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西北工作部
1954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局，同时决定在中央增设几个部，一个大区一个部，即中共中央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6个地区工作部。随着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建制的变动，西北民政部同时宣布撤销。部里的100多号人重新分配工作，基本上去了陕、甘、宁、青、新5个省、区，只有很少一些同志调往北京，其中有几位到了内务部，我和部办公厅秘书科长燕斌同志、顶头上司郭应明同志3个人一起被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这是我所未曾料到而又喜出望外的一件事情。调令下达后还派我打前站，参与西北地区工作部筹建期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党组织的信任和器重，加之首都又是令人神往的地方，我心里特别高兴，筹备工作格外卖力。
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部长是马明芳同志，副部长是张邦英同志，工作人员多为原西北局的干部。我的岗位定在政法组，组长是原西北政法委员会秘书长、10级干部高桐同志，13级干部燕斌同志、14级干部郭应明同志和我都是组员。我对他们的为人、水平都甚为崇敬，与他们共事有一种莫名的复杂心境，既感亲切、荣耀而又胆怯，原因是他们曾经是自己的直接上级，现在一起研讨问题、处事接物似无顾虑，却又很难放开手脚。但我的工作始终是勤奋的，生活也是愉快的。我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
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有别于先前庞大的西北局，只有100多人，其职责也已不是直接领导西北各省、区的各项工作，而主要是协助中央在大政方针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因此文件少，电报多，并且电文多是通气性、提醒性和指点性的，而不是指令性和操作式的。这样，我们的工作较少事务，多为研究。但问题是下面无“腿”（没有直属部门），不甚了解下情，这给研究分析问题带来相当的难度。所以，现在回忆起来，不知是不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仅仅半年之后的1955年，中央又决定撤销新成立的这6个部，形成了各省、市、自治区直接受中央领导的格局。
学习哲学
西北地区工作部撤销时，干部的分配去向曾征求本人意见，我的分配意向是调至北京市检察院。论常理，这是一个很好的单位，与我从事的政法工作也相对应，我的老科长郭应明同志还告诉我，他的舅父正是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然而，当时我幼稚无知，好高骛远，一心想到中央机关去，而不想到北京市去，故而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在这犹豫不决的过程中，就把我分配到新组建的中央组织部干部学习队去了。
中组部干部学习队全是6个地区工作部的干部，有几百人。当时，中央组建这个学习队的意图是先把这批干部储备起来，为即将组建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财政贸易部所需干部做准备，认为这批干部是经过认真挑选的，素质不错，以后再重新选调干部就费时费力了。于是我们就在北京专心致志地学习了半年哲学。授课教员全是马列学院以孙定国同志为代表的哲学理论专家。我们听讲课、记笔记、写心得、写论文，相当刻苦和用功。通过半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的较为专业的学习，使我们对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的认识有了较深刻的理性化理解，使我们观察事物、分析和处理问题，密切注意时间、地点和条件，避免静止、孤立、绝对、片面地看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对干部基本功的训练。以前我的性情比较急躁，遇事往往简单化，还有点自负，这一段学习哲学之后，深感对人、对事的理智化程度明显上升，客观、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
西苑生活
在京工作、学习期间，我们一直住在西苑的中央直属机关大院。大院里约有千人，除6个地区工作部的同志们外，还有中共中央监委和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大家同在大食堂用餐。那时我只有21岁，身强力壮，饭量特大，早点居然能吃11个每个重1两的白面小馒头，还外加3碗豆腐脑。吃饭不限量，只是在吃包子时，进门要收提前发的票，防止外界人“浑水摸鱼”。当人们走到餐厅门口时，食堂管理员王朝义同志就会说：“今天吃包子，进门收票。”这位同志是陕西关中人，说话很像秦腔道白，却勉强说着很不地道的普通话，真逗，大家无不为之一笑。
西苑机关大院是原华北军政委员会的旧址，东邻人民大学外交系，那里有个露天滑冰场，很吸引青年人，我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滑，很想进场学学，可惜没有冰鞋，借用别人的冰鞋试着滑，只滑了3天，没有少摔跤。
西苑东邻颐和园。1955年夏季出奇的热，伏天高温达40度，只能上午学习，下午放假，于是我们5个小青年相约去颐和园的西湖学游泳。我学游泳挺开窍，第7天就第一个学会了，一次可以不歇气地游2000米远，不过游泳技术不老到，缺乏经验，有一天为了救人还差点出事。刚学会那一阵子，我从深水区返回途中抬起头来时突然看到一个人在水里乱跳并呼喊救命，我急忙游到他跟前扶住了他，我说：“你抓住我的腰，我稍托你几步就到浅水区了”，可他却不听我的，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双臂抱住我的脖子，说什么也不松开，迫使我喝了几口“五香水”。翻腾了几分钟后救护船才被喊了过来，急忙先救我，因为我被压在底下，他们以为我游不动了，实际上这位老兄也刚学会游泳，他当时感到自己已经游到了浅水区，但站起来往下踩时却不见底，才明白自己仍然在深水区，这一下他慌了，且已力不可支了才喊救命，所以我连忙对救护船上的同志说：“我还行，赶快把那一位扶上船吧。”这时他已脸色苍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上岸后经过人工压腹吐出积水后才慢慢缓过劲来。这位同志的模样至今记忆犹新，但并不知晓他是何许人也。
考取大学
1955年7月间学习哲学告一段落后，恰遇我国首次实行大学招生统考，我申请报考，组织上批准并给了我一个月的备考时间。我原先的文化程度只是初中，虽然还有上了延大和7年工作的阅历，但跨越高中课程去考大学，确有一定难度，因此，复习过程中难免不分昼夜而用时过长，猜题死背而用脑过度，常常引起头晕头痛，好辛苦啊！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榜上有名，被录取了，而且是中文系正式生。录取通知书拿到之后，大家都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请身边诸君到西苑小街聚餐畅叙。然而阴差阳错，我并没有去上大学，而是继续从事我的干部职业。这是为什么？一则，当时我报考的学校，首选北大、人大，次选西北政法学院，而我被录取的学校却是山西师范学院，觉得不太理想；二则，与我一起参加统考的中南地区工作部两位同志一个未被录取，一个被录取到武汉师院，我感到自己一个人去太原没有伴，太孤单。就这么简单的原因，硬是错过了这次公费求学的绝好良机，现在回想起来，仍有深深的懊悔。
浮想联翩
在首都一年，所见所闻，对我这位来自西北乡下的人来说真乃耳目一新。我们的祖先刻意建造了北京那么大的都市，故宫的富丽堂皇，长城的雄伟气魄，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的多姿多彩，都给自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954年国庆节、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排站在中直机关的队伍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抬头凝视毛、刘、周、朱的高大形象，感到多么幸福和自豪。
1955年8月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后，正值中央又决定暂不新设中央工交部、财贸部，因此，我们这些中组部干部学习队的同志又面临重新分配工作的问题，组织上又一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就只好回西北吧，我愿意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回答是新疆需要高级干部，一般干部暂不考虑，我说那就回我们家乡陕西如何，回答是陕西干部拥挤，最好在甘、青两省中挑选，我就未加思考地选定了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