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良
“文化大革命”从结束时的1976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了。“文革”历时十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占有重要位置。全面征集整理“文革”期间的党史资料,认真总结“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各级党史部门和全体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征编工作不可缺少重要组成部分。
(一)
“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就各个地方而言,“文革”中究竟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有多少党组织被“砸烂”,有多少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有多少同志被无辜审查,有多少个“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多少次“武斗”,死伤了多少人员,有哪些重大案件,来龙去脉如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多数同志说不清楚,就是我们搞党史工作的同志,也心中无数。但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党史界关心“文革”史料征编工作的同志还不多。为此,作者恳切希望各级党史部门能将“文革”史料的征编研究工作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尽快落实课题、落实人员、落实任务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搞清楚一批专题,以免再走建国前党史征编工作的老路。
抢救“文革”时期的党史资料之所以刻不容缓,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文革”时期的档案不全。“文革”期问,特别是1969年以前,不仅各级党组织被“砸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已处于瘫痪状态。各地的报纸大部分被迫停刊,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铺天盖地充满血腥味的传单、海报。各单位的工作已基本无人问津,档案资料已无人收集,也无法存放;原有档案资料被冲、被抢、被窃的案件时有发生。因此“文革”期间的资料比较难找。
其次,“文革”期问的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由于文字档案资料不齐,很多问题需要靠征集口述资料才能搞清。而“文革”前担任领导职务,“文革”中被冲击审查,以后又陆续“解放”、恢复职务的同志,大多是建国前和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不少同志甚至已经离开人世,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抢救,那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文革”期间的一些“革命小将”,现在也有五、六十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中有关事情的记忆势必不断淡化,张冠李戴、记忆不准的情况在所难免。所以,征集“文革”期间的党史资料,特别是抢救“活资料”已成当务之急。
再次,少数散于民间的“文革”资料被个人收藏。“文革”结束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文革”资料的征集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但民间的收藏活动却十分活跃。早在六、七年前,就有人出高价收藏“文革”报、刊,最近一、二年,无锡古玩市场收藏这方面资料的人更多,这对我们的征集工作又增加了不少新的难度。
(二)
党史界有一句行话:写当代史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那么,对于“文革”期间党史资料,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征编的条件了呢?笔者认为,征编“文革”期间党史资料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
1.有《历史决议》作为依据。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其的性质、指导思想、社会历史成因、危害、责任及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历史功过和“文革”期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征编“文革”史料,最好的依据就是这个《历史决议》。“文革”史料虽然发表的还不多,但毕竟已有一些成果问世,如《“文化大革命”简史》(金春明、席宣著)、《“文化大革命”史》(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等等,所有这些有关“文革”的论著和史稿,都是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写成的。我相信,有《历史决议》作为我们征编工作的依据,无论碰到的问题有多么困难,遇到的矛盾有多么复杂,都是不难解决的。
2.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已经统一。“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有对立的两派。经过这二十年的教育与反思,绝大多数同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感到可笑,对“文革”的后果和影响深恶痛疾。不管当时各人的政治观点如何,目前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已趋于一致。对于“文革”期间一些具体事情的评价,大家也不像过去那样各执己见、斤斤计较,对立情绪已经消失。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大家对“文革”中一些人和事的认识是大度和理智的。这是我们搞好“文革”史料征编工作的基本保证。
3.当事人多数毕竟还健在。“文革”期间的当事人虽然大多年事已高,但多数同志毕竟还健在,无论是征集文字资料还是口述资料,现在还为时不晚,就算以前已经错过了一些时间,但总比再拖延下去好。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切实抓紧,那么,“文革”史料的征编工作就一定会扭转被动局面,出现新的气象。
(载《江南论坛》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