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
这些天没有看过一本书，没有研究过一些东西，妇女问题尤其是没有研究过。此地叫我来演讲，因为曾经在这里讲过书的关系，不能拒绝。今天对诸位恐怕没有甚么贡献，不过是临走前的谈话而已。
现在的青年，都要求出路，就希望能够在年纪较大的人们中间去找出一些有系统的指导。但是这样的东西，在现在年纪大一些人们中间没有！于是一般青年感觉到失望。
在报纸上看见胡汉民先生这样地说过：五四运动在当时并不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有了流弊。自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当权者看来，固然是有弊，即在学生方面看来，怕也有弊吧；然而两方面所看出来的弊，却又全不一样。
现在什么都比从前不很一样了，在画报上时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结婚相片，样式虽然各不相同，却大约总都是男的穿了西装，女的头上蒙着一大块纱，长长的拖到地上，手里还抱着一束鲜花……还有比这更多的是女跳舞的，女电影明星，女交际家等等。于此可见妇女确是出现在社会上了。外表是如此，实情究竟怎样呢？却有人说那不过仅是一种点缀。
我觉得妇女教育里，现在有两种困难：一种是在求学方面，一种是在职业方面。
旧式女子是感觉不到这困难的。因为她们惟一的出路是结婚，而这结婚又毫不用自己费力气，只是抽签式的，碰到哪里算到哪里。所以这困难只有新的妇女感觉到，只有她们很惶急地，希望免除这困难。免除的方法自然很多，但是根本的方法，非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不可。
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的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义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我全不知道。
现在中国的生活方法，似乎只借重在两种资本上：女人用身，男人用头。上海就是最清楚的例地：满街都是绑票匪和妓女。
这样情形是必须改革的。然而这并非是几句话几篇文章所能奏效的。要紧的是脚踏实地从实力上下功夫。
现在青年们一般的错误是观察不广，往往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打转。喜欢文学的往往不看科学一类的书，并且许多人以为如其理科弄不好，数学干不成，就可以去弄文学。这样，学文学便成了这么一种什么都学不好的人的逃路。理科数学当然不会有成绩，便是文学，也绝弄不出可观的结果来。
记得三年前学生界有一种打倒知识阶级的运动。他们的意思是：现代的需要是工作不是思想。想得太入神了反而一件事也弄不出。
据谣传，又要请吴佩孚、孙传芳等出来了。如果他们可以出来，则章士钊亦许可以到此地来做校长。就此一点说，我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
现在的青年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理想太高。比如关于职业，他们往往把社会看得太干净，总是高兴地拣了一个最美丽最伟大的理想职业，安置到社会里去寄存着。对于婚姻也是一样。这种理想一到实社会上就碰钉子，而且是特别大的钉子。于是就到处都感觉失望，灰心，最后的结果是自杀的风尚，一天比一天高起来。我们看上海公安局那种在黄浦江边立了“死不得的”的大木牌的滑稽办法，该得到一些什么暗示、发生什么感想呢？
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不要把自己范围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比如从事文学的人，也可以时常看一看理科算学的书籍，即如看报，也不可光看一面，看完了要闻，杂俎，也可以看看广告，比较一下他们所占地位的大小。现在报上最多的广告，不外乎香烟与药品两种，由此便可以推想到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看报，方不至光看见假社会而不见实社会。我们此刻不是要从假社会里看一些眩目的把戏，我们要战斗，必须认清楚实社会方可下手。
尚有一层，我以为自己的互斗应该及早消除。比如压迫女性的，并不一定就是男性，也许正是女性自己。所以打骂儿媳妇的，往往不是公公，而是婆婆或小姑子。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男性，所以帮男性说话，想转移女性斗争的目标。其实，现在的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受着自己同性的压迫，而且这情形还很厉害。
现在喊得很响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我看简直不如“同级斗争”来得更写实。这种同级斗争，并不限于两性之间。总司令骂总指挥，创造社骂语丝社，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物。这样的斗争，既没有什么危险性，同时又最容易表示出他是一个战士。如果一个拿笔杆的人去和拿枪杆的人斗争，那当然是太危险的了。所以他们看定了这个巧妙的战斗术，专门来骂同级的人们。
羊是绝不敢和狮子斗争的，因为那太危险。但是羊和羊之间，却极容易发生斗争。一个羊在安静地方吃草，设若另一个羊也来吃草，你也吃草，我也吃草，你也不怕我，我也不怕你，于是因了吃草问题，就很容易的发生斗争。然而，如果这时狮子来了呢？
别处的情形我不大知道，就说文艺界吧，他们的同级斗争就很厉害。他们的领袖欲非常之强，你做了领袖，我也希图做一下领袖，于是就运用这巧妙的战略，把所谓领袖的大骂一顿，自己便俨然也成了领袖。
现在的文艺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极其热闹，甚么甚么的社，一天比一天多。但多一个社却总除不了是这么一套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再一个是批评家。这样，就热闹了，诗人拼命的做诗，小说家拼命的做小说，批评家则拼命的捧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那一方面则拼命贬斥以外的文学家。你也骂，我也骂，于是乎中国的文坛就不胜其热闹之至。
总之，中国人的眼光太近视，是一般的通病，往往为了眼前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脚，就抛开了正事不向前走，而与小石头相争持一辈子，文艺界是如此，别的界也无不如此。
还有一种人专门牺牲他人以满足自己，他是一个各种主义者：要用人帮忙的时候，便高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争夺利益的时候，便又唱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处处他都有他的大道理。好比创造社的刊物，都是用报纸印的，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是作来给第四阶级看的，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的定价却又与好纸印的一样。
话扯得太远了。青年人要求出路，第一必须把眼光放远，着眼到实社会的内部；另一方面又要抱有牺牲的精神，但我所说的牺牲，须以不受人利用，作少数人的傀儡为限。为大多数的人而牺牲，则从事多么大的牺牲也决不至于蚀本的了。
注释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世界日报》副刊《骆驼》第一一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