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女友这样对我说。她刚刚有了一个小弟弟。一个孩子！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后来的几天很可怕，我发烧，没有胃口，老是呕吐。我的女友说，这些症状和她母亲的一样。一位修女终于逼迫我说出了真相。
“我怀孕了。”我抽泣着承认。
她抓住我一条胳膊，凌空把我提到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这样，我就产生了对玩具娃娃的恐惧心理和对性这种难以形容的神秘事情的好奇心。和我同时代的小女孩都缺乏性本能，这是很久以后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威廉·H·马斯特斯（1915—2001），维吉尼亚·E·约翰逊（1925—），美国当代性学家。
想出来的。只有男孩子们才得这种病，这种病可能把他们引向地狱，把他们终生变成潜在的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当你提出某个棘手的问题时，会有两种答案，据命中注定管理我们的嬷嬷说，传统的解释是巴黎飞来的白鹤所致，现代的解释是花和蜜蜂的关系。我的嬷嬷是现代人，但是对我的肚子里花粉和洋娃娃的关系并不太清楚。
在我七岁时，我准备第一次领圣体。在接受圣体前必须忏悔。我被领进教堂，跪在一道黑色毛绒帘子后面，我竭力回忆我所犯的一系列罪孽，但是我全都忘了。在黑暗和焚香的烟雾中，我听到一个加利西亚西班牙的自治区，位于西班牙西北部。
语调的声音。
“你用双手触摸过你的身体吗？”
“是的，神甫。”
“经常触摸吗，孩子？”
“每天都……”
“每天！在上帝眼中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过，纯真是一个女孩最大的美德，你应该保证不再这么做！”
当然我保证不再那样做。但是我不能想象我洗脸或刷牙时怎么能不碰到我的身体（三十多年后，这个为我带来创伤的事件被我写进了《埃娃·卢娜》一书）。你永远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得那样约束自己。
我在二战期间出生在世界南方一个解放的家庭中。这个家庭在一些方面是知识化的，另一些方面又几乎像处在旧石器时代。我在我的外祖父母家长大。在那个古怪的家中，我外祖母用她那一张三条腿的桌子祈求来的幽灵到处游荡。两个单身的舅舅住在那里，他们像我家的所有成员一样有点古怪。其中一个舅舅去了印度，迷上了托钵僧的行当，平日只扎一条遮羞布，用梵文背诵上帝的九百九十九个名字。另一个舅舅是一个可敬的人，他留着卡洛斯·加德尔卡·加德尔（1890—1935），阿根廷探戈歌手和作曲家式的发型，热心于博览群书。（这两个人被我用做了《幽灵之家》的海梅和尼古拉斯两个人物的原型——我承认，写得有些夸张。）那个家里有很多书，堆得到处都是，它们像难以控制的花草生长一样，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增加。没有人检查或引导我的阅读。我就这样读了萨德侯爵萨德侯爵（1970—1814），法国作家，善写色情小说。的作品。不过我觉得，对我这样的年龄来说，读他的作品未免太早了。作者所知道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缺乏最基本的知识。我见过的唯一裸体的男人是我舅舅，托钵僧，他坐在院子里赏月；看到那个小小的附属物，我感到有点失望，它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的彩色铅笔盒里。我居然会为此事感到那么不安？
二
十一岁时我住在玻利维亚。我母亲和一位外交官结了女昏，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他把我送进一所男女混合学校读书。几个月后我才习惯和男孩子们一块儿生活。我的耳朵总是红红的。我每天都爱上一个不同的男孩。他们都是一些野蛮的孩子，他们的活动只限于踢足球和课间休息时打架。但是我那些女同学已经到了量胸围的年龄，她们在一个小本本上记录着所接受的吻。必须记得很详细：男孩是谁，在哪里和怎样吻的。有一些幸运的女孩可以这样写：费利佩，在卫生间里，用舌头。我假装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我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还爬树，为的是掩盖自己的缺点：我几乎是个侏儒，还不如一个鸡雏性感。在生物课上，老师教给我们一点解剖学知识和生孩子的过程，但是事情很难想象。我们在一幅插图上看到的最大胆的事情是一位母亲在给一个新生的婴儿喂奶。其他情况我们一无所知，老师们没有给我们讲过欢愉情形，所以事情的关键就漏掉了。成年人为什么干那种污秽的勾当？勃起是男孩子们严守的一个秘密，就像女孩子严守月经的秘密一样。我觉得文学是回避性的，所以我不去电影院。但是我怀疑在电影院可能看到那个时期的性爱行为。那时女孩和男孩之间的关系有推你一把，打你一下，和让女友传口信：基南说他想吻你一下；你告诉他吧，可以，不过要闭着眼睛；他说现在不想吻你；你告诉他，他是个蠢货；他说你比他还蠢。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学年。男孩和女孩之间最亲密的表现是两人轮流嚼一块口香糖。有一次我竟然和有名的基南厮打起来。基南是一个红发男孩，我们这些女孩都暗暗地爱着他。他把我的鼻子打出了血，但是还没有完，他这个长着雀斑、身体粗壮的家伙又气喘吁吁地把我压在了校园的石头上。这是我一生最具刺激性的回忆之一。还有一次，他请我去跳舞，庆祝一个节日。那时，震撼世界的甲壳虫音乐的影响还没有达到拉巴斯。“啊，上帝！这就是史前吗？”仍然像催眠曲一样在我们耳边响着。我们抱着跳舞，有时脸贴着脸，但是我那么矮小，我的面颊勉强碰到任何一个正常男孩腰带的扣袢。基南有点紧地抱着我，我感觉到在他的长裤兜和我的肋部那么高的地方有一种硬东西。我用手指尖敲了它几下，我要他把钥匙掏出来，因为它弄得我挺难受。他立刻跑了出去，再也没回到舞会上来。现在，我对人的本性了解得更多了。关于他的行为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也许那个硬东西不是什么钥匙。
一九五六年，我家搬到了黎巴嫩，我进了一所女子学校，这一次是一所贵格会贵格会，基督教一教派，又称公谊或教友派。办的英国学校。在学校里，单纯的性课程已不存在，它已因为英国人的冷淡和讲道士们的热情而从世界上消失。贝鲁特是中东的明珠。在那座城市里保存着总督们的财富，那里有欧洲最有名的女服设计师和珠宝商们的分号，有纯金镶边的卡迪拉克小汽车在街上从骆驼和骡子旁边驶过。许多妇女已不蒙面纱，一些女学生也穿上了长裤，但是仍然存在着几千年来把男女隔开的牢固的界限。性感充满了空间，它像羊羔油的气味一样飘浮着。午间的热气和祷告报时者的歌声召唤人们到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下去祈祷。欲望，淫荡，被查禁的东西……女孩不单独出门，男孩子同样必须留神。我继父把一些帽子上用的长别针交给我的兄弟们，以便他们在街上被人掐拧时进行自卫。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译成法文在印度出版的影印小说、一本读烂了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关于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纵欲的袖珍本小说，在孩子们中间传递。我继父有一本《一千零一夜》锁在他的柜子里，但是我发现了打开柜子的办法，拿出来偷偷地读那部烫金的红皮封面的杰作的片断。我由那些肌肤白嫩的仙女、住在瓶里的精灵和具有无穷的做爱热情的王子引领着，在那个令人欲罢不能的幻想世界里漫游。我周围的一切都激起我肉体的快感，我的荷尔蒙几乎像手榴弹一样要爆炸了。但是在贝鲁特，我过的实际上是封闭的生活。规矩的女孩几乎不和男孩讲话。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个男朋友，他是一位地毯商的儿子，他请我去露天咖啡馆喝可口可乐。他十分富有，有一艘摩托艇和一个驾驶员。在我母亲和他的司机的监视下，我们始终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
二
对我这个年龄的女人们来说，那是一个不知所措和惶惑不安的时期。我们读金赛的《报告》指美国性学家艾福瑞·金赛（1894—1956）和他的同僚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金赛性学报告》。往后许多性学研究，大都以此为经典、《爱经》印度谈论性问题的著作。和美国女权主义作家的书，但是我们仍不能摆脱我们所赖以成长的假道学。男人们依然苛求难以办到的事情，就是说，新娘必须是处女，妻子必须贞洁。未婚夫妻发生了感情危机，我的女友们几乎全都分居了。在智利不存在离婚一说，这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男女两方可以分开，也可以结合，不用办那些官僚主义手续。我有一个满意的婚姻，我的忧虑大部分可以通过工作排解。我在家里是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和妻子，在杂志上和我的电视节目中我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公开做我在私下里不敢做的事情，比如化装成合唱队队员：臂部插着鸵鸟羽毛，肚脐眼上贴着一块玻璃祖母绿。
一九七五年，我和我的家庭离开了智利，因为我们不能继续在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统治下生活了。我们在委内瑞拉赶上了性解放运动的高潮。那是一个热情的国度，人们可以随意地表露性感，无需任何借口。在海滩上可以看到留着大胡子的男性穿着为突出里面的东西而设计的比基尼泳裤。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所有选美比赛的优胜者）在臀部携带的秘密音乐的伴奏下招摇过市，诱惑行人。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除了沃尔特·迪斯尼的电影外，能够看到的电影都有至少一对男女做爱。甚至科教片中也有变形虫或企鹅交尾。我和我母亲去看《感官帝国》表现性爱的死亡之美的日本电影，1976年由日本导演大岛渚拍摄。，她面不改色。我继父把他那些描写性爱的名著借给他的孙子们看，因为和从报亭买到的任何杂志相比，他的书都特别淳朴感人。必须多学点东西，才能洒脱地回答儿子们的问题（妈妈，什么叫恋童癖？），并且当孩子们把避孕套吹鼓、过生日时像气球一样挂起来时，也才能够装作若无其事。收拾我年少的儿子的房间时，我发现一本用咖啡色的纸包着书皮的书，我凭着多年的经验，不用翻书就猜到了书的内容。我没有猜错，那是一本现代的教科书，是在学校里用足球运动员的画片换来的。看到两个情人用鲑鱼油冻在身上摩搓，我意识到我生命中失去的一切。我烧饭烧了那么多年，居然不知道鲑鱼的用处！在整个那段时间我和我丈夫在干什么呢？卧室的屋顶上连一面镜子也没有。我们决定适应最新潮流。但是做过若干十分危险的扭动身子的动作之后——就像后来我们脊柱的X光片上证实的那样——天亮时我们在关节上搽了些涂抹剂，而没有为抗晕涂鲑鱼油冻。
我女儿保拉中学毕业后开始攻读心理学人类性学专业。我提醒她说，那样做不慎重，她没有了解清楚她的志趣，我们不是在瑞士。但是她仍然坚持。保拉有一个西西里男朋友，他们打算去教堂结婚，生许多儿子，一旦她学会了煮面条就这么办。我女儿的外貌很容易欺骗任何人，她像穆里约西班牙画家，生座于年代不详。画的处女，温柔、妩媚，留着长发，目光无神，谁也想象不到她会是那些事情的内行。在她学习性学期间，我去荷兰旅行，她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她买一些学习材料。我只好拿着一张单子去阿姆斯特丹一家商店，买了一些香蕉状的玫瑰色胶皮器具。这还不是令人感到最气恼的。更令人恼火的是在加拉加斯海关，我的手提箱被打开，我不得不进行解释，说那些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为我女儿买的……保拉提着一个装着色情玩具的手提箱四处奔走，她的西西里男朋友丧失了耐心。我觉得他的理由是合情合理的：他不愿意忍受他的女朋友到处去测量别人的性高潮。她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看她播放各种可能的结合的录像：女人和公驴、下身麻痹患者和聋哑女人、三个中国女人和一个老头儿，等等。变性人、同性恋、奸尸者、手淫者都前来喝茶。当穆里约的处女端来小点心时，我懂得了外科医生是如何用一段肠子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的。
事实上，好几年我都在为我的孙子们出生做准备。我买了后跟带钉子的皮靴，有七个鞭鞘的鞭子，嘴和眼睛可以开启的充气洋娃娃和刺激性欲的香脂，我背熟了印度人做爱的神圣姿势。当为了拍艺术照而对狗进行训练的时候，艾滋病出现了，性解放便见鬼去了。不足一年的时间，一切都改变了。我的儿子尼古拉斯剪掉了覆盖着脑袋的绿头发，拿掉了耳朵上的十四根针，觉得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更健康。保拉放弃了性学，因为看来学性学并没有什么益处。相反的，她想在认识性的教育方面长些见识，并怀着找到另一个男朋友的希望学会了煮面条。她找到了，结了婚，后来死神降临，把她带走了。不过，这是另一段历史。我为未来的孙子们买了几个长毛绒小熊，我吃了鲑鱼奶油冻，现在我在照管着我的花草和蜜蜂。
我的回忆
我在充满硝烟和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岁月在这样的等待中度过：当你心不在焉地捻着一颗纽扣，原子弹突然射出，地球便被炸碎。
谁也不指望能活多久；在世界末日降临之前，我们每分钟都在忧心忡忡地忍受，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检查自己的肚脐并作记录，正如现今人们惯常作的那样。再说，我是在圣地亚哥长大的。在那个城市，任何自我欣赏的与生俱来的倾向都被扼杀在摇篮中。有一则谚语这样形容那个城市的生活方式：“睡觉的虾会被水冲走。”在其他地方，比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纽约的功利的文化中，看心理医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讳疾忌医被认为是没有文化或思想简单的显著表现。然而在智利，只有危险的精神病人才会这样，而且只给他们穿一件拘束衣；但是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伴随着性革命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也许存在着某种联系……在我的家庭成员中，从来也没有人依靠这种疗法，尽管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是值得研究的经典病例。我们觉得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一个陌生人而且还要付给他钱是荒唐的；神甫和巫婆们就是干这种事的。我在思考问题方面所作的训练不多，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我却经常想起我的过去，这只能被认为是过早衰老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