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戊戌之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场“百日维新”中,无锡的爱国志士裘廷梁(字葆良)奋起创办的“白话学会”出版《无锡白话报》,同时和维护旧观念的文言文体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即“文白之争”,为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近几年研究无锡新闻史的时候,注意到了“文白之争”的历史资料,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实。现在整理出来,供诸同好,以补研究。
中国的语言学,原本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提倡变法的宋代王安石也认为“当法其意”,要“法其意”,必须通《经》,通经则必先识字,识字才能确知“先王之道”。说到底,他还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他生活在封建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地位决定了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到了清代,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他一度支持过洋务派,目光曾转移到西方,但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个“体”是基础和根本,西学只是“次”和“末”,为中学这个根本服务而已。可见这种封建主义的文化观,多么根深蒂固!翻开历史卷帙,汉代的卢以纬到清康熙的刘淇、嘉庆的王引之等语言学者,无不如此。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许多知识分子从中悟出了道理,确认必须维新救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把中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把国家引上现代化的道路。这种鲜明的政治思想反映到学术方面,就是要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所谓的“西学东渐”。就文化来说,要把封建主义的文化,转移为资产阶级文化。在那时候。语言学者思想活跃,丹徒人马建忠是有杰出成就的一位人物,他的《马氏文通》是接受了欧洲语法学的观点,把语言推进了一大步。裘廷梁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一位爱国人士。他出身于一个封建的仕宦家庭,幼年跟随父亲去了汴梁(今开封),后来回到无锡故乡,在侯蓉庄、秦来卿、龚叔度等名流的指导下,对经史、古文辞、诸子百家等进行研究,和华世芳、秦坚、杨模、邓似周、秦宝珉、杨楷并称“梁溪七子”。他原来一意科举中了秀才和举人,但以后很不顺利,遂绝意进趋。在两次会试失利中,他看到了科举的腐败,转向研究各国政治。他希望祖国早日摆脱种种羁绊。走上繁荣富强道路。在一首《劝仕》诗中,他就这样表白自己:“我大量傲世士,鄙视登青云。亦未慕高隐,欲问桃花津。”他以天下为己任,胸怀抱负,感到中国要变法维新,非进行一场文字革命不可。
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办起了如今江苏省第一张报纸…《无锡白话报》,宣告办报宗旨是“演古”,谈古代经史文;“演今”,取中外名人著述;“演报”,报道中外新发生的事情。这样谈古述今,追求现代化,以启发民智,即“务撷其精,问涉诙谐,以博其趣”。他叫侄女裘梅侣用白话写《格致(物理、化学等科学)启蒙》和《女诫注释》,叫侄孙裘剑岑用白话写《地球养民关系》,并组织“白话学会”,使白话风气大开。他这样做,旨在唤醒民众。他的理由是:现在中外已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了,环球积压国的形势已大大改变。凭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使天下都愚蠢,只能富强昔日的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因而,“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号为士者农者工者各竭其才,人自为战,而后能与泰西诸雄国争胜于无形耳。”
当时的文字和语言有很大的差别,知识分子是用习惯性的文言文体写文章,和群众的口头语言很不相通,你写得漂亮,他并不理解。这种文体,把知识分子囿于一个极为狭窄的圈子里,谈不上文化的普及。裘廷梁极力反对这种现状,主张将文义太深的文章,“则设法浅之而可矣!”凡官府来往文书,都用白话文;学校也推广白话文。他举例说。在日本,凡是翻译西方农工商矿业方面的书,都用浅近的“和文”,因而没有几年便“民智大开”。
中国的文言文体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岂能一朝一夕便改变得了?于是,裘廷梁的这种科学观点提出来以后,很快就遭到旧文学派的攻击,引得社会上议论纷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邓似周。邓似周,名马濂,号石瞿,咸丰五年(1855)生,比裘廷梁年长两岁。他是同治甲戌秀才,廪贡生,善写诗词、散文,工于骈体文,古文字功底极好。为名闻一时的“梁溪七子”之一。他说,白话振兴,文言就要废掉。这样,几千年精深博大的文学,必定要沦亡。他一马当先出来反对,杨模、杨楷、秦坚、华子才、杨霖、窦叔英等纷纷随声响直,坚持站在旧文学的立场向裘廷梁进攻。
裘廷粱当然据理力辩,宣扬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自从束学书,就沉浸于旧学的。我也是从文言脱胎转到白话。我办白话报,并不就能废掉文言,不过我的思想,有剧烈的动荡。我认为文言专为一班颠头播脑的冬烘学究沉酣于古书堆里,号称‘读书种子’的人所嗜好的。现在清廷的政治日坏,国势日蹙,外侮侵凌,生灵不宁。这些读死书嗜古籍的人们,国家的安危交替都不大清楚。这种人要叫他担任起经邦御侮的责任,那能办得到呢?所以,我感觉到非改不可。最使我中怀激动的,是目惊全国人民受困于不易讲解的文言,束缚在深奥难明的古典,一般民众文盲居多,就算读过几年私塾,也在似解非解、半通不通的状况。中国的文化,要操纵在这班人手里,仰仗这班人刷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创刊白话报,使人读得来,看得懂,容易了解社会的新事物,潜移默化,教育普及,文盲也就逐渐的减少了。”
邓似周等人予以反驳,认为兴白话,则废文言,是文字上的倒退。裘廷梁解释道:“自古以来,书法的变迁,由龙穗而象形,而鸟篆,而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行草,而楷书。现在行书、楷书差不多盛行了两千余年,而篆书、隶书并没有废除,全国能写篆隶的名人不少,得到他的书法,依然珍同拱璧。我提倡白话,并不强调要你们也改为语体,见仁见智,不求苟同。”
裘廷梁的鲜明主张,极有说服力,使杨模、杨楷兄弟俩有了动摇。他们在创办的俟实堂学(今连元街小学)里,也主张文字力求浅显,反对深奥,出现了一种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文字,为推广白话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44岁的邓似周病逝;一场激烈的“文白之争”遂告结束。
“文白之争”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是大势所趋,对语言学的“西学东渐”发挥了呼应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天,白话文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普遍渗入到了社会各个角落,和群众的口头语言相当接近;文言文体果然如裘廷梁所说,和篆隶书体一样保留着,在一定的范围中“珍同拱璧”。可见裘廷梁卓有远见,不同凡响。
(载《江南论坛》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