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文化的创造者人本身就是来源于动物且并不能完全摆脱动物性，具有自然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也是有生命的，是“生态”地存在，因而生态学的方法也就在文化学中有了用武之地。而一旦生态学的方法在文化学中应用，就为文化学的提升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系统的方法引进了文化学。系统论是生态学的基础，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生态学的基础。系统方法是对系统即复杂的整体化事物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其特点是从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明其结构、功能、行为和动态，使之达到最优化的目的。我们用系统的方法来对待文化，遵循整体性、最优化、综合性、动态性、信息性、可行性等原则，从结构和功能的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要素）、部分与部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地考察文化问题，就能对文化的生存、发展状况得出科学全面的认识，文化建设也就有了系统论的科学指导，从而获得最优的可行性建设方案。其次，生态学的方法在文化学运用，也就使得生态学关于环境和资源的基本理念成为文化学的理念。因此，许多文化的问题可以从环境的、资源的角度来说明，对于研究文化的成因、传统、特征、优势、动态规律以至于生命周期等，都有更具说服力的理论和方法。再次，生态学的方法应用于文化学，还衍生出许多从生态学中引进的具体研究方法，例如生态链、生态位等是生态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文化学中有没有生态链、生态位呢？文化的生态链、生态位与生态学的生态链、生态位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这些问题，都为文化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又如，生态学的生态干扰、生态污染问题，文化问题是不是也能够用这些方法去进行研究？而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生态共生与文化形态的共生、生态的循环与文化的信息循环、物种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播、生命营养与文化营养等，这些具体方法是不是都能给文化学以新的手段和活力？总之，生态学方法在文化学中的应用，为文化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新的天地。
2.文化生态学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
这是文化生态学相对于一般生态学的特点。
由于文化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方法应用于文化学，因此，在研究对象方面，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与生态学不同，一般来说，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化。与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学的关系一样，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子学科与母学科的关系，二者也有“种差”的问题，最突出的“种差”就是研究对象的不同。
文化生态学相对于生态学的特点，根源于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区别。由于文化生态是借用自然生态的概念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因而文化生态学也是属于生态学的母体之中的子学科。但是，二者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性。第一，构成生态的主体不同。即前面分析的文化生态的主体是文化，自然生态的主体是自然界。第二，形成原因不同。自然生态学作为对客观自然资源的分布、排列、结构、现状的文字描述，反映了自然环境的状态和水平。自然生态既是由宇宙变化形成的，或者说是由远古时代遗留的，有相当部分是受人类干预甚至破坏的。其形成的原因以自然原因为主，人类干预为辅。文化生态则相反，主要是人类主体的创造，其形成的原因以人类自身为主，自然的限制和影响是次要的原因。第三，制约的规律不同。一方面，二者适用于不同的规律，其中自然生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文化生态受社会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他们即便有着“生态学”的共同规律，也有二者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优胜劣汰规律，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都遵循这一规律，但自然生态的优胜劣汰与文化生态的优胜劣汰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第四，评价的标准不同。自然生态是否优化，主要是看其纵向比较即在历史的变迁中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横向比较即与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相类似的地域比较其状况孰优孰劣。而文化生态的评价则复杂得多，要看社会文化背景如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水平、民族风俗习惯等传统，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历史性和政治性甚至阶级性等特点。相对地来说，自然生态评价的客观性较强，可以用一些数据进行测量。而文化生态评价的主观性、主体性因素较强，难以用数据测度。第五，开发、保护和建设的方式不同。自然生态的开发、保护和建设，主要的是应当符合自然规律，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干预，开发要有序和适度，注重生态平衡，保护和恢复性建设则应当主要通过自然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文化生态则主要的是应当运用社会规律，其开发、保护和建设应当考虑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需求的状况等等，应当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文化人才的作用。
文化生态学中的“文化生态”，与生态学中的“生态文化”，也是有区别的。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将文化与生态相联系，都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把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于对生态学的开掘，把对自然生态的问题扩展到了社会、文化和精神领域。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生态是关于文化的生态，而生态文化是关于生态的文化。文化生态是将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按斯图尔德的观点，文化生态是研究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交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在文化生态学中，自然界一般只是文化系统的生态环境，只有极少部分“人化的自然”作为文化载体成为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生态文化则是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文化成果，体现了人类谋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过程和结果。
然而，在目前国内外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学的著述中，大量地存在将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和生态文化相混同的情况，许多论者所论述的文化生态，实际上只是生态文化。有的论者把生态文化当作广义的文化生态，把本书所指的文化生态当作狭义的文化生态，仍然未能从根本特性上抓住二者的区别，造成概念的含混，制约了文化生态学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同时，正因为文化生态学不同于自然生态学，文化生态不能等同于生态文化，要求我们应把握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纯生态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文化问题，更不能把文化生态问题绝对化。
3.文化生态学是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
这是文化生态学目前的学科定位所反映出的特点。它既是综合性的学科，又是交叉性的学科，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分析。
（1）文化生态学是综合性的学科。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科学本来是内在统一体，它被人们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部门、学科，并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受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学科的综合成为趋势。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将生态学称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科学”[29]。罗尔斯顿的这一提法，并非把生态学看作“终极真理”，而是说生态学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和问题指向的深人性，也就是把生态学认定为综合性的学科。文化学同样也是综合性的学科，蔡彦士、叶志坚主编的《文化学导论》[30]就针对各种“文化”的定义，分析其内涵的丰富性、外延的扩张性、方法的多样性、概念的多义性，将古今中外人们关于文化本质的界说归结为六大类型，即从“语义学”、“人文学”、“人类学”、“符号学”、“结构学”和“社会学”的规定揭示文化本质。如果说生态学、文化学都属于综合性的学科，作为它们的子学科的文化生态学无疑也属于综合性的学科。本书就从文化学、生态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科学技术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来构建文化生态学的体系。可以说，文化生态学比文化学和生态学更加具有综合性学科的特点。
（2）文化生态学是交叉性学科。最为基本的交叉结构就是以文化学和生态学为源，二者交叉，构成一门新的学科即文化生态学。在这一交叉结构而形成的新学科中，大致上文化学是对象，生态学是方法，对象和方法的结合，萌生出新的学科体系。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有较多的探讨，在此不复赘述。要说明的是，文化生态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生态学的简单相加和重叠，机械地将=者凑合在一起并不能创造出一门新的学科，而应当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并形成自身独立的学科体系。
（3）文化生态学是新兴学科。作为新兴学科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化生态学具有创新性。从时间上来说，文化生态学正式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而引进我国的时间不过十余年，具有鲜明的新颖性；从内容上来说，其理论和方法的统一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得出新的原理和结论，是学科的新突破，被国际公认为新兴学科，其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展。其次，文化生态学具有时代性。正由于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地位十分突出，文化学已经成为显学，并催生了文化学的众多子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文化生态学的内容，也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是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本质、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再次，文化生态学具有应用性。新兴学科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强调应用，而文化生态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应用。文化生态学要求人们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待文化，注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合理配置、文化环境的协调和优化、文化发展的繁荣和平衡，科学地指导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最后，文化生态学具有发展性。一方面，文化生态学尚处未成熟的稚嫩期，无论是定义还是体系均未定型，所有的著述（包括本书在内）都属于探索性的，其中难免存在不确切甚至错误之处。另一方面，文化生态学正在蓬勃发展，与时俱进是一门新兴学科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化生态学固有的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重要性愈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生态的研究也将越居跨学科的前沿，并更趋科学和成熟。本书正是顺应这一世界学术新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应运而生。我们相信，随着文化学、生态学成为显学，文化生态学也将成为显学，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和成熟。
（四）文化生态学的意义和任务
正如上面提及的，文化生态学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纯概念的推演，更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门“实学”，是具备实用功能的文化建设学。因此，明确文化生态学的任务，是我们认识文化生态学的前提，而一旦揭示出文化生态学的任务，这门新兴学科的意义、价值就寓于其中了。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探讨文化生态学的任务，并由此阐发这门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1.建构文化生态学，完善文化学科
由于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学科，它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学科建设本身。而当务之急，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
（1）研究文化生态，总结文化生态规律。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内部及外部环境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文化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也要研究文化的内部各种不同形式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别和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旨归是要使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形成良好的功能态。因此，文化生态学的任务首先必须研究文化的系统、资源和环境，在此基础上评价其存在的状况和趋势，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而这些在我国还是薄弱的环节。正是由于现实文化状况及其数据的缺乏，本书目前只能以本书作者工作和生活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为个案，以相对掌握较多的实际材料为基础，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生态。同时，对于现实文化生态的研究，应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而这种文化发展的规律，应当有别于一般文化学的规律，应当是文化生态学的规律。只有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一门学科才能成立，才能成为科学。
（2）形成文化生态学的体系。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J.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理论》出版，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诞生，直至目前，可以说文化生态学的体系仍然是不完备的。主要表现为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偏重于某一学科，而专门的以《文化生态学》为名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现。例如，文化生态学的开山之作、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理论》，是侧重于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在其中阐述了“文化内核”说，涉及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研究不同种族、宗教的地域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在国内，文化学中诸多门类的生态学如教育生态学、精神生态学、艺术生态学、媒体生态学等，都有一些著述出现，综合性的文化生态学的著作应当是呼之欲出，本书就是顺应这一学术趋势，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而进行的努力。建构文化生态学的体系，是本书的特色。然而，本书对于文化生态的体系的构建，也只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志在创新，是否科学和合理，有待于读者的批评和实践的检验。
（3）纠正以往文化生态学出现的偏误。文化生态学从创立至今，进展并不令人满意，存在着许多偏误。文化生态学新体系的创建，应当纠正这些偏误。[31]要突破以斯图尔德为代表的传统的文化生态学仅从某个学科如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与生态学的联姻来研究文化生态学的局限性，使文化学真正成为多学科进行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和文化学与生态学交叉的交叉性学科。要突破长期以来文化生态学侧重于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的单向性，而转变为既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又要研究文化对环境的影响；既要研究文化的外环境，又要研究文化的内环境；既要研究文化生态的客体，又要研究文化生态的主体。要突破目前文化生态学特别是国外的文化生态学仅研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生态关系等问题的狭隘性和零乱性，特别是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从“大文化”的宏观角度建构文化生态学新体系。要纠正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将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相混同的偏误，使文化生态学取得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
2.实践文化生态学，推动文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