有领地21000公顷，还有3035个农奴。她宣称自己只有27岁，实际上是31岁或33岁。巴尔扎克倾慕她年轻、漂亮、富有。于是两人之间鱼雁往来，书信由她的女管家负责传递。
巴尔扎克的信很快转变为热烈的情书，例如其中的一封这样写道：“噢，我未曾谋面的心上人，我是个孩子，如此而已……像孩子一样纯洁，像孩子一样爱着……女人曾是我的梦幻，我从来只向幻想伸出手臂。”他渴望着与情人见面，韩斯卡夫人终于征得丈夫同意，到女管家的故乡、瑞士的纳沙泰尔旅游。1833年秋天，巴尔扎克赶往那里，但一起只待了5天。10年后，即1844年，巴尔扎克回忆这一段甜密的经历时说：“啊！您还不知道我心中的感受，那时，从那个院子深处一院子里的小石子、长木板、车棚都铭刻在我脑海里——我看见一个面孔出现在窗口……我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当我对您说话时，我目瞪口呆。这种呆痴，这条在汹涌翻腾中暂停一下、以便更加有力地奔腾的急流，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她该怎样想我呢？’这个疯子般的句子，我怀着恐惧反复说着。”
传说巴尔扎克在湖边散步时，看到一个女人在看书，发现她手里拿着他的一本作品：这个女人便是韩斯卡夫人。她没有料到他又矮又胖，掉了门牙，头发凌乱，不过面孔聪颖，目光如火，笑容可掬。巴尔扎克则看到一个庄重的大块头女人，额角突出，脖子有点肥胖，嘴巴肉感。
同年的圣诞节，巴尔扎克又赶到日内瓦去会见她，这一次待了6个星期。1835年5月，巴尔扎克来到维也纳与她会面。这次分手直到8年后才重逢，但他们的结合还要等待更久。1841年韩斯卡大人的丈夫去世后，巴尔扎克已经表示了与她结婚的愿望。但韩斯卡夫人出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要料理丈夫遗产，而一直拖延下去。1843年巴尔扎克从海路赶到圣彼得俸去会见她，从7月底待到10月初，然后经柏林、莱比锡和比利时返回法国。韩斯卡夫人也曾携女儿安娜来到巴黎，巴尔扎克从巴黎陪伴她去意大利旅游：1846年韩斯书丈人怀了孕，但产下了一个死婴，巴尔扎克空欢喜了一场。1847年，韩斯卡夫人再度来到巴黎，秘密地住在贝里寡妇街，她并不喜炊巴尔扎克在福蒂奈街张罗的房子，5月便返回乌克兰。9月，巴尔扎克来到维埃兹索夫尼亚，直至1848年2月才回到巴黎。同年9月，他又去乌克兰，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其间病得不轻。
直至1850年3月14日，他们的婚礼才在贝迪捷夫的圣胡子教堂举行。3月17日，巴尔扎克在给女友卡罗夫人的信中说：“三天前我娶了我惟一爱过的女人，如今我格外爱他，直至离世。我相信，这个结合是上帝为了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克服的困难而给我保留的报偿。我不曾有过幸福的青春，也不曾有过百花齐放的春天：我会有最辉煌的夏天和最柔美的秋天。”
然而，巴尔扎克是在盲日乐观，他的身体状况很坏，以致直到5月才与妻子一齐回到巴黎。5月末，巴尔扎克夫人在信中说：“他既不能看，也不能走路，他不断昏厥。”5月30日，巴尔扎克的老友纳卡尔医生让医学界权威来会诊。不久，他四肢肿胀，出现蛋白尿，伴随水肿和阵阵刺痛。8月5日，他撞在一件家具上，腿部出现坏疽。在病情稍好的日子里，巴尔扎克仍然非常乐观，继续孕育庞大的写作计划。但随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医生们束手无策。据说他临终前曾表示：“只有毕安训”能救我。”8月18日夜里，巴尔扎克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雨果闻讯后赶去看望他。
就像古代希腊报捷的战士，经过42公里的长途奔跑，到达目的地便倒地而死一样，巴尔扎克结婚以后获得幸福还不到半年，便与世长辞。他在晚上11时半停止呼吸。
8月21日，巴尔扎克被安葬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
九、伟大成就与巨大影响
巴尔扎克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正如雨果所说，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他的宏篇巨制《人间喜剧》是一座文学丰碑，具有不朽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巴尔扎克的作品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有深切的了解，《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左拉认为《人间喜剧》“是一个世界，一个人类创造的世界，由一个生前是个艺术家的不可思议的泥瓦匠所建造”。这些评价并不过誉，巴尔扎克确实当之无愧。
世界上从来还没有一个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将自己生活过的半个世纪的社会完整地反映出来。巴尔扎克的这一丰功伟绩是任何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19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初期，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斗争几经反复，但总的趋势是资产阶级逐渐上升，贵族阶级逐渐败退和衰亡。巴尔扎克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将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资产阶级的这部上升史是一部罪恶的、充满血腥味的历史。而贵族社会曾经力图重整旗鼓，恢复旧日的生活方式，其中，明智的贵族能顺应历史潮流，与资产阶级联姻来保存自身，顽固的贵族则日薄西山，苟延残喘，有的则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所腐化。这一社会现象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人间喜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再现。
当然，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著作，它是以形象生动的人物和故事去反映和概括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巴尔扎克就尤其擅长通过一幕幕家庭、婚姻的悲剧去展示整个社会，特别着重表现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人间喜剧》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这个题目。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作家都达不到巴尔扎克所描绘的深度和广度。而其中包含的极其丰富的经济状况的细节，则是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都望尘莫及的。《人间喜剧》的认识价值不言而喻。
作为现代小说的巨匠，巴尔扎克发展和丰富了小说的形式。他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人间喜剧》中，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可以排成一个几十人的长名单，仅仅吝啬鬼就不下10个，而且个性各异，栩栩如生。《人间喜剧》中出场的人物达到令人惊叹的2400多个，他们不折不扣地组成了一个世界，有“巴尔扎克社会”的美称。乍动的、个性化的对话是巴尔扎克的拿手好戏。巴尔扎克对文章结构也颇费心血，力求多变。尽管巴尔扎克写作过快，对语言的推敲显得不够，即令他想弥补，在校样上大加涂改，墨迹斑斑，仍然避免和消除不了种种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与他的成就相比，缺点微不足道。
法国伟大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逝世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巴尔扎克的重要性，他毫不犹豫地称巴尔扎克为“天才”，认为巴尔扎克是“最伟大的作家中第一流的一个，最优秀的作家中地位最高之一”。左拉尊他为自然主义流派之父，以《人间喜剧》为楷模，创作出20卷本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20世纪的法国作家中，于勒·罗曼和杜阿梅也是巴尔扎克的学生，分别著有27卷本的《善意的人们》和10卷本的《帕斯吉埃家族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已被公认为19世纪小说创作的顶峰，新小说派作家认为，如果不另辟蹊径，那就无法达到巴尔扎克的高度，今天，巴尔扎克研究在法国是所有作家研究中最吸引研究者的项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据60年代末的一项统计，巴尔扎克的作品在青年人和成年人中拥有最多的读者。巴尔扎克的巨大影响早已越出国界，传遍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