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全国大中城市中率先大张旗鼓镇反城市之一，其规模声势之大，宣传发动群众之广，实属空前，为全国的城市镇反树立了榜样，提供了经验。北京为了贯彻《条例》，尽快判决已捕的反革命首恶，以保证首都安全，维护首都安定，于1951年3月15日召开了由市政府委员及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各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工厂、学校及工商、宗教各界代表人物180人参加的联席会。会场周围布满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及迫击炮、长枪、短枪、无声手枪、钢笔手枪、马鞭手枪、暗杀弹、电台、关防、派令、密码各种情报，并有记载我政府首长与各民主党派领袖职位、住址、电话号码、汽车牌号的情报卡片。与会人员通过听公安部门介绍重要案犯的犯罪事实、参观展览、座谈讨论、对反革命分子的累累罪行无不万分愤慨，有30多人在会上发言，异口同声支持北京市政府严惩反革命。《新民报》经理陈铭德说：“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越彻底、越干净、越严厉、越合乎人民的要求。”着名画家徐悲鸿说：“这些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民主促进会北京分会理事雷洁琼说“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一定要杀。”为了更加广泛的宣传和教育群众及各界人士，于3月24日又在中山公园举行了各界代表联席扩大会。参加会的有市、区两级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委员、工厂、学校、郊区农民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开明绅士等各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5000余人。先由罗瑞卿作了《关于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报告》，历数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然后将反革命分子一一押赴会场，由17名苦主登台控诉。会议一直进行了近6个小时，自始至终群情激昂。3月2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199名美蒋特务、惯匪、恶霸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分押几个刑场枪决。5月20日至22日又用同样的方法判决各类反革命分子505人，处决221人。在处决反革命分子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刑场，争相目睹反革命分子的可耻下场。在通往天桥刑场几里长的路上，许多群众自动扫路洒水，说：“让刑车过时不起尘土，好清清楚楚地看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为了亲眼见到反革命分子被处死，有数千群众从早8点一直等到下午2点。民革、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发言人纷纷发表谈话，一致拥护北京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行动。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光潜说：“在各界代表扩大联席会上，我亲眼看到了排山倒海的愤怒浪潮，听到了雄壮的革命吼声，北京市倾听人民的呼声，按人民的意愿镇压反革命，我们万分拥护。”
北京市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做法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肯定。3月20日、27日、30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先后4次向全国批转了北京市的经验，要求各地都要仿照北京市的做法，广泛发动群众，吸收各界人士参加，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许多文章，详尽地介绍、宣传北京市的经验，中央电台并将北京市召开公审控诉反革命分子大会的实况向全国播放。全国各地尤其是各大中城市遵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借鉴北京市的经验，迅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3月29日，天津市召开由市、区人民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厂、学校、工商、宗教各界代表15000余人参加的联席扩大会，根据各位代表的一致要求，处决了193名反革命首恶。4月25日至29日，上海召开由万余人参加的公审控诉大会，并将实况向整个华东地区播放。会议期间接到控告反革命分子的电话4664次，信件5816封，有1739个单位在收听广播时进行表决，一致要求从速严惩反革命。这次共处决反革命首恶294名。广大市民敲锣打鼓放鞭炮，像庆祝解放一样欢呼市府的镇反行动。在此期间，沈阳、济南、武汉、南京、广州、重庆、西安等城市也都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
各地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人民群众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热情更加高涨，积极协助政府控告、揭发、缉拿、追捕隐藏、逃窜的反革命罪犯。如曾勾结帝国主义捕杀李大钊等20余人的军统特务吉世安；帮助日寇逮捕和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主谋吴树柱；残杀刘胡兰的凶手张全宝、侯雨田；制造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杀害工人领袖施洋、林祥谦的主要凶手之一赵继贤等等，都纷纷落入法网，受到人民的惩罚。
1951年5月10日至16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及毛泽东的指示，于15日通过《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发至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决议》全面的分析了全国镇反的形势，指出：自“双十”指示颁发7个月以来，在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和全国公安机关积极工作之下，纠正对待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逮捕和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成为全国性的高潮。
随着群众情绪的高涨，为防止发生“左”的偏向、保证镇反运动继续健康发展，《决议》决定采取迅即加以收缩的方针，并对下一步镇反斗争作了具体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政策。并明确规定，凡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从6月1日起，逮捕人批准权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收回到省一级，对混入党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逮捕与判罪由大行政区和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中央批准，以昭慎重。《决议》还指出：从6月1日至9月30日的4个月内，全国城乡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从各方面调集大批得力干部，采取突击方式，抓紧积案清理，分别作出杀、关、管、放的处理；对于混入党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利用夏秋两季，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另外，还对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中央至专区均需派工作组下去检查指导镇反工作，组织犯人劳动改造，做好镇反对象家属工作，继续打击外国特务间谍分子等项工作进行了部署。为了使运动善始善终，健康而有效地进行到底，中央要求各大行政区、省市一级必须于6月1日前，订出具体计划，报中央局和中央备案，在到9月30日的四个月内，从县级直至中央五级，必须每五天由下级公安机关的首长用电话、电报或其他方法报告镇反进展情况一次，不得延误。
全国各地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要求，继续深入地开展镇反斗争。如清查混入党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各地均采取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利用整风的方式，各级首长亲自主持，组织学习镇反文件，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号召有问题的人以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问题。由于各地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恰当的方式和方法，谨慎而严肃的态度，使清查工作进行得既稳妥又富有成效。到9月底，全国性的镇反运动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公安部长罗瑞卿10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文，对镇反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他说：“镇反运动以无比沉重的力量，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以摧毁性的打击。”至此，全国极大部分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达到彻底、或者比较彻底的地步。文章同时强调：镇反运动虽已获得伟大成绩，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继续抓紧抓好积案清理和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清理和登记工作，以保证镇反运动的彻底胜利。10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也再次强调指出：目前全国极大部分地区，在对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实行逮捕、处决和关押了其中大量的首恶分子以后，这些反革命残余势力已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全国土匪已基本上肃清了。但是，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还不平衡。因此，为了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全国各地，特别是镇反不彻底和镇反落后的地区，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继续开展了打击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到1952年10月，全国80%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杀、关、管各种惩处。为夺取镇反斗争的彻底胜利，公安部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面地总结了两年来的镇反工作，提出了下一步的任务。会议要求各地要结合本地区的中心工作，将一切不彻底的地方和不彻底的方面所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搜捕，严厉惩处，扫清残敌，圆满完成镇反任务。年底，全国镇反运动胜利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1万。
镇反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反动势力残余，彻底打垮了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消除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隐患，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陈果吉崔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