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伤，母亲在，她帮我挡，她站在现在与记忆和感伤之间，把我隔在照得见太阳的厅房。母亲不在，母亲进城了，没有她阻隔我回到繁复的过去，我一下子落入了记忆与感伤。我也去村里村外转。后山的青杠林没变，只是更茂密了；人变了，死的死了，生的生了。新生的我已不认得。新来的谁家的媳妇我也不认得。樱桃树大都死了，上好的田地被新建的楼房占了，记忆中蜿蜒的石墙没了——挑水路还有一小段石墙，上面生满刺藤。挑水路被野草和灌木遮掩了大半，路已经瘦得像根开花的竹子。
夜里刮风，醒来想起独居老屋的母亲便再也无法入睡。不知道母亲是否睡得好。老屋一定也在刮风。我想大风一定吹断了开花的竹子。竹子开了花便不如先前柔韧。又仔仔细细想了大哥一家、二哥一家、妹妹一家和我自己一家，母亲还真是没有一个去处。妹妹倒是很情愿母亲跟她，可母亲不情愿，22层楼高了不是理由，坐不惯电梯也不是理由，没有人说话也不是理由，妹夫钱越挣越多、酒越喝越凶、脾气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才是理由。这些年，母亲时不时也去妹妹那里，检查病，给假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外甥煮饭，但回来总是说，她不想去射洪了，她不想看到妹夫喝醉酒回来行事，把一百元的票子撒得满客厅都是，用水果刀把亮铮铮的红木家具戳得到处是疤，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妹妹只晓得忙她的官，不给他煮饭、洗衣裳……母亲说的一点不假，妹夫喝醉酒自称是百万富翁的时候还有一点理智，还晓得把我们弟兄当人，还只是说我写的文章比不上李国文、蒋子龙。可自从妹夫喝醉酒自称是千万富翁，就完全丧失理智了，完全丧失是非了，不仅不把我们兄弟姊妹放在眼里，也不把他自己的兄弟姊妹甚至父母放在眼里，动不动就是“李慧乔，我要跟你离”。妹夫从酒柜里拖出一瓶五粮液，又拖出一瓶茅台，丁丁咚咚给我们每个人满上。“喝，每个人都得喝，我有的是好酒！”妹夫指着对面的壁橱说，“我那儿还有几件舍得酒，我有的是酒！”妹夫一直站着，摇摇晃晃地站着。桌子上除了大人，还坐着几个读书的孩子。他不管，每个人面前都满上了，包括我九岁的女儿，包括他自己十一岁的儿子。我这一辈子最见不得专横。我站起来要走。他伸出手来拉，没够着，便指着我数落：“你阿贝尔是文人，看不惯我有钱，看不起我只有钱，我晓得，在你眼里有钱的人都肮脏，但你要晓得，我每天不只是挣钱，也读书，走走走，我带你到我书房去看看，我读的书未必就没有你读的有档次……”说着，妹夫从他的位置晃过来拉我。我不去，挣了挣，没有挣脱。他几乎是抱着我。我跟他进了书房。的确看见好几架书，但都是领导人文选、植物栽培与管理，并未见到社科人文类的。外面在喊，我笑笑出来。他一路摇晃，每次都像是要倒下，但又都没倒下。回到桌上，他依旧不坐，依旧摇晃，他说文人是狗屁，阿贝尔写的文章是狗屁，阿贝尔的骨气是狗屁。他每说一句就摇晃一下，有了这一摇晃，他说的真话也变成了假话。这是我前不久见识到的妹夫。他是我的妹夫，他是妹妹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一个学园艺的恋人，一个从川中丘陵走出来的穷孩子，一个曾经跟我步行几十里到我教书的乡村学校连夜帮我抄写诗歌的朴素青年。
白天给母亲打电话，问夜里的风，问窗外的竹子，母亲在电话里问我晓不晓得老家要修水电站了，华能公司的人把土地、房屋、圈道都测量过记在本子上了。说是要从曾家对面的錾子岩打洞进去，还要在錾子岩修堤坝，水一直要淹起我父亲的坟。我晓得母亲说的华能公司，牌子就挂在县委招待所2号楼，已经在夺补河、火溪河、黄羊河修了很多水电站。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老家修电站的事一点不晓得。在我的印象，华能公司的水电开发还只局限于火溪河流域和县城以上的涪水段，没想到县城以下也要动工了。就我这点粗陋的知识，我是反对在生态如此原始和脆弱的河流修水电站的。特别是在夺补河，在火溪河。这个河段都是岷山非常原生态的地带。自然原生态，民族民俗原生态。但我的反对仅仅是纸上的一抹尘埃。堤坝已经竣工，水库已经蓄水，发电机已经转动，财政收入已见成效。
打车走在回老家的路上，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带动生活在走，而是在被生活推着走。如果不觉得这样的被动是一种强奸，那就是一种福分。不要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带动生活，真是要能带动生活走也是非常艰辛的。被生活推动着走，虽是一种无奈，却可以少去很多烦心，节约很多体力。一个人只有青春期过后的几年可以做到自己带动生活走。那时候，我们身体里的荷尔蒙还没有下跌，肌肉的弹性正在高峰期，关键是有浸润在荷尔蒙里的野心，也叫理想，像一台新的发动机，有着我们一生中最大的驱动。单是想搞到自己最爱的女人的冲动，就足以让我们将眼光和脚步从世俗的功名绕过去。慢慢的，女人到手了，该来的也都来的；慢慢的，荷尔蒙呈下降趋势，肌肉也一天天变得僵硬，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再看见我们身后有人为女人要死不活，为艺术疯疯癫癫，自觉不自觉地会在嘴角露出嘲笑。“醋也就那么酸，盐也就那么咸，是何苦？”我们的嘲讽意味着我们已经背叛了青春。刚过三十，人就老了。我们偶尔也喜新厌旧一回，背着老婆找个小姐情人什么的，但已经毫无真情，毫无激情，仅仅是赶时髦，仅仅是逢场作戏，或者是活一辈子人的功利的盘算。
又是春天。不知道是我人生中的多少个春天，更不知道是老家的山、老家的河、老家的土地的多少个春天。青樱桃已经粒粒在目了，衬托它们的叶片也有些葱绿了。除了田野，远山近山都还没有返青，还蒙着冬天的衰败的灰。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村道上，都很难遇见几个路人。路旁的人家也像是空的，路过的村子也像是空的。老家也是静悄悄的，感觉依旧是空。这些年，年轻人一拨一拨到外省打工，去山西挖煤，去北京修楼，去江苏制陶，去广东踩缝纫机、锁边机或当保姆。都在找钱，找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看是自己选择的，其实还是无奈，前面仍然是茫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茫然，只是过日子的茫然。除了挣到钱、找个女人或进发廊过性生活，释放掉身体里的力比多，并没有什么长远、美好的打算，甚至丢掉了老一辈兴家活人的朴素生活观。我知道大多数人打几年工还会回来，拿积攒的钱修个一楼一底的炮楼子，有婆娘娃娃的继续为婆娘娃娃东奔西走，没有婆娘娃娃的讨个婆娘生两个娃娃。也有不再回来的，跟了外省妹做上门女婿，或者弄对了在外省开公司买房子。也有死在外面家里人抱个骨灰盒回来的。
村子里已经有了变化，各家各户的房子、猪圈、院坝都用红油漆做上了记号。红油漆带给村子一种宿命的气氛，但一点不悲观，虽然它们的意义与法院布告上的红叉红勾很类似，但人们接受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没有让出租车一直把我载到老屋的后门外面。过了金洞坡我就下车了。我想一个人走进村子，像念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那样。长满青苔的河卵石砌成的路口没有了，高大繁茂的核桃树没有了，青皮树也没有了。走过这些仅仅在我记忆中留着名字的路段，我感觉流逝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对村子的改变却是革命性的。想到再过几年，也许是五年六年，也许只是一年两年，这个很可能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村庄就没了。房屋没了，田地没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痕迹没了，完全变成了一片水域。我感觉不可思议，具体是什么不可思议我又不甚明白。我可以想象水是怎样起来的，一点一点，一个浪子一个浪子，耕种了千百年还依旧肥沃的土地一排排地坍塌，尤其是我父亲坟下的山杨盖，坍塌的响声会传到桂香楼，溶入的泥沙会使大片的水域变得浑浊。先是没了短坑里，再是没了赵家园园，没了我们家大田，没了青皮树底下，没了哑巴家院子，没了过去生产队的晒坝和保管室，没了胡玉华家院子、胡宇林家院子……最后水漫上了我们家的老屋和老屋后面的竹林、堰渠、青杠林……浪子冲刷着我们家后门外路边的石子儿——路早已是水泥路了，但路边竹林下的那一簇石子儿还是先前土路时的石子儿，被村民和路人的脚磨得光光的。我不知道到那时，母亲怎么安排——我们儿女怎么安排，她自己怎么安排。
（原载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