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要打破文化企业的进入壁垒，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特别是发展民营文化企业。文化企业当然要有社会责任，当然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从事经营活动，只要做到了这些，就应当可以成为文化企业的主体。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已经陆续地下发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定，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机制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体制。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国有文化单位内部，而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形成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允许民营和外资等非公有资本依法参与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等国有文化单位的公司制改建并可以控股，允许进入出版物印刷、可录类光盘生产、只读类光盘复制等文化行业和领域以及投资参股从事出版物印刷、发行、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音乐、科技、体育、娱乐方面的节目制作，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等业务的文化企业，可以建设和经营有线电视接入网，参与有线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此外，非公有资本可以开办户外、楼宇内、交通工具内、店堂等显示屏广告业务，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宾馆饭店内提供广播电视视频节目点播服务。文化部还颁布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取消了营业性演出活动中对主体资格的所有制限制，降低关口，突破所有制壁垒、地区壁垒和部门壁垒。这些措施，顺应了文化企业蓬勃发展的时势，将给文化产业带来极大活力。在珠江三角洲，民营经济十分发达，文化产业又在全国领先，理应在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积累经验，树立榜样。
2.文化事业是共享的公益福利
将更多的竞争性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并不是说将所有的文化事业单位都转制为企业。我们一方面是转制的力度要加大，要大力发展文化企业，同时，我们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也要大力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执政能力的政府，都重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把它作为公民的福利。只是在存在着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异化的阶级社会里，公共生活的形态才被少数统治阶级及其利益集团所垄断，这种“公共空间”被哈贝马斯称为“代表性公共场所”，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却被忽视或边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应当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福利，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根本属性。只有在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科学地处理好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文化生态的企事互促律，就是要求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在结构上、在质和量各方面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才能互相促进，协同发展。
文化组织的企业和事业的矛盾或区别，根源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性质的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合一性。我的同事萧君和研究员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应当是福利商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萧先生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文章，首先发表在我编辑的学报上，我不仅力主这篇有见地的文章发表，而且在“导读”中给予慎重地推荐，该文不仅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还获“全国改革实践与社会经济形势社科优秀成果”奖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萧先生所提的“福利商品”说，应用在文化产品上，更加恰如其分。然而，在具体的文化组织中，我们应当按照其承担的范围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区分出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实行不拨款、全拨款、差额拨款或招投标等财政管理方式。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是指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而竞争性、经营性文化企业主要是应当推向市场。
然而，现在的突出问题是，在一些竞争性文化领域本来应当推向社会而没有市场化的同时，一些本该政府和全社会负担或扶持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却不恰当地提出所谓“市场化”。目前，老百姓头上压着新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和住房），其中前两项就属于把不该全部由市场说了算的文化市场化了。除去这些行业、部门有些乱收费的“害群之马”，是必须严查和惩办的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投入不足，致使不应市场化的却被迫要去“自己找食”。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报告披露：“我国医改工作基本不成功。”2005年7月1日，在由中宣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等联合主办的形势报告会上，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高强应邀作了我国卫生事业面临的形势及改革发展展望的形势报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报告中指出三大原因导致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一是政府投入比重逐年下降，政府投入水平过低，医院运行主要靠向患者收费，从机制上出现了市场化的导向。二是一些医疗机构管理不善，医药费用快速增长。三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再以教育为例，虽然义务教育应当由国家买单，但哪个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拨款是充足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按照教育部周济部长的说法，我们是小投入在办大教育。据有关资料表示，我国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2004年只有近2.8％，低于世界4.2％的平均数，排名竟然在非洲穷国乌干达等之后。就算在相对富裕的珠三角，也没有完全按国家教育法的要求做到与经济发展同步增加教育投资。就全国而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更是问题诸多，困难重重。事实证明，教育的某些方面是可以搞产业的，如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产学研一体化等，笼统地提倡“教育产业化”是错误的。推而广之，笼统地提倡“文化市场化”也是错误的。
按照文化生态的企事互促律，我们应当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构成了文化发展的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都应当转动起来，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快速发展。而从文化事业发展的角度，应当明确政府的责任，站在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大力保障和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福利。在这一方面，珠三角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佛山市的公共文化，就是群众文化，就是各级政府扶持发展的市民的文化福利。再以佛山的义务教育来说，佛山在全国率先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把学校纳入“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在财政拨款上充分满足学校的资金投入和教师工资福利的水平及增长，而学校的学费等各项收费，都统统上缴政府财政，各单位不能私设“小金库”，否则按违纪处理。这样一来，学校的“围墙经济”没有了，各中小学把沿围墙修建的小商店拆了，修起了漂亮的围栏和草坪，环境更加优美了。各种乱收费现象也得到控制，教育公平得到保障。佛山被评为广东省的教育强市，这项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还需要发挥社会各界人士对慈善事业和公益性捐助的积极性，要从法规、社会荣誉、道德和舆论等各方面制定激励措施，加以提倡和引导。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引进和借鉴。珠三角虽然经济相对富裕，但“达者兼济天下”的抱负远远没有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追求的人生价值，企业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捐赠、赞助的力度还很不够，文化慈善事业甚至还未起步，这是珠三角还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难题。
3.文化体制改革是企事互促的关键
文化的组织体制只有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才能按照文化生态的企事互促律，把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调整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及比例，使这两个“轮子”都转起来。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重要内容，也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选择。
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的调整，首要的是应当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把握好划分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的尺度。然后按照这个尺度，大胆地、果断地将一些可以推向市场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文化企业。在把握尺度时，容易犯的错误是部门利益，某些政府部门像保姆抱着小孩一样护着一些该转制的文化单位，使之不愿走向市场的汪洋大海，而对那些不应该推向市场的，却撒手不管，不投资，不扶持。像教育、医疗这些关系人们群众直接经济利益、生命安全和公民权利的领域，不能美其名曰“松绑”、“搞活”，让他们到社会上去找饭吃，让“手术刀”的收入完全到市场上去赢过“剃头刀”，让教授到市场上去避免“越教越瘦”。否则，不单是破坏文化事业，使斯文扫地，而且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文化体制改革的组织体制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两手抓”。一方面，政府应当增加财政投入，保障文化事业单位的水平和能力，使之能够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服务，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也就是说，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关键在政府，是政府不可推托的责任，也是检验政府是否人民的政府、是否有执政能力的政府的一块试金石。当然，同时也要动员和引导社会对文化的支持和投入，包括各种善款捐助。也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本身的改革，使之形成更为合理有效的机制，焕发其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其服务效率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竞争性、经营性文化企业，通过市场来组织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化企业要以市场为主导，面向市场、创新体制、转换机制、壮大实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企业要发展壮大，使之成为文化产业，并使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深圳市2005年提出要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四支柱，随着文化产业的强大，它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将越加重要。我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构起一个链接相关产业领域、链接不同所有制形式、链接各种文化要素和共同发展、互利多赢的平台，不断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要提高文化创新的能力，开发资源，增强实力，创造名牌，走向世界。另外，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也要深化自身的改革，转变管理方式，摒除部门利益，只做政府应做的事，不能既做领队，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否则，就难以完成调整企事结构，形成企事互促的任务。总之，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两者的性质功能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我们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自觉地掌握和应用文化生态的企事互促律，既集中力量办好公益性的公共文化事业，又放手发展竞争性、经营性文化产业，“壮大产业，繁荣事业”，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企业相互配合、共同发展。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热土。广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经济手段引入当时纯属“事业”的文化领域：广州友谊剧院开设了全国第一家“音乐茶座”，名噪一时的太平洋音像制品公司最先将流行音乐引进内地，使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开始具有商业性质。广东的报纸在全国率先进行“面向市场自收自支”的改革，促成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等大型新闻出版产业的出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实现了从“管理脚下”到“服务天下”的转变，图书音像出版发行和广播电视行业在全国率先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文艺院团在全国率先推行聘任制，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团厅合并”，广州芭蕾舞团和广州大学“团校合一”。近年来，广东加大了文化改革力度，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广东先行一步的探索激发了文化生产的内部活力，使2004年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7％，居全国首位，文化生态初步呈现出企事互促的局面。但是，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文化体制的改革在总体上还是相对滞后，文化企事互促的局面还应当深入发展，珠三角的文化组织体制的优化还任重道远。
在这一章，我们集中探讨了文化生态的规律。可以说，上述八大规律，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分析法在文化生态中的应用。不懂得矛盾分析法，就不懂得文化辩证法，就不能正确地把握文化生态的本质和文化生态的规律，就不能有效地开展文化生态的建设。文化的存在、发展和繁荣必须遵从文化规律。从系统的角度研究和分析文化生态问题，可以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文化体系的特点与规律。要把握文化艺术的内在规律，把握文化进入市场、进入产业的规律，把握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规律和文化工作者的工作规律，把握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规律和参与审美活动的规律等。在当前形势下，特别要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规律，以及面临文化全球化必然要求认真探讨的中外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规律。不仅要遵从已经认识到的规律，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规律，还要力图把握文化领域种种新的规律。认识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就会走上文化全面发展、文化生态繁荣的康庄大道。为了深化对规律的认识，我们还要对文化生态进行全局性、整体性、宏观性的理解和把握，不断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思、抽象、总结和提高。而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应当从文化生态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由理论返回到实践，经过多次反复，达到对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实践是认识规律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要努力实践，大胆实践，科学实践，在实践中达到和深化对文化生态规律的认识，并以文化生态的规律指导新的实践，促使文化生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