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现实和功利的社会，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这个魔圈。可我仍然尽最大可能保留着身上那仅存的一点诗意和浪漫。只有那样，我才觉着活得充实。尽管我不是物质上的富翁，但在精神上绝不贫穷。每天的工作不管有多累，在晚上临睡前，我都要看几页书，这已经成为习惯。大凡女人都对时装有着别样的钟爱，我不否认，我也如此，但每当我看着书柜中那挤挤挨挨像一排排士兵样的书籍时，我的幸福感绝不是看着一衣柜时装的感觉可比拟的。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这个城市看不到肮脏的垃圾堆，也看不到污水横流的街面，而我们只要一走出户外，就定格为风景画中的人物。在下雪的日子，我还会想起远方的朋友。尽管我们都如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或帅或卒，都在默默地演绎着自己的角色。也许我们十年未曾谋面，但只要一想起来，我会觉得心里很暖。“真正的朋友永远是心灵上的，他们是茫茫沙漠中的一泓清泉，是寒冷的冬夜时一声鸟鸣，是久雨的天空中一片绯红的晴朗，他们可遇而不可求。”
而我要说，好心情就如久旱的冬季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后，在雪地上独自行走，那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享受。或许你已经厌倦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或许你正被官场上的翻云覆雨搞得焦头烂额；或许你已人到中年，一段婚外恋最终赢得的不过是一声叹息。你真的感到很疲惫，想找个地方静静地捋一捋纷乱的思绪，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可“桃花源”在现实中已不是轻易能够找得到的。
不过，你可以试一试，在飘飘洒洒的大雪中，在厚厚的雪地上漫步，倾听美妙的天籁之音，让心灵放飞，是一件多么愉悦而诗意的事情。记住，无论生活多么沉重繁琐，总还有让我们快乐的事情，不要让灵魂总是跪着，而是让它自由自在地飞翔。
有个地方叫老家
屈指算来，离开那块土地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年少时曾经诅咒过它的贫穷它的偏僻它的落后，幻想着有一天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有自己安身的一隅，目的只是为了逃避烈日下在庄稼地中挥汗如雨。曾经在麦收季节晕倒在蒸笼似的麦田里不省人事，那时就存心要逃脱那个地方。总觉得瘦弱的自己不是干农活儿的料，即使以后给村上哪家做了媳妇，谁家愿意娶这样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对农活儿两眼一抹黑。整日只会捧着书写呀看呀的女子。
十几年以后，自己在一个叫做城市的地方安身立命，五彩的人流和车流如过江之鲫，高楼大厦似茂密的森林，各种各样的笑脸在眼前晃来晃去，整日在开着空调、铺着地毯的富丽堂皇的大厅走动，然而，一个叫做老家的地方却时不时地挤上心头。想着老家窄窄的村街；想着村外那条弯弯的小河；想着村上那个很会讲故事的叫做德胜的老爹；想着那个有着草绿色木门的邮电所；想着货架上摆着的各色花布、雨鞋、秋衣、秋裤、雪花膏，防冬油的供销社；想着那能做出香喷喷十大碗的食堂；想着全村人都在那一间破旧的小房子剪头发的理发店；想着那只有两间房大小的澡堂，甚至还会想起老家院门口那只已死去多年的好斗的公鸡。
有一次我从城里坐班车回家，刚走到大门口，家里那只大公鸡不分青红皂白地扑上来，照着我的腿便啄了一口。这一口啄得我顿时火冒三丈，抬脚便追，没承想，它却毫不退缩，抖擞着一身酱红色的羽毛，头上的鸡冠红得滴血，眼睁双圆，一次次扑向我，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
我脸憋得通红，挥舞着左右腿边进攻边防御，人与鸡斗了好多个回合，居然分不出胜负。母亲在院里听到声音，放下手中的簸箕，匆匆忙忙跑出来，对着它狠声吆喝，它才气咻咻停下来。人与鸡站在那里互不服气对峙着，逗得母亲哈哈大笑，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
在母亲的带领下，我和那个骄傲的好斗的家伙依次进了院门。
不知道为什么，老家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那是一个人的根，是一个人的魂，谁都有老家，无论走多远，老家就是一只风筝的线，总是被牵着，想得难受时，便会翻出以前的老照片浏览一番，心里会有片刻的舒服。在村学校的校园里，我们几个女生并排坐着，我头上扎着两把刷子，穿着一件碎花罩衣，目光傻傻地看着一个地方。那时人们照相，不像现在谁都会说“茄子”，不管心中高兴与否，照出来的人全是乐哈哈的。
前些日子回了趟老家，但感觉却是从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城市，老家原是一个乡，现在改制成了镇。宽敞的柏油街上店铺林立，超市、美容院、酒店，凡城里有的这里都有，记忆中那个钉鞋的摊子，已挪在街上一间门面房里，并且挂着个响亮的牌子，叫做明亮皮鞋美容店。街上来往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心里不免有一丝丝的失落。
但我心里仍然很高兴，因为这是我的老家，可不知为什么，在高兴的同时，我却无比强烈地怀念着以前那个地方，就好比同学中有个叫小旦的，上高中后改为萧丹，我却仍然乐意叫他小旦一样。
那家小店那个女人
那年夏天多雨。走在街上总可以看到有人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夹把雨伞。
当接到市里开会的通知时，我在临出家门的那一刻，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带把雨伞。最终还是怕麻烦，随身拿了个手提袋便出门赶班车去了。
开会的地方离汽车站不远，我在车上决定下车后步行到会场。临近汽车站，一路上乐哈哈的太阳，一眨眼却阴了脸。一路咳嗽的大巴将我们这些男男女女吐出来，像个身体不好的老人，又掉过头摇摇晃晃地走了。被大巴吐出来的人们还未站稳，一个瘦小的女人已忙着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将下来，我忙跑进路边一家小饭店避雨。
饭店不大，水泥地板上总共摆了三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层淡淡的油污。门前屋檐下有个雨搭，下面摆着几眼灶火。店主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女人系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围裙，戴着一副白袖套，头发利索地在脑后挽了个发髻。女人眼睛大大的，皮肤黑黑的，眼里闪烁着柔和的笑意。街上很快有水流出现，水流中不时冒出连雨的水泡。我站在门口，焦急地抬头看着白色的雨幕，又低头看着腕上的手表。离开会时间已经很近了，雨仍然没有停的意思，反而比刚才下大了。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我不愿自己因迟到而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就在左右环顾之际，我忽然一眼瞥见小饭店的墙角，静静的靠着一把黑油布雨伞。一丝欣喜在心头活泛起来。然而，还没等喜悦跳上眉头，心随即就冷却下来。
女店主与我互不相识，凭什么会借给我伞呢？
雨声哗啦啦地响着，我心头乱糟糟的。女店主在灶台前走来走去不停地忙着。我咬咬牙决心开口，人家若是不借，冒雨赶过去就是，何必如此作难。“大姐”，我亲热地叫着。女店主回过头来。“大姐，您好！
我是来市里参加会议的，就在前面不远的那个单位，时间已经快到了，你看……能不能借我伞用一下，我一会儿还要过来坐车，一定会还你的。”
我笨拙地证明着自己一定会还伞的理由，可人家会信吗？“你是说借伞用？可以呀！你拿去用吧！”女店主没有丝毫犹豫便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一瞬间有些失重的感觉，就好像准备出大力气挑一桶水，谁知水桶却是空的。我满心欢喜，拿着伞跑出门去。
我准时参加了那天的会议。
会议室很大，有好多人。参会的女人们都穿着裙子。可在这个阴雨天，便感到有些凉。女同胞中已经有人在后悔不该穿裙子了。那天，我也穿着裙子，可我没有感到雨天的凉意。我只觉得浑身热乎乎的，脸上滚烫滚烫。坐在我身旁的一个女同行开玩笑说：“你怎么了？脸红得像擦了胭脂，莫不是在座的有你的初恋情人？”我嗔怪地打了她一下。她不会理解我脸色如花的原因——来自座位旁边那把湿漉漉的黑油布雨伞。
那天散会后，已是雨过天晴。我到那家小店还伞时，对女店主表示那家小店 那个女人
214着借伞的谢意。她淡淡地说：“谁还没有个出门在外，一时不便的时候，大妹子，快别谢了，这真是小事情。”这件事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我却怎么也忘不了。
后来借出差的机会，我专门绕到那条街，只是想再看一眼那家小店和那个女人。然而那家小店已经变成了一座气派的办公大楼。我不知道那个皮肤黑黑、眼睛大大的女人现在在哪里，她过得好不好。我只知道，直到现在，我仍然会时不时想起那个女人和那家小店。我曾数次将雨伞借给别人，尽管有些时候有去无回，我却仍然乐此不疲。
乡下的母亲
许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些有关我母亲的话题，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却迟迟未能动笔。原因在于每当静坐下来，以前的许多事情都涌上心头，将脑子塞得满满的，一时倒不知该如何下笔。
前些日子回了趟老家。母亲仍是那样精神，皮肤比同龄人都富有光泽，只是眼角的皱纹明显增加了许多，就像是岁月之刀雕刻上去的那样清晰。
是啊，母亲今年五十八岁，已是快奔六十岁的人了。这一刻，我忽然感到喉头发哽，双眼不由湿润起来。
母亲在村上算得上是个人尖子。不仅因为她人长得漂亮，还因为她心灵手巧。我依稀记得二十几岁时的母亲，梳着两条乌黑粗实的大辫子，肤色白里透红，尽管那时整天吃糠咽菜，周围的人全是面带菜色，可母亲却是那么与众不同，母亲会裁缝，她穿的衣服总是有腰有胯，很合身。
村上的孩子们穿衣服很不讲究，有的家里弟兄姐妹多，排在后面的总要拾穿上面哥姐的，宽就宽点，窄就窄点，冻不着就成。我们姐妹几个总是穿得利利索索，旧虽是旧，可干净合体。在学校引来无数孩子羡慕的216目光。为此，我在担任班里学习委员的同时，又被老师委任为班里的卫生委员，每周要和其他班级的卫生委员一块儿检查各个教室的卫生，还要监督班里同学的个人卫生。我本不是个喜欢管事的人，一下子让我担任两个头衔，真叫我苦不堪言。
那时村上受穷的不止我们一家。要过年了，很少有人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顶多也就是扯几丈棉布做套衣服。为此，每年刚进腊月，我母亲是村上最忙的一个。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将布块送过去。母亲拿一个红旗本，在上面记名字，量身子，然后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来取衣服。
所有这一切劳动，母亲全是尽义务，最后也就是能落个裁剪布料时剩下的边角料。乡亲们不比那些城里人嘴巴伶俐，能说会道。来取衣服时只是憨笑着对母亲一遍遍重复：“你看，你看，可是辛苦你了，你自家的衣服还没做吧？”母亲将人家热情地送到门口，告诉人家走好，一直看人家走出几步远，才会返身回来。母亲和那台上海产的“飞人”牌缝纫机为我们家赢得了村人的尊敬。虽然不挣钱，但母亲很满足。
有道是“卖鞋的老儿常光脚”。可不是，反正我记得，每年过年我和妹妹的衣服总是放在最后边做。已是腊月三十晚，我们睡觉前，还见母亲在那台“飞人”牌缝纫机前忙活。母亲的双脚不停地动，我们耳边便会传来缝纫机“嗒嗒嗒”的响声。等我一觉醒来睁开眼，见母亲弓着腰在油灯下长一针短一针地摆弄针线缝扣眼，两条辫子直直垂在胸前。我懒懒地翻个身，嘴里含糊不清地叫一声：“妈，怎么还不睡？”母亲说：
“你快睡吧，我给你们的新衣服缝扣子。”说着，她会走过来将我伸在被外的胳膊放进被窝里，替我和妹妹重新掖好被角，又坐在油灯下。大年初一五更起床时，套在棉衣上的新衣服，准会整整齐齐放在我们姐妹的枕头旁。
母亲是个极要强的人，对我们家教很严。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
受到别人帮助，要感恩图报。尊敬长辈，不欺弱凌强，但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听母亲说她高小还没毕业。她以前在学校写的作文，被老师在讲台上读给全班同学听。最着名的一句话是“劳动后的饭吃得是多么香啊，觉睡得是多么甜啊”。可是，她却没有继续读书，她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妹，能去学校识几个字就不错了。
母亲的个性强脾气又不好。因此，我没少挨打。记得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母亲打我，我躺在地上打滚，哭着不肯起来，母亲要我闭上嘴，我偏不闭，哭得更起劲儿。母亲气不打一处来，说是要到厨房去拿棍子来打我，出去时母亲顺手闭上门。我躺在地上哭得有点累了，便开始哼哼。
偶然一眼看到门缝有两只眼睛。我知道是母亲在看我，我若此时停止哭闹，自己爬起来，母亲也好收场。然而，那一刻小小的心却在想，自己哭着哭着忽然停止，这不是被母亲的棍子吓着了吗？因此，我继续大声哭起来。这一下惹火母亲，她推开门，几步就迈进来，手里拿着一根一尺来长的木棍，拖起我的胳膊，朝着屁股就抽。我哭得声更大，站在那里，边哭边气咻咻地与母亲对峙。这件事情都记不得最后是怎么收场的，现在想来只觉得好笑。
还有一件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记得十几岁时，写了好多稿子，也收到了好多退稿信。那次我写了一个小说自我感觉很不错，不想邮寄，决定亲自送到县文联。母亲知道后非要一块儿去，当时是夏天，天气很热，那时老家还没有通到县里的班车。弟弟当时好像是刚五岁，母亲便背着小弟和我一块儿上路了。我们满头大汗地站在县文联的门口，已临近正午。当时的县文联主席宋贵生老师正准备下班，之前收到过我几篇稿子，218对我有印象。他安排我们坐下喝茶，便开始仔细翻阅我的稿件。阅毕，大加赞美说是比上一篇写得好，稿件可以采用。母亲抱着弟弟坐在那里开心地笑起来，边笑边说：“还靠老师多费心。”正好是县里一个管文教的副书记走进去，得知是母亲陪我一块儿来，连连点头：“像这样对子女负责的母亲少见。”
到了弟弟读书的时候，母亲更是上心。她让弟弟每天放学到村上一个退休教师家里写作业，辅导数学课程。每逢星期天，她也要监督弟弟先将作业写完。记得有一次，趁母亲在厨房洗衣服，弟弟偷偷溜出去玩。
母亲发现后，让我将弟弟找回来，关上门，把以前做裁缝时用的尺子找出来，照弟弟的屁股好一顿痛打。不想，过后，母亲一个人躲在厨房偷偷哭，把一块在凉水里泡过的毛巾塞给我，让我给弟弟敷屁股。如今，弟弟大学毕业已分配工作，有时，我们姐妹几个凑在一块儿，弟弟会说：
“姐，现在想来，如果当初没有母亲那样的人监督我，就由着我的性儿来，还真没有我今天。”
现在，母亲年龄大了，儿女都长大成人，家庭条件也好了，脾气也好了许多。母亲没有白发，她新烫了头发，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她经常让我将那些过期的报刊杂志给她拿回去，她戴着眼镜看得津津有味。有时，母亲到我这里来住几天，和门口的邻居们聊得很投缘，新闻时事，时尚前沿的人物，她都能聊上一聊。有人就问我：“你妈是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