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先列举了通常的三种时间态度，然后以拟人化的手法让“时”代自己进行了否定，从而暗示了鲁迅的一种新的时间意识。
第一种，是“将来胜过现在”。当世俗之人不满现实时总会把希望寄托于将来，而在五四前后，由于进化论的影响，人们特别是青年人、革命者都相信时间的不断向前也就是历史的不断进步，今胜于昔，明胜于今，更是成为普遍信仰。而鲁迅从中国社会历史经验中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对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时间直线进步论表示了怀疑和修正，因此他反对不加思考的盲从“将来胜过现在”的肤浅乐观主义，提醒人们注意将来里面仍有黑暗、丑恶与倒退。但是，期盼将来毕竟存有希望，所以鲁迅说的是“跟我前去”，并未完全否定。
第二种，“现在远不及从前”，这是消极厌世或者复古主义的观念，这种态度对现实不满但采取逃避态度，显然于世无补。所以鲁迅说“自己回去”，其实又何曾回得去！
第三种，茫然的问“什么？”表明这种人对现状不加思考，浑浑噩噩，这是庸众的态度，是鲁迅最反感的奴隶性的精神麻木和灵魂虚空，所以鲁迅以“我不和你说什么”表示了自己的不屑。
那么，在否定了指望将来、留恋过去和满足现在的时间态度后，鲁迅的时间态度是什么呢？“时”说“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中的“现在”又怎么理解呢？
其实，理解鲁迅的时间意识与态度仍要从“现在”入手，执着于现在是鲁迅一贯的态度。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曾说：“我看理想家，不是怀疑‘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两地书·四》）但鲁迅的“现在意识”不是庸众那样的满足于现状，停留于现在，臣服于现在；相反，是勇于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偏颇、弊病，勇于正视个体的生存困境与局限，并通过自己“绝望的抗战”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这就是鲁迅的“现在”，这就是鲁迅的时间意识与态度。
无数的“现在”绵延而成的时间的长河是人的唯一栖身之所，而人的全部意义只能在现在中得到确证，舍此别无他途，这就是鲁迅《人与时》提供给我们的哲学命题。这一命题将会在《野草》中得到更充分深入的展开，鲁迅的全部哲学就在他的《野草》中，当然这就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了。
他
一
“知了”不要叫了，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头记着。
太阳去了，“知了”住了，——还没有见他，待打门叫他，——锈铁链子系着。
二
秋风起了，快吹开那家窗幕。
开了窗幕，会望见他的双靥。
窗幕开了，——一望全是粉墙，白吹下许多枯叶。
三
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
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寻去他，——呵！回来还是我的家。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4号，署名唐俟。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解读】
这首诗以夏、秋、冬三种连贯性的场景展现追求新思想艰辛心路历程，将启蒙者鲁迅的复杂心态作了最含蓄而又最充分的展示。
诗中的“他”，也可作“她”（鲁迅之时，“她”字尚未创造，故他她不分）或“它”，总之，不是确切的某个人，而是一种理想、真理追求的象征。
第一节，开始是不愿唤醒睡着的“他”，后来又希望叫醒“他”，体现出鲁迅此一历史时期的矛盾心态。鲁迅早年是有理想追求的，有过许多的梦，然而都以失望告终，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呐喊·自序》），甘心使这些梦“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然而鲁迅的心并未真正的死去，只是化作地火在地下奔突，终有一天要复苏。“睡”与“醒”是鲁迅许多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在这一节由这一组意象可以看出鲁迅的复杂内心，但我们更应该将它视作那一时期所有先觉者追求新思想而不容于世的精神痛苦。
第二节和第三节被“锈铁链”禁锢已久，新思想已经消散，在秋风吹起窗幕时，已经难以找寻，仿佛朽烂在枯叶之中，又仿佛被埋葬在荒凉的雪山之上，这似乎暗示先觉者已豪情不再，意志消歇，或者新思想已在时间的流逝中被冲淡化为虚无。此诗发表十天后，鲁迅创作小说《药》，里面的主人公革命者夏瑜的种种努力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与此诗流露的寂寞虚无感形成富有意味的对应。
但是先驱的意义决非真的全为虚空。新思想既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过，就必然会在青年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印痕，“知了”拼命的叫证明人们并未忘却他们的存在，因此，“回去寻他”，也许“回来还是我家”。先驱的意义不能抹杀，抗争之后必有改变，《药》中的“坟”添了一个花环，不就是在无边的虚空中保留了一丝希望的亮光吗？
著名现代作家废名在《鲁迅的新诗》中认为《他》是坟的象征，是鲁迅说的“埋掉自己”，是抓住了鲁迅的灵魂的。对于诗中独不写春天一节，废名认为是有意为之，或因为伤悼失去而不愿再提，或因为充满深情而不愿使其在这首诗中蒙上“待死”的悲凉之气，也正揭示了鲁迅那种自我搏斗的心灵之苦。而废名由此品味出此诗有魏晋古风的苍凉，我们也心有戚戚焉！
《而已集》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注释】
［1］本篇最初写于1926年10月14日，是作者编完《华盖集续编》时所作。后来转收入《而已集》（1928年）作为题辞。
［2］屠伯：屠夫，宰杀牲口的从业者，引申为刽子手。《汉书·严延年传》中记载汉朝严延年做河南太守时，每年冬天杀人，往往流血几里，当时人称他为“屠伯”。这里指迫害和屠杀进步人士的反动派。
［3］软刀：比喻阴谋中伤、造谣诬陷等行为。明朝遗民贾凫西所作的《木皮散人鼓词》有关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一段：“多亏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计，献上个兴周灭商的女娇娃；……他爷们昼夜商量行仁政，那纣王胡里胡涂在黑影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得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
［4］这里引用的是陈西滢在《致志摩》的通信中攻击鲁迅的话。可参见《无花的蔷薇》：“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
【解读】
鲁迅的这首诗最初写于1926年底编《华盖集续编》之时。1926年里发生了许多让鲁迅不能忘怀的事情，因此鲁迅说：“还不满一年，所写的杂感的份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华盖集续编·小引》）其中最刺激鲁迅，令其悲愤不已的，莫过于“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冯玉祥国民军跟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封锁大沽口。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援奉军，于3月12日派军舰闯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向当时的段祺瑞政府施压，要求停止津沽之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军等等，并作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北京各界人民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干涉与侵犯，于3月18日上街请愿，遭到段政府开枪镇压，死47人，伤150多人。
本诗中“用钢刀的屠伯”，就是指镇压爱国民众的反动军阀。然而令鲁迅更加愤怒憎恨的是那些“用软刀的屠伯”，这就是以陈西滢为代表的一批无耻文人。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是现代评论派的主要代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3卷68期（1926年3月27日）上发表《闲话》，说请愿群众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把杀人责任推在“民众领袖”身上，说他们“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此前，在《晨报》也有林学衡、陈渊泉等人散布类似的论调。这些无耻的流言深深激怒了鲁迅，鲁迅愤而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淡淡的血痕》等系列文章，怒斥这些拿钢刀的屠伯和播弄阴险论调的下劣的流言家即拿软刀的屠伯，向死难者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鲁迅的这些文章像匕首投枪直刺黑暗现实，在这个“风雨如磐”的时代起到了和刀枪同样重要的作用，因而也遭到了拿软刀的人的压制和侮蔑，本诗的最后两句正是对这些无耻文人的愤慨和嘲讽。全诗感情饱满浓烈，深沉有力。
到了1928年10月校迄收录1927年杂感的集子时，想起1927年间发生的各种屠杀与流血、流言与中伤，历史与1926年又是何等的相似，鲁迅不由百感交集，便用1926年的这八句话作了新集子的题辞，并以“而已”两字命名该杂文集。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鲁迅内心愤怒之深与久，而当时中国社会的无尽黑暗与鲁迅永不停歇的抗争也深深震撼了我们读者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