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望华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省无锡市，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党的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章。
一．博古的新闻生涯
1924年至1926年，无锡有一本相当有影响的刊物《无锡评论》，它是由无锡进步知识分子团体锡社创办的。1925年，当时已是锡社成员的博古，被推选为锡社执行委员兼《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此后，他以极大热忱投入《无锡评论》的编辑工作，并写出了大量文章。《无锡评论》是他从事革命新闻事业的起点。
1930年5月，博古留苏结束回国，先后被分配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动报》和《工人小报》。长征期间，负责《红星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还主编过《斗争》杂志。以后，在武汉、重庆工作期间，还领导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为《新华日报》的诞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中国共产党早就想在国统区办报，但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共产党办报，用多种理由进行阻挠。博古当时在长江局工作，他与长江局领导一起，向国民党政府据理力争，坚持出版《新华日报》，经过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报纸出版后，他又为办好这张报纸出谋划策，在繁忙工作之余，还经常配合抗日形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以后《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后，博古仍然十分关心报纸的出版工作，积极为报纸写稿，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为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五四运动》一文。1939年7月7日，根据中央精神，博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抗战二周年纪念题词》的文章。在《新华日报》成立两周年之际，博古特别写了《祝新华二周年》一文，刊登在1月11日的《新华日报》上。中共中央为加强中央的宣传力量，于1941年3月作出决定，将《新华日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创办一张大型日报一一《解放日报》。中央决定由博古担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与中央出版局局长。延安城东北的清凉山成为党中央新闻出版机关的所在地。从此，博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到党的新闻事业中。
二．博古对我党新闻事业的贡献
笔者认为博古为我党新闻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出刊，这是解放区新闻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创办<解放日报>的通告》上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这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传。”在5月14日召开的报社第一次编辑会议上，博古向大家讲了党中央出版《解放日报》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有战斗性的党中央机关报的要求。他提出，报纸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去分析当前事物，同时报纸要有生动活泼的形式。这一时期博古带领报社全体人员，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的斗志，抨击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的投降政策，充分发挥了报纸的舆论威力。
到了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延安新闻界结合自己的工作，以《解放日报》为突破口，也开始了改革和整顿。《解放日报》的改版，主要是解决好群众性和党的领导这两个大问题，这也是办好党报的根本问题与关键所在。4月1日，由博古执笔，《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致读者》，宣布实行改版的基本内容，就是把少数人办报的方针转变为群众办报、全党办报。9月22日，博古又撰写了题为《党与党报》的社论，文中进一步阐述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名言，“不是指几个在报馆里工作的人员而言”，“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社论全面分析了党报的工作人员与党报的关系，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个巨大的集体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按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根据中央改造党报的要求，《解放日报》把报纸由单纯的消息传播，由主要刊登外国通讯社电稿转变为用主要篇幅反映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在文风上坚决废除党八股，提倡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文风。当时，《解放日报》提倡“上天入地一线穿”，也就是报纸的党性与群众性一致的体现。
至1944年，《解放日报》执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改版取得很大成功。2月16日，博古又撰写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回忆出版一千期的历史，说：“我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至此，“全党办报”就以明确的语言提出，成为各根据地党报的办报方针。从此，我党一直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把它作为办好党的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指导方针。
二是创立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博古和其他领导一起，为建立、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队伍，花费了大量心血和劳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解放日报》于1942年11月17日专门发表了社论《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要求“党报的记者通讯员，决不能像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通讯员那样，自称为‘无冕之王’，我们老老实实自称为公仆。我们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我们不是依照个人兴趣和为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办事，我们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办事。”博古要求新闻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写作知识，精通业务。他自己以身作则，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博古的夫人张越霞在《悼博古》文章中这样叙说：他“一天是很少休息的，除了看稿件、写文章、开会讨论、个别谈话以外，还要看各种中英文的报章杂志，从研究其中内容到编排技术”，“还做翻译工作”。他的译著“都是从工作中挤时间来做的”。在博古的倡导下，清凉山上掀起了一股学马列、勤读书、钻业务的好风气。博古还非常关心新闻工作者思想上的成长，他经常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困惑的问题，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博古在加强专业记者队伍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大力开展通讯员工作，他要求记者要下到群众中去，大力组织开展通讯员工作。他提出：“今后编辑部要从批稿子、改稿子当中解脱出来，转到组织通讯员工作中去，特别要注意发展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各项实际工作的通讯员。”根据西北局的决定，《解放日报》在延属、绥德、关中、三边、陇东五个分区，成立了《解放日报》常驻通讯处。至1944年2月，已拥有近600名通讯员，一支强大的通讯员队伍建立起来了，并基本形成一套系统的网络和统一的制度与机构。在博古等领导人的精心培育下，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三是提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系统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例如：党报必须有鲜明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新闻报道要有深刻的分析和理论的高度；新闻工作者应该做人民的公仆等等。他特别注重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博古经常谆谆教导大家，“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到地方去采访，千万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咯咯咯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跑掉了。而是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用形象的语言，精辟地阐明了新闻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道理。他经常向记者们提出：“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记者们根据他的这一精神，打起背包下基层，在火热的斗争中，在沸腾的生活里。在与工人、农民、战士的接触中，搜集到许多生动的事例和感人的故事。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报道后，收到较好的效果，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博古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他在领导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社工作这段时间，是他后期生活乃至整个人生历程中一个光辉的篇章，他的名字将永载党的新闻史册。
（载《江南论坛》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