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匆匆下野，在台下幕后操纵；李宗仁惶惶上任，在台上“积极谋和”，南北朝的梦想即浮出水面。撕下虚伪面纱，毛泽东断然决定进军江南，国共和谈的幕后风云几十年后才渐现轮廓。
美蒋策划假和谈阴谋
与我党的基本方针1949年4月，中央指派我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20天的和平谈判。围绕着北平和谈所进行的近4个月的和谈斗争，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我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即真和谈与假和谈的斗争。现将此次和谈的前后经过回顾于后。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战争的头一年，我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夏，我军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从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至此，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其经济、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飞涨，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
在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但在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一浪高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间阶级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也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的根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命运，美蒋反动派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谈的阴谋。他们企图利用和谈，欺骗全国人民，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伺机反攻。
美帝国主义除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策划假和谈的阴谋外，又积极拉拢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有联系，又同我党有联系的中间派右翼，准备在其无法阻止的人民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中，形成反对派，从而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在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则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举行和谈，实质是逼蒋下野。与此同时，程潜、张轸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参政会都致电蒋介石，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以后，白崇禧还一度策划湘鄂赣豫黔“五省联盟”，促蒋下野，以李宗仁出面，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我“和谈”。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出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美蒋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有着不同的反应。广大民众饱受剥削压迫，迫切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翻身作主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我党对这一和谈阴谋以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1949年元旦，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分析了形势，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的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散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文章还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深刻而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此时，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我党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两地。新年献词发表后，他们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我参加了李家庄的讨论并作了报告。1月7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1月5日，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1月1日文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要确保其宪法、法统、国体和军队“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残余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行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说：“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个条件……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无论是谈是打，都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声明》一出，立即得到广泛的拥护。1月15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讨论会。大家说和平有两种，一种是维护反动势力和战犯利益的“南北朝”式的假和平；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真和平。因此，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泽东八项条件的声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哈尔滨方面，略谓：（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再次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就符定一、周建人等1月7日电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1月22日，抵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的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蒋介石在其内外矛盾和我党八项条件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实际上他退居幕后操纵，冀以玩弄其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
李宗仁的“谋和”活动
与我党的斗争策略李宗仁代总统后，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首先是争取第三方面。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李宗仁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到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对李宗仁的“谋和”活动，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1月25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日，中央发电指示上海、香港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1月14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启（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1月28日，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电文谓：“如果南京反动政府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如蒋介石、
陈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对前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黄、罗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
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张澜、黄炎培、史良、陈铭枢、罗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也致电香港的民主人士，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上海等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这样，就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并无和平诚意，反使李宗仁处于政治上更加被动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亦未受其蒙骗，李宗仁争取第三方面的企图基本失败。
李宗仁这时仍未放弃假和谈的基本立场，但迫于形势，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此前后，为了试探我方的反应，李宗仁还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我接洽。
1月12日，白崇禧派黄绍弦飞抵香港，想托李济深帮忙，促成桂系方面单独与我和谈。但此时李济深已来解放区了，黄即通过我在港负责干部，致电李济深，表示为促蒋下野，“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李宗仁代总统后，1月底派黄启汉、刘仲华为代表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黄、刘转达李宗仁的话说：李宗仁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办法是：（一）实现局部和平；（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之上内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叶剑英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2月1日，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出：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如刘仲华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宁，而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如李、白托黄、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