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构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的“现实表征”，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中国自五四以来，作家、评论家都比较一致地强调了真实而排斥虚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于深入了解和反思中国文学是十分必要的。第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现实表征”中对他者有着过分强调，而且这种强调多建立在政治道德的意义之上而不是审美文化的意义之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他者都是被异化的形象。因此，重建他者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依然是很艰巨的任务。第三，从文论的角度来看，认识文学的物质性特征是充分理解文学虚构性的前提。
中国文学总体上比较注重写意，在价值上也一直坚持非物质主义取向，文学的物质性特征没有受到传统文学的重视也是一大遗憾。文化研究力图发掘文学的文化资本，对重建文学的物质性，发现文学表达本身之美是值得借鉴的。第四，在对当下文学现状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即创作想象力的集体缺失、审美经验的寄生性和对永恒性的深度思考的缺乏。
引发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作家过分依赖或者说拘泥于现实，没有充分显示文学的超越性。“底层写作”的流行与发展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当代文学发展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强化当下感，突出个人叙事，拆除所谓的民众文学和追求文艺作品的永恒性都是可以考虑的。这一章，笔者将就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近百年文学“现实表征”中强调真实忽视虚构的原因分析中国自五四以来就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作家与评论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强调真实排斥虚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当下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传统因素的制约，这个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希望给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可能性提供某种参照。
一、传统集权政治促成写实主义传统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化国家，其文学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与政治相生相克。文学雏形在中国不具备独立性，文学与巫术、占卜、祭祀、史学与哲学都是不分家的。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即文学可以作为介入生活进入仕途的阶梯。于是，“学而优则仕”就成了士大夫文人的共同理想。
可见，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和学习一开始就带着极强的政治色彩和实用诉求，文学在不自觉中被泛政治化了，而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更强化了文学的这种政治功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受到极大的质疑与挑战，人们随后用批判儒家思想的方式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救国救民的文学。梁启超号召说“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将小说放在救亡图存的地位上。但这同样是在政治的语境中讨论和发展文学，文学依然是充当了政治宣传的手段和工具。
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与其说是革新文学不如说是革新思想，知识分子不过是打着文学革命的招牌进行思想启蒙，于是在与之伴生的文学领域里，人们感受到更多的改革现状的迫切需求而不是关于艺术审美的提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文学的政治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文学几乎就沦为集体的呼声，成为号召人们进行大生产的动力与口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国民缺乏正常的情感表达，当然更无个人化、风格化的创作可言。因为文学一方面可以为政治塑造理想国民，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叛逆者得到应有的惩戒。政治在日常生活是渗透式的，作为一般的公民很难感受到，而中国百姓从古至今对政治极其敏感。政治成为一种全民运动只能是以诗意的方式在文学中存在，即文学将政治意识形态化后散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生活成为文学表现的核心，也责无旁贷地成为正统文学，中国文学的发展处处显出见证集权政治的特征。政治化也成为中国文论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为走这一步，文论上是分三步来完成的。第一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文革是现代工具理论主义借助政治权力上升到独掌地位并打击现代审美主义。
理论上经历了‘新写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三代革命现实主义的形态和话语。第二步是，文革后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是现代审美主义借助政治宽松时期全面复兴并在学术思想上压倒了现代工具主义。
最后是九十年代以来以现代性冲突转化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结构与再建构。”（余虹：《革命审美解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文学政治化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政治最能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因此政治化的文学很容易革新变化，出现新的开拓。尤其是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学往往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文学成为政治的代言又使其在艺术的唯美性上表现不够，对艺术本身的规律不太关注。这样关于艺术本身具有的超越性的方面便被搁置了，人们更关注作为文学表现主题的内容的真实而忽视了艺术真实的表现。由政治引发的对文学真实的偏执，使人们无意也不敢多谈虚构。所以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就注重现实主义的真实，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思潮退隐到历史的暗角。
于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文学自觉地承担了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社会使命。一本《伤痕》小说的出现就可以引发一代人对一个时代的悲痛思考；一本《乔厂长上任记》也可以激发人们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而一本《爱，是不能忘记的》也可以唤醒我们对个人情感记忆的珍重。可见，在政治化的环境下国民情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公共的，文学变身为集体情感的载体与集体叙事的平台。在启蒙的时代，作家的艺术成就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强化了文学使命感，从而将文学自觉推到促进社会改革的位置，浪漫的、虚构的因素也自然受到主流文学的排斥。
由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多半脱离现实语境而带有较强的小资情调，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而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不断得到强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相联系，进而成为能代表官方意识的主流文学样式。朱光潜曾言：“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往往使浪漫主义作家们在幻想里讨生活，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起过去其它时代，都较富于主观幻想性。积极的浪漫主义多半幻想到未来的理想世界……消极的浪漫主义则幻想过去的‘黄金时代’。”（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10页。）而且大多数浪漫主义作家都对现实社会有一种不满和对立的态度，往往流露出一种感伤忧郁的情调，消极有余而进取不足。现实主义表征模式本身给人贴近真实的感觉，从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提倡标榜真实的写实文学都是当权者一个共同的选择。近百年中国社会是急剧动荡变化的，文学为了迎合社会变迁也相应的特别注重真实排斥而回避虚构。
二、经世致用文学观渗透写实主义精髓
承载集权政治的文化精神是我们骨髓中流淌的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封建中国精神支撑的儒家思想，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价值追求。其核心是修身养性，济世安民。个体人格最高的追求是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所谓“德高望重”。其次是建功立业，以功名建立自己的不朽。实在不行就去写书，藏之名山，传与后人，这种人生追求使得人们非常现实，希望建功于当下，扬名于今生，这种个性使得他们更关注现实人生。儒家关于伦理文明的思想，从官方提倡逐渐演变成百姓自觉的意识形态，在隋唐以后，书生们情愿皓首穷经，老死于文场。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当权者为了稳固统治不断地强化文学的教化功能。自孔子开始，就奠定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的伦理基础。孔子甚至说过“不学诗无以言”
的话，诗的教化学习作用是得到极大推崇的。《毛诗序》也强调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不仅为人们实现人生价值开辟了道路，而且也成了自我完善的教科书。
怀抱经世济民的社会理想，知识分子们把文学当成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从小说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小说最开始是“文人末技小道之流”，正人君子都不齿为之。后来的小说家们却用写史的方式来写小说，为的是记录下人们的奇言轶事，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到唐代，有了正式的科举考试，文人可以通过读书做官。这时，考生们为了迎合考官，展现自己的才华，又开始大量地写作唐传奇。至明清社会生活政治环境的种种压抑，知识分子又作小说来排遣自己的郁闷情绪，使得小说大为繁荣。因为要远离政治，小说家们比较一致地选择了自觉的虚构作为言志的幌子。
可见，小说走向自觉的虚构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而五四时期，一反常态，把小说提高到救国救民的位置，也是出于社会政治启蒙的需要，并且为了更好的启蒙大众，要求用白话文写小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从表现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服务于经世济民的社会理想的，其他文学体裁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白江宏先生曾言：
“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那种数千年来为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起来的实用理性精神，使他们习惯浸润于国事民瘼的关怀和参与社会政治的热情之中。”（白江宏：《现实主义的丰富与发展——王向峰文艺美学思想初探》，《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中国知识分子把文学的社会作用看得如此之重，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就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把文章之事当作“经国之大业”来对待。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白居易也自觉要求自己“以诗补察时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几乎就是文人参与政治的某种手段。
到了五四时期，人们对于传输来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概用写实主义的名称来替代。其根本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没有兴趣，也无意于从学术上进行深入探讨，而仅仅看重了它的写实的表层功能。用这种实用功利的心态来运用这种理论，必定造成对文学自身审美功能的忽视甚至敌对，这就给写实主义理论本身附加上了过分强调思想性、过分强调政治性的任务。这种新的文以载道文学观的提倡，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写实主义的美学内涵，赋予了写实主义太多使命。
过重的社会使命使写实主义不堪重负，文学问题很容易就转化成政治问题，美学问题也变成了社会问题的附庸，“当时的理论界对俄国现实主义理论主张的译介过程中，特别注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论述，并且在这些译介中，很多都是后来倾向‘人生派’的作家，他们译介俄国文艺理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人生派现实主义的追求寻找理论依据。
”（同上。）朱光潜先生说：“中国文艺和中国伦理思想一样，要在现世内得解放……中国伟大的诗人如屈原、陶潜、阮籍、杜甫、李白等都是要极简朴极真诚地把他们的忧生、忧世、忧民的热情表白出来，绝对没有想象虚构的徘优气。
”（转引自杨义：《中国新文学与现代中国精神谱系》，《文艺争鸣》，2008年第3期。）这种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实际作用的文学思想，总体上说来一直延伸到新中国的文学思想之中。既然文学是如此重要的大事，文学理论中公开标榜文学的虚构性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实主义文学写实的方法比较适合表达社会政治性的主题，对于鼓励人们投身到当时的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可以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干预、关注的性能和中国传统实用主义文学观形成一种天然的默契，因而成了“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模式。而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表面看来最接近真实的一种文学形态，因而作为与真实对立的虚构一直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
三、实录精神与载道传统塑造写实主义内核
中国史传文学成熟得很早，而且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视史传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迁的《史记》
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亚于《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中国古代的史传文学创作讲求“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种“实录”创作精神必然抑制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追求，也抑制文学理论对虚构性的张扬。再则，从文体来考察，诗歌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成分，但诗歌（这里不涉及史诗）主要是抒发由生活际遇引起的真情实感。它一般不描绘完整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不构造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因而在诗歌里很难见出虚构性特征。
所以托多洛夫一方面肯定文学的虚构性，另一方面又说：“‘虚构’这一特定术语不适用于诗歌”，“诗歌通常并不展示外部的真实性”。（转引自吴元迈：《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世界文学评介丛书·代序》，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在实录精神的引导下，中国的诗歌创作都显示出明显的写实倾向，更别说是小说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有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叙述是对现实世界中彼时彼地客观真实的记录与再现，有着非虚构传统。也有学者指出了中国文学的三大传统：一个是道法传统，此为民族文学之根；二是启蒙传统，此为洋人所借；三是革命传统，此为文学再生之源。道法传统导致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中国文学对内容的偏重和对形式的相对忽视，导致了文学创作在形式的革新上不是十分突出。文学作为虚构的艺术，还是比较偏重于讲形式的，所以当内容不再具有特殊性的时候，当下的文学创作很难有突破。比如中国人以德治天下，而所谓道德是符合统治秩序的行为，并不与人性本身挂钩。当一方强迫对方道德时，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