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庆广
舆地，本指地图或疆土，在19世纪随着西方天文学与地理学的传人而逐渐演变为对天文地理的泛称，故舆地观即对天地宇宙的看法。薛福成是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启蒙的一座灯塔，是康梁之前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标志，对其后的思想家影响深远。而在薛福成的启蒙思想体系中，他昨年奉节使欧期间有关天地宇宙的诠释占有显著位置，是全面理解薛氏思想不可忽略的方面。
一．对舆地之学的高度重视与推崇
近代地理学是西学东渐的排头兵，因此也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桥梁，是思想上破旧立新、实现变革的利器。自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无数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同样很早便成为薛福成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些著作，薛福成对域外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他逐渐认识到舆地之学的重要性。在1889年西去欧洲就任途中，他已经认识到科学是治国安邦和富民强国的基础与前提，而地理学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关键性学科，是欧洲强国称雄世界的重要资本。的确，如果没有15～16世纪近代地理学革命性的进步，也就不可能有西方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
在公使任上，薛福成忙于“恪恭使职”“联络邦交”，与驻在国政治、军事和工商界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还与文教科技界有着广泛的交往，参观考察十分频繁。这些交往与考察使他对西方教科文的发展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当他在考察各国教育和同科技专家交流时，西方社会对地理教育的重视，在天文地理学方面的先进程度给他以强烈的印象和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西人皆知舆地之学”。七八岁儿童，最先读的是舆地书籍，教室四壁悬挂地球等图，老师随时指示。十三四岁后，则选择舆地书之精者学习。因此，无人不熟知地理，进而“无人不洞悉形势，谙练世务”。既然“舆地之学”有着培养后代洞察天下大势、练达世界事务的重要功能，急于向欧美学习成功经验和科技新知的薛福成，把目光紧紧盯在“舆地之学”等先进科技上，极力提倡和推崇势为必然。
二．对“天圆地方”说的重新诠释
自古以来，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观念，构成中国人对天地现象最为正统的解释。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人逐渐动摇了这一传统舆地观。首先是林则徐的《四洲志》制造了第一次大冲击：大地是个圆形的球体；而《海国图志》告诉人们，是大地围绕太阳转，而不是相反；《瀛环志略》则“依图立说”，对日心说和昼夜交替现象作了明确解释。
然而，由于传统意识的根深蒂固，中国近代文化传播手段和教育事业的极端落后，加之以上著作存在粗简、不准确甚至讹误，西方地学新知的传播速度十分缓慢，影响层面和范围较为有限。即便接受的人，多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以讹传讹。因此，准确而深入地介绍和了解西方地理学知识，成为近代中国人彻底摆脱旧舆地观，顺利接纳先进科技乃至制度文化的最基本的契入点。曾被伊丽萨白女王誉为“学问极好，著书颇多”的薛福成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自踏上欧洲土地那天起，薛福成便对西方天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参观天文台，同科学家对话，亲自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浩瀚星空，切身感受宇宙的奥妙无穷。如，光绪十七年春，他造访巴黎天文台，亲眼看到了月面上的山影和如大戈壁的“沙碛之痕”，并从天文学家的介绍中知道了太阳系中行星以及恒星、行星、卫星之间的关系。他以引力作用来回答地球围绕太阳转，地球何以不坠问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有关日地距离的不同测量数字。其他如彗星的形成、星体体质大小、动植物生存条件、地球的起源等亦有着简练的介绍。在他笔下，人与天地万物，无一不是由低到高自然进化的产物。这在客观上否定了在人与世界来源问题上流传广远的神源论。
针对近代天文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观念的冲突，薛福成作出了新的诠释。他首先明确肯定，西方人的天地观“证据确凿”，接着他指出，中国古代圣人的“天圆地方、天动地静”思想与西方舆地新知其实并不矛盾：西人测量的是天地之形，中国圣人则讲的是天地之道。如，阴阳交替和寒暑往来的无限循环说明天道圆，山川陆海，各有定位，则说明地道方。他一方面从天圆地方现象得出圆为“天地自然之形”的论断，另一方面又不敢断然否定传统的天地观，而是以“论其道则天圆而地方，论其形则地圆而天亦圆”加以折中和调和，甚至认为古代圣人肯定也知道天地皆圆的真理。
这所以会再现如此矛盾的宇宙观，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担心被戴上“非圣诬法”的大帽子。其二，薛氏本人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先圣之道具有强烈的眷恋心理，意识深处存在为传统文化寻找当下合理性解释的冲动。其三，薛福成在这里显然投下了一个“阳谋”：通过对中西互相矛盾的舆地观念的强行捆绑，把远古圣人变为西方新知的支持者，这与后来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做法已无根本区别。目的很清楚，在圣人大旗的掩护下，减少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阻力，加快启蒙的进程。
三．重新解释传统“九州”说
在天圆地方观念的支配性影响下，中华民族的世界观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中国居大地之正中，瀛海四环，中夏边夷。这种带有强烈“夷夏”有别意识的世界观成为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强大阻力，从而造成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集体无知，这种无知到了近代把中国人置于尴尬境地。建立系统而符合实际的世界观念，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之所需，命运之所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
林则徐等早期开拓者对传统夷夏观念发动了第一轮冲击。《四州志》明确指出。中国以外存在着数十个国家，《瀛环志略》则大胆证明。世界并不以中国为主，中国至多可在亚洲作主。这些观念造成的震荡是不难想像的。薛福成在接受这些前辈的舆地知识时，也接受了对夷夏旧观念的质疑。然而，最根本的质疑发生在出使之后。
在历时月余的西行过程中，面对苍茫大海，薛福成对中国居四方大地中央的旧说产生了绝对的怀疑态度。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到欧洲后，对战国人邹衍提出的“九州”说发生了兴趣。根据邹衍的看法，中国名赤县神州，占天下陆地八十一分之一；赤县神州内又划为九州；中国之外，有九个类似于赤县神州的区域，各自被大海环绕，称为九州。两千多年来，九州说不是被斥为“宏大不经”就是被讥为“迂怪虚妄”，打入异类。薛福成根据新的地理学知识，对九州说重新加以解释。
这一举动表面上是在为一直被视为异端的“九州说”证实，但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地外有地”，“中土”非民界之中心，主旨是彻底否定传统“地方”旧说。这与后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图谋”有些类似。
四．简短的评价
薛福成的舆地观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变迁过程中“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新思想往往顶着旧行套前行。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既是出于无奈，同时也是出于主体本身向往新天地又对过去挥之不去的文化心理的两难。不过，这种独特的以旧容新，对传统的冲击仍然十分强烈。“天朝”、“中心”、“地方”等传统观念被这种回归传统假象掩蔽下的新观念悄悄撕裂，而新的舆地观就在这种不断的碎裂中逐渐确立其统治。
薛福成对西洋舆地之学的大力推崇和宣传，尤其是对传统“天圆地方”观的新解和“九州说”的实证，对近代中国人在世界观上的除旧布新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王韬，到后来改良和革命时代的谭嗣同、梁启超和黄兴等人，无不对薛福成的著作予以充分肯定，视薛氏遗著为进入西学的门径。清末“新政”时期，薛福成的著作几乎成为士子投身“新政”的知识阶梯。他对舆地新知的细致而准确的记述，使清末无数仁人学子眼界大开，迅速从蒙昧中走出来。
总之，如果说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大大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念，促使他们走向世界，从而揭开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序幕的话，那么，薛福成的舆地观则悄悄促进了近代中国集体世界观的现代转换，以务实态度接纳并融入多元文明的世界。
（载《江南论坛》200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