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本地人会告诉你说佛罗里达有四季，他们会说，尽管这四个季节不太鲜明，但是仍然存在着微妙的季节变化。不要相信他们说的。实际上，这儿只有两个季节——温暖、干燥的季节与炎热、湿润的季节。前天夜里，我们迎来了热带那闷热的天气，这时候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狗已经不再是一只小狗了。随着冬天迅速地更替为夏天，马利也似乎迅速地长成了一只身材瘦长的成年狗。在五个月大的时候，他那过大的黄色毛发覆盖下的身体，已经长成了松垂、起皱的模样。他那巨大的爪子作为身体的一部分，看上去也不再是那般滑稽可笑了。他那如针形状的幼齿也变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尖牙，在一阵迅速地咬牙切齿之后，能够咬坏一个飞盘，或者一只崭新的皮鞋。而他的犬吠则升华成了一种令人闻之丧胆的隆隆巨吼。当他用后腿站立，摇摇晃晃地转着圈的时候——这是他经常性的动作，就像是一只正在跳舞的俄罗斯马戏团里的狗熊——他能够将前爪搭在我们的肩膀上，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
当兽医第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轻柔的口哨，然后说道：“你们手中的马利已经是一个大男孩了。”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已经长成了一只英俊的、可以作为范本的拉布拉多犬，而我不得不向存有疑心的詹妮女士指出，我为他起的正式名字，实在是非常适合他目前的状态。如果他能够停止转着圈追逐自己的尾巴的话，那么，居住在丘吉尔路的杰罗甘的尊贵的马利·丘吉尔，将会是“尊贵”一词的最佳释义。有时候，当他用尽了体内的最后一丝精力终于不再奔跑之后，他会躺在卧室的波斯地毯上，沐浴着那透过窗帘晒进屋里的阳光。他的头微微扬起，鼻子闪闪发光，爪子交叉在身体前面，他的这副模样，令我们想起了埃及的斯芬克司狮身人面像。
我们并不是惟一注意到这一变化的人。我们能够看出，那些陌生人或与他保持着安全距离或当他跳跃起来时本能地往后退缩，他们也不再将他看作是一只不会造成他人伤害的小狗了。对于他们来说，他已经长成了一个会让人感到害怕的东西了。
我们的前门上有一扇高及眼睛的小小的长方形窗户，宽四寸、长八寸。马利仿佛是为迎接访客而活的，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按响门铃，他便会飞跑着穿过房子，当他接近大厅的时候，他便会来一个紧急刹车，然后滑行着穿过木地板，直到“砰”地一声撞在了门上，他才停了下来。然后，他便后腿跳起，野蛮地叫着，将自己那硕大的脑袋凑在那扇小小的窗户上，直视着窗户另一边的某张脸。对于将自己视为一辆常驻的迎宾马车的马利来说，这是一个欢快的前奏。尽管对于那些挨户访问的推销员、邮递员以及任何并不认识他的人来说，他就仿佛是从斯蒂芬·金的小说中跳出来的怪物，而挡在他们之间的惟一物体，便是我们家的那扇木门。不止一位陌生人，在按响了门铃并且看到马利那张咆哮着的脸正直直地盯着自己看之后，吓得倒退回了车道中间，然后，惊魂未定的他们便只敢站在车道上等待着我或者詹妮前来应门了。
我们发现，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
我们的房子是一栋被那些城市的规划者们称之为“不断变化着的近邻”的建筑。这栋修建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房子，最初的居住者是那些打短工的流动工人以及退休者们，当原来的房主相继去世之后，这栋房子便开始被一些更为混杂的租贷人以及工人阶层的家庭接手了。到了我们搬进去入住的时候，邻近地区又再一次处于转变之中，这一次是属于中产阶级造成的城市所有权的变化，同性恋者、艺术家以及年轻的职业人，搬到了靠近码头以及它那奇特的、具有装饰风格的建筑物的地区。
我们的街区扮演了在美国南部高速公路以及码头沿岸那些时髦的住宅之间的缓冲地带。南部各州的高速公路，最初是沿着佛罗里达东海岸修建的，在州际公路出现以前，这些高速公路便成了通往迈阿密的主干道。它有五条单向行车道，一条有日晒的人行道，每个方向都带有一个共享的左转车道，公路两旁遍布着稍微有点儿破烂的、不太体面的借贷商店、加油站、水果摊、货运公司、餐车饭店以及似乎来自于过去时代的夫妻旅馆。
在南部高速公路以及丘吉尔路的四个角落，分别是一家酒铺、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一家窗户上横着厚重栅栏的出售贵重物品的商店，以及一个露天的投币洗衣店。而我们的房子则位于街区的中段。
我们原本以为这一带会比较安全，可是，接连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迹象。放在院子里的工具不见了，在某个非常寒冷的一天，有人偷走了我堆放在房子两边的所有木柴棒。星期天，我们在我们最喜欢的餐车饭店里吃着早饭，坐在窗前我们经常坐的那张桌子旁，詹妮指着我们头顶上的厚玻璃板上的一个弹孔，然后语气平淡地说道：“上一次我们来这儿的时候，这个弹孔还没有呢。”
一天早上，当我驾车驶出街区前去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躺在排水沟里，他的双手和脸都是血淋淋的。我泊好车，向他跑去，认为他可能是被一辆车给撞了。但是，当我蹲在他身旁的时候，一股混杂着酒精和尿液的恶臭都快要将我给熏晕过去了，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便可以确定原来他只是喝醉了。我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让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然后便陪着这个男人一起等待着，可是，当工作人员到达的时候，他却拒绝救治。护理人员和我只好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位烂醉如泥的家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朝着酒铺的方向走去。
有一天晚上，一个浑身散发出绝望气息的男人来到了我的门前，告诉我说他要拜访位于下一个街区的一栋房子，而他的汽车没有汽油了，问我是否可以借给他五美元，他明天一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来还钱给我。“你确定吗，朋友？”我心里想。当我提出帮他打电话给警察的时候，他咕哝着找了一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然后便逃之夭夭了。
但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则是发生在对面街上一所房子里面的事情。我们听说，就在我们搬到这儿来的几个月前，那儿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而且不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而是一起极为恐怖的可憎的谋杀案——一位患有残疾的寡妇惨遭电锯肢解。因为媒体对这件案子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所以，在我们搬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对该案件的各个细节了如指掌了——每一个细节，除了案件的发生地点。现在，我们就居住在离案发现场仅仅相隔一条街的房子里。
受害者是一位名叫鲁思·安·雷德米尔的学校退休教师，她发现自己的看护偷了她的支票簿，而她的银行账户也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费用支出。罪行败露之后，惊慌失措的看护便用大头棒将这位可怜的妇人给打死了，然后叫来自己的男友，他带来了一个电锯，两人一起将放在浴缸里的尸体给肢解了。然后，他们将一块块的尸体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面，并用水冲刷掉了妇人落在排水沟里的鲜血，然后便驾车逃跑了。
我们的邻居后来告诉我们，一连好几天，雷德米尔夫人的消失都没有被人察觉到。直到一个男人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说从他的车库里散发出了阵阵可怕的恶臭，这个秘密才终于暴露了。警察发现了那个大箱子以及它里面那可怖的东西。当他们询问屋主箱子为何出现在那儿的时候，他告诉了他们实情：他的女儿问他是否可以把箱子存放在那儿。
尽管雷德米尔夫人的这桩恐怖的谋杀案是我们街区历史上被人谈论得最多的事件，可是，当我们准备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及过这起案件，哪怕是只言片语。房产代理人没有，屋主没有，地方巡警没有，测量员没有。在我们乔迁新居的第一周，邻居们带着饼干和焙盘前来探访我们，他们将这个坏消息委婉地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很难不去想就在这个离我们卧室的窗户仅仅一百步之遥的地方，一位毫无防备的寡妇曾经被锯成了碎片。我们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件内贼作案，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然而，当我们路过案发的那栋房子，或者仅仅是从我们的前窗望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抑制自己不去想在那儿曾经发生过的可怖场景。
还好，现在有马利陪伴在我们身旁，当我们察觉到那些陌生人以充满些许畏惧的眼神看着他的时候，我们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它是一只大个头的爱流口水的狗，所以，他对于入侵者的防御策略便是疯狂地舔着对方直到他招架不住。可是，外面的那些小偷以及掠夺者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这个特点，对于他们来说，马利个头很大，孔武有力，而且他经常会难以预料地陷入到疯狂的状态之中。这也便是我们为何如此喜欢他的原因了。
怀孕让詹妮的生活习惯变得非常健康。黎明时分她便会起床，开始锻炼身体，并且带着马利出去散会儿步。她还准备了卫生的有益健康的饮食，搭配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她戒掉了咖啡因以及食用苏打，当然还包括酒精，她甚至都不允许我放一汤匙烧酒到瓦罐里面。
我们发誓不对外宣布怀孕一事，直到我们确信胎儿很安全以及不存在流产的危险。但是，我们两个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太过兴奋了，所以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一位又一位的知己，并要求他们发誓保守秘密，直到我们的秘密完全不再是一个秘密为止。一开始，我们告诉了双方的父母，接下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然后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再然后是我们的办公室同事，最后是我们的邻居们。在第十周的时候，詹妮的腹部已经开始微微隆起了。怀孕这件事情开始看上去有些真实了。为什么我们不将自己的快乐与全世界分享呢？到了詹妮应去接受检查和超声波扫描的那一天，我们几乎都想将这件事情写在户外的公告板上了：约翰和詹妮正期待着小孩子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