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的夏天,父亲要我转学到他工作的乡镇读书。我拉着同学们的手依依作别,燕子轻快地跑过来,塞给我一张开满菊花的明信片,燕子那蓝色的小小的娟秀笔迹始终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原以为我们会保持联系,没想到一别便是十年。每每回到老家,我总是忍不住打听燕子的消息,村人说她一直在外面打工,每年过年时才回家门。十年后,当我再次听到燕子的名字,却是有人说燕子要嫁给我细叔做媳妇了。
这消息让我很吃惊。细叔是我三爹的儿子,三爹五十多一点就得了肝腹水早逝。他在世的时候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倒下,整个家就败落了下来。留下享惯三爹福气的三奶和老实本分的细叔相依为命,仅靠着细叔在外打点散工度日。塆里的人家家户户拆屋盖起了新楼房,而他们家却还一直住着土砖的老房子,甚至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不仅如此,好几年前,他们还遭遇一场婚骗,一女子转走了细叔东拼西凑的彩礼钱,在大喜日子的头一天和自己的情人私奔了!这雪上加霜的遭遇让细叔的婚事一度成了一家族人避讳的话题。我怎么也无法把记忆中那个活泼的小燕子和已过而立之年、一贫如洗的细叔联系在一起。
然而,一切都在顺利中进行。那个夏天,当我匆匆赶到细叔家参加他的婚礼,终于在久别十年之后第一次见了燕子。也许是因为那天她的身份特殊,燕子只是望着我浅浅一笑,仿佛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没有鲜花,没有音乐,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长辈们的祝福声中,燕子着一身朴实的红裙,一脸素净,在那间昏暗的土砖房子里,与我笑得合不拢嘴的细叔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热闹之后,我却隐隐有些担心:他们年龄相差那么大,会幸福吗?燕子守得住细叔家的清贫吗?
没有想到,燕子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燕子了。一结婚她就挽起了发髻。细叔每天乐颠颠地早出晚归,她在家洗衣做饭种田种地,一年之后,她做了母亲,成了塆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妇人。瘦弱的肩膀、黝黑的面庞,从头到脚都没有一丝艳丽的颜色,有的只是早早弥漫眼角的细纹。夏天,我总是看她卷着裤脚,一手牵着赤脚的小女,一手提着大桶的衣服从我娘家门前走过。她不善言语,给人最多的就是那种淡淡的浅浅的没有一丝雕琢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那淡淡浅浅的笑容总会让我有一丝莫名的感动,感动中又生出一丝怜悯……好几次,我在家里清出一大堆我认为穿过时的衣服,我想把它送给燕子。可是一想到她那笑容,又一次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
也许,在物质生活中她是贫乏的,也许,细叔憨厚的肩膀还不能为她撑起一片无忧的天空,可是,谁又能说,迟来的相遇不叫爱情,土砖瓦房中的婚礼不叫浪漫,还有那朴实无华却温暖平和的生活不叫幸福呢?
阳春三月忆童年
不知道儿时的春天到底是怎么来的,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揉揉惺忪的睡眼:啊,绿了,绿了!红了,红了!
绿了,绿的是青山、小草、柳丝……灰灰的鸭群扭着肥胖的屁股崴向大河,我们在后面赶着,学着——“嘎嘎嘎”,鸭子老实,不会理你。偌大的白鹅在碧绿的池塘仰天高歌,可不能惹,只学一次,它一骨碌爬上来,像一架白色的小型飞机向你冲过来,长长扁扁的嘴巴用力地夹住你的裤子,妈呀——花儿开了,最先开的是油菜花。漫山遍野,层层叠叠,满地尽披黄金甲。置身丛中,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只沾满彩粉的黄蝶。接着,桃花便笑了,红嫣嫣粉嘟嘟,只可惜花期很短,不过几天,一缕轻风,一阵微雨,便桃之夭夭。光溜溜的枝条上空留着一串串的细长绿芽儿。我们盯着它瞅:唉,哪天才能长出果子来呢?
再过些日子,阳光就温暖得可爱。一放学,我们就脱下外面的夹衣,穿着单薄的衣裳满塆奔跑。把柳枝折下来编成柳叶帽子戴在头上,跑到屋后的山冈上学电影里的游击队,捏着木头削成的手枪,躲在四季常青树的后面,对着远处的“日本鬼子”:叭!叭!叭!要不就将柳枝插在后背的衣领里,学穆桂英挂帅,在坪子里打着转,走京戏里的步子,咚咚咚咚锵……到了星期天,就玩到山上去了。三月的野果树正在开花,三月的竹笋早已破土而出,更不用说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了。那时,我们不懂得爱花惜花,经常摘下映山红的花瓣,满嘴地嚼,那种独特的甘甜,至今仍是记忆犹新。还有一种紫色的野花,俗名叫“头痛花”的,从来不碰。不知是不是因为花名导致的心理反应,好像真的看多了头就会头痛似的,至今也喜欢不起来。
还记得,儿时保存得最早的一张相片,便是与映山红合影的。我扎着两只小辫子,每只辫子上插了一朵映山红,手里捧着娇艳的一大捧,咧着嘴儿等着父亲帮我照相。谁知,父亲身后的一帮小伙伴,蹦着跳着在他身后大喊:缺耙齿,耙牛屎!
我一生气,干脆就不笑了。只把嘴巴死死地闭着,可又经不住父亲逗,最后,狠狠憋住的笑把小脸都胀歪了。每每翻出来,总是忍俊不禁。那张相片,如今已是我的珍宝。
与映山红一起开的,还有深山里的兰花。“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我庆幸,我生在一个惠兰盛开的山乡。一直到现在,我不喜欢用任何品牌的香水,便是因为总觉得没有哪份清香可以与兰花媲美。兰花的素雅端庄,兰花的内敛风华,已是我一生的审美追求。
除了山上,玩得最多的就是河滩了。大河里的水,历来是春河水暖我先知!三月,下水早了些,我们就在沙坪上用脚划房子,然后装模作样做“大人”,捡些乱七八糟的破烂来装扮房子,用沙堆做成圆圆的桌子,用破瓦片当菜碗,扯些各种各样的野草野花儿,用小石头捣烂,做菜,你招待我,我招待你。或是脱下鞋子在沙堆上玩“跑电”的游戏。常常,我们在沙滩上跑得满头大汗,河对面的布谷鸟也闹得有劲,四声四声的啾鸣,很有节奏。母亲说,它在叫:早谷发棵,早谷发棵!
而我却听着一点不像,只要布谷鸟儿叫一声,我们就跟着学一声,却是在叫:好大马口!好大马口!(马口是一种河鱼)河滩上还有一个小东西,那就是蜜蜂。那个时候,经常有外地的养蜂人来家乡“扎营”养蜂,一直要等到栗花谢尽才会离去。花开时节,蜜蜂会分笼,分笼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小蜜蜂在空中乱飞乱窜,嗡嗡嘤嘤,歌唱的歌唱,奏乐的奏乐,那场面,相当壮观!
有些本事不高的养蜂人,常常会在分笼的时候被蜂儿蜇得鼻青脸肿的,还得提着一个土筐,装满沙土,跟着天空中的蜂群傻跑,一边跑一边向空中撒沙子,一边大喊:蜂王落,落矮些!蜂王落,落矮些!我总怀疑蜜蜂听不懂人话,可奇怪的是,养蜂人总用这样的方法成功地让蜂儿重新安了家。
今年清明节的上午,我早早的回去祭祖,却因为要等二姑,一头钻到房里小睡,迷迷糊糊之中,听到院子里居然有了十几年没有听到的声音,正是——蜂王落,落矮些!蜂王落,落矮些!
我一个骨碌爬起来,揉揉眼,啊,父亲正提着个土筐跟着一大群蜜蜂飞跑呢!
我赶紧跑出去,站在一棵桃花树下,远远地看着那些在空中飞舞的小精灵,还有那四野的春色——家乡的春天还在啊,还是绿了,绿了,红了,红了!只是,我可亲可爱的童年啊——远了,远了!
养儿与养老
那天,看到邻居的儿子连续三次把屎拉在裤子里,漂亮的孩子妈妈不焦不躁,每次都是对着臭烘烘的小屁股又洗又抹又换,笑得花儿一般。
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一个叔伯外婆,类风湿卧床不起,老伴去世后,儿女不管,屎尿无人照料,她经常连饭都吃不上,磨不过,自己跳进池塘淹死了。
俗话说,养儿能防老。可养儿当真能防老吗?
我的一个姑奶奶,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八十多岁还是自己种菜挖草药养活自己。多年前,村里出面协商,要求每个儿子每年给她一百元钱养老,却有儿子一直不兑现,村里想评她“五保”又不合条件。曾遇见过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老屋基被儿子们分摊改做了楼房,几幢漂亮小楼一字排开,却没有他们一张床,只好住进了被弃用的牛栏棚里。
因为工作的原因,接触到的留守老人太多太多。儿女们常年在外打工,把孩子丢给老人,给点钱他们。可带孩子的老人责任大,孩子一有什么闪失,老人必得寻死才能解脱。没有留孩子在家的,便经常忘了家里还有老人,不说平时,就是过年过节,也没有几个舍得给老人买一套哪怕是廉价的新衣服。
渐渐地,人们都羡慕起生女儿的来了,女儿是爹娘的小棉袄,多数是要好一些的。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个村里举行“晒老人被子”的比赛活动,不竟为之叫好。在时下的农村,真的很需要经常晒晒老人们的“被子”。
不过,城里的有些老人也不见得比农村的幸福。城里的孩子教育得好,小嘴巴甜。小时候就会许诺,将来,给爸妈买房子,买汽车。可是,到了儿子长大了,爸妈却要将一生的积蓄给他们买房子,买汽车,娶媳妇。许诺要给妈妈买漂亮衣服的,漂亮衣服都穿到了女朋友身上。好不容易成家了,多数还要回家“啃老”。这还不算,爸妈养了这一代,还要唯唯诺诺服侍小皇帝小公主等下一代……似乎那点退休费不掏光不放心。
父母为孩子付出的,不说育儿的担惊受怕,劳心费力,单是侍候穿衣吃饭睡觉,便没有哪一个儿女能够还清。一直感叹,感动中国的为何只有暴走妈妈而没有暴走儿女?
依稀记得,央视有一个公益广告,一个小男孩学着妈妈为她母亲端水洗脚的样子,颤颤巍巍地给妈妈端来了洗脚水。
很喜欢这个广告。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儿女到父母的历程。养儿能不能养老,也许,答案就在自己身上。
一角钱,还能做些什么
周末,临睡之前,从以前的旧皮包里翻出一堆遗弃不用的一角硬币。我将它们捧在手心,喊来儿子,准备“喂”给他的“胖猪猪”吃。没想到,儿子盯着我手中的硬币,拿起一个最小的,昂着头问我:“妈妈,这是几多钱啊?”
“一角啊!怎么了?”看着儿子疑惑不解的眼神,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儿子不知这是多少钱,在他的印象里,最小的硬币就是铜色的五角。果然,问题马上来了:妈妈,一角钱能买到什么?
是啊,一角钱还能买到什么?我迅速让大脑飞转,一角钱,一角钱。让我想想,就在我们的小城,一根油条、一个馒头、一杯豆浆、一根冰棒最便宜的就是五角。就连上个公厕,至少也得三角……唉呀,一角钱到底还能买到什么?
只好让时光倒回我的童年。那个时候,我们要是能得到一角钱,准要高兴得一跳三尺高的。因为一角钱可以在合作社商店里买到十颗糖,或两盒火柴、两根冰棒、一包瓜子、两把纸扇、一个钱包……总之,一角钱可以哄得我乖乖地将牛牵出去放得饱饱地回来。
记得有一次,母亲拉着我的手路过合作社,我那时刚刚学会认字,好不容易将合作社墙上八个红字给认了出来:只怕万一,不怕一万。便问母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母亲是个农妇,想了半天,才告诉我,“一万”就是一万块钱,“万一”就是比丢了一万钱更可怕的、更多的……我继续问:那“万一”也是钱吗?
母亲笑了,只好将合作社联系起来告诉我,合作社要防火防盗,如果“万一”不小心,会丢了不止“一万”块钱的东西。母亲的话让小小的我惊大了嘴巴:天哪,“一万”块钱是不是要用汽车装?“万一”真是太可怕了。
二十来年光景,这个社会变化得多快啊。如今的孩子,别说一角钱,就是一块钱他也熟视无睹了。我们儿时觉得奢侈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不屑一顾。辛辛苦苦做一顿饺子,他不吃馅,再好的水果他望都不望,就是琳琅满目的超市,他看得中的东西也没几样……有的时候,我真恨不能饿他三天,好让他知道妈妈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
可是,这又怎么能怪他们呢,是社会和时代让他们太幸福了啊。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总在怀念那个会为一角钱兴奋的童年,那种因贫困而格外珍惜的快乐。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角钱真的要像分币一样慢慢退隐了,只空留在我们和上辈人的记忆与怀念之中。
还好,我的儿子目前对“钱”还不怎么感兴趣,我也绝不把“钱”当做奖励他的内容。除非引导他存起来,许诺将来给他买电脑或者留着长大了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买肉”吃。我想,纵然不能让孩子学会珍惜,至少,不能让他学会浪费。
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上次在大桥上碰到一个乞讨的小朋友,你不是给了她几个一角的硬币吗?
儿子显然也想起来了。甜甜地笑了。我将儿子抱在床上开始轻轻拍他:一角钱虽然不能买到什么,但是,至少,可以让一个流浪的小朋友感受到我们的温暖……还有,我突然想起来了,一角钱可以发一条短信。如果妈妈的财富只剩下一角钱,或者生命只剩下一分钟,我的孩子,将那一分钟和一角钱都交给妈妈吧,那是属于妈妈的。只是,妈妈暂时不会告诉你……睡吧,我的宝贝。
一念之间
1979年,一个冬天的傍晚。十三岁的初一学生秦小雪蹦蹦跳跳地放学回家了。
奇怪,父亲今天怎么没有倚在粮站的大门口,笑眯眯地等着我?
父亲是粮站的职工,他是一个极细致的男人,会做饭,会疼孩子。平时若是有事外出,必然要把雪儿交代得好好的。
雪儿敲开邻居陈阿姨的门,问道:阿姨,我爸爸哪里去了?
陈阿姨开门看见雪儿,却显得有些慌乱,“我,我不知道……”
雪儿有些不解。正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另一位阿姨的儿子彬彬,一个五六岁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却突然跑了出来。手里捏着一个大大的红苹果,他把苹果塞到雪儿手中,昂着小脸对雪儿说:“姐姐,你爸爸被公安局抓去了。你,你吃苹果吧。”
“什么?公安局?”那个年代,公安局几乎就是孩子们心目中最威严的地方了。而且只有一个概念:公安局是专抓坏蛋的。雪儿一下子急得哭了起来,继而又狠狠地瞪着他:“你骗人,我爸爸又不是坏人!”
一旁的陈阿姨却突然一把搂过雪儿:“雪儿别哭,不要吃彬彬的苹果,你知道吗,你爸爸就是他妈妈害进公安局的!”
几乎是条件反射,雪儿手中的苹果滚落到地上。彬彬的妈妈怎么那么坏呢?雪儿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彬彬,然后狠狠地把他推了一把,“你走,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你这个害人精的儿子!”
彬彬昂着委屈的小脸,泪水在眼中打转。可他还是在喊:“姐姐……”
正在这时,彬彬的妈妈,一个平时就很凶恶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跳了出来,一把扯过彬彬,对着他就是一巴掌:“我叫你把东西不当数,到处乱给人!”
然后,那个女人把彬彬拉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彬彬抽抽泣泣的哭声。
陈阿姨要留雪儿吃饭,倔强的雪儿却执意不肯。她跑回家里,把头埋在桌子上,呜呜地哭,她一定要等父亲回来。也不知过了多长久,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院子里一片沉静。雪儿打开门,却蓦然发现,门外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是彬彬。也不知他站了多久了。雪儿在黑暗中看着他,他也看着她,两个人没有说话。突然,一个地方在雪儿大脑里异常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