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很快来到齐国，打通关系见到了陈恒，可是还没等子贡开口，陈恒就说：“先生此来，是为鲁国做说客吧？”子贡说：“我这次来，专为相国——我听说‘忧患在外面就攻打弱国，忧患在内部就攻打强国’，您的心思我非常清楚，但照您现在的做法，结果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打败了弱小的鲁国，功劳是国君和战将的，没有你的份，对方势力、威望越来越大，相国您就危险了。反之，如果攻打强大的吴国，一时打不赢，就把你的对头困在了外面，那时你在国内做事就不会有人妨碍了，你说是不是？”田恒听了大喜，但齐国大军已杀到了鲁国边境，他也不好突然改变计划去攻打吴国，子贡又说：“不如我去游说吴王，让他发兵打你，你不就有借口了吗？”田恒听后，就派人命令部队暂时不要进攻鲁国，坐等吴军。
接着，子贡到了吴国，对吴王夫差说：“吴国与鲁国曾经联手打过齐国，现在齐国攻打鲁国，接下来肯定会打吴国，大王您为什么不发兵攻齐救鲁呢？”吴王说：“我也想攻齐救鲁，但听说越国准备攻打吴国，我想先打败越国，然后再打齐国。”子贡说：“您不用担心越国，我愿意到越国去一趟，让越王不敢攻打吴国。”
于是子贡以吴国特使的身份来到越国，他对越王勾践说：“吴王夫差听说你想攻打吴国，现在正准备打越国，您现在的处境可是太危险了。”勾践一听，大吃一惊，连忙说：“先生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子贡说：“吴王很骄傲，你就对他说要亲自带兵帮助吴国攻打齐国，他一定会相信。仗打败了，吴国实力会大减，越国可以真机攻打吴国；打胜了，吴王必定要攻打晋国，称霸诸侯，到时越国就有了可乘之机。”越王听了大喜，一切照办。
回到吴国，子贡对吴王说：“越王根本没有攻打吴国的想法，过几天就会派人来请罪。”果然，五天之后，越国大臣文种带兵来吴，说要和吴王一起去攻打齐国。吴王不再怀疑，遂起大军攻打齐国。
最后一站，子贡跑到了晋国，对晋定公说：“吴国正在攻打齐国，如果吴国胜了，肯定会来攻打晋国，以称霸诸侯，大王可要早点做好准备呀！”晋定公说：“谢谢先生的教诲。”结果还没等子贡返回卫国，齐国已经被吴国打败了。得胜的夫差果然乘胜杀向了晋国，不料却中了晋国的埋伏，死伤无数，越国勾通践乘机在背后起事，先攻下吴国都城，接着又擒杀了慌不择路的夫差，结束了自己卧薪尝胆的生活，也结束这场无中生有的世界大战。
之所以说这场战争无中生有，就在于这场战争原本可以避免，至少与吴、越、晋三国没有关系。很明显，这得益子贡能说会道。但这仅仅是能说会道那么简单吗？老百姓常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好话坏话都说尽了，对方就是不听。为什么子贡一说别人就乖乖照办呢？原因就在于他虽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游说对方，但至少在游说对方时始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为保住鲁国，他先是站在田恒的角度去拉吴国参战，又站在吴国的角度去越国看风向，接着站在越国的角度帮他们盘算吴王，惹得吴、齐、越各怀鬼胎，最后还不忘去晋国上好保险，将所有人都引入了自己的预定轨道之中。试想，如果子贡只是想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去为对方着想，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大腕们会听他的吗？
应该承认，上述案例并不完全切合我们的主题。我们期待中的那种处下，应该是一种甘心情愿且乐在其中的处下，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处下，而不是那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自贱、自堕、阿谀、奉承，等等；我们所倡导的无我，也不是类似子贡那样以“无我”之名行“自我”之实的假无我。一滴毒液伪装得再巧妙，终究还是毒液，即使稀释一亿倍，充其量也只能算污水。只有那些真正把自己当成水并融入大海的人，才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3．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作为精神层面而言，不是指具体的行为而言。如果将这种与人相处的原则套用到具体行为上，就容易用错。比如，我不喜欢喝酒，也不许别人喝酒；我不喜欢谈论什么，以为别人也如此。这样就会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误解，甚至会导致有相反的行为，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行为应该是我知道自己不喜欢喝酒，由此推知别人也有不喜欢的；我不希望别人用酒来招待我，同时也不用别人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方式招待别人。
——雷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如今是个崇尚张扬的时代，也是一个强调自尊心的时代。从工作到生活，每个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更拉风点，让自己更有个性、更与众不同些。应该承认，这至少比自我束缚要好。然而，谁又能否认，低调做人也是一种风度呢？
低调的人未必高尚，张扬的人也未必恶劣。我们不能以一个人是低调还是张扬来界定其人格。历史上的很多贤士都个性张扬，有些是天性如此，有些则是出于对现实的愤怒，关于此类张扬，我们不仅不能贬损，还应该顶礼膜拜。不过历史也一再地提醒我们，不管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张扬绝不是好事。张扬的人招人烦、招人嫌、招人妒、甚至招来无妄之灾。所以先哲告诫我们：“佼佼者易折，娆娆者易污。”
《三国演义》中的杨修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杨修表现得就好像曹操肚子里的蛔虫，就连曹操本人也非常佩服。然而这种聪明最终引起了曹操的烦恶，最终将其斩首。这固然证明曹操心胸之狭窄，但同时也可反证杨修的聪明并没有用在正地方——你很难说他在急领导所急、想领导所想。
人如此，动物也如此。
《庄子》中有一个寓言：某夏天，吴王渡过长江，率领众大臣登上猕猴聚居的山岭去打猎。猴子们见有人来了，转眼间吓得四处奔逃，躲进了树林深处。唯有一只猴子例外，它从容不迫地跃上树枝，跳来跳去，像是免费表演，又像是在挑衅吴王。吴王见它不怕自己，非常生气，当即张弓搭箭，想把它射死。谁知这只猴子居然是个“武林高手”，它一把接住了飞速射来的利箭。这下吴王更恼怒了，他命左右随从一起射它，猴子躲避不及，被人们射成了个大刺猬。吴王回身对大家说：“这只猴子夸耀它的灵巧，仗势它的便捷而蔑视于我，以至受到这样的惩罚而死去！要以此为戒啊！”
如果故事中的猴子不是在吴王面前炫耀，而是在它的猴群中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它的结局可能不是这么悲惨，而是赢得一些母猴的青睐。当然，就像所有弱肉强食的族群一样，类似它这样功夫较强的个体，也一定会比普通个体活得更滋润些。
然而它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尽管它称得上很有能力，能够接住射来的飞箭，但它挡不住乱箭齐发。然而它又不是死于自己的功夫不到家，而是像吴王所说的那样——这只猴子夸耀它的灵巧，仗势它的便捷而蔑视于我。
我们有理由相信，吴王这句话是有深意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训猴之意不在猴，是在以巧妙的方式警示那些随行的大臣，或者其中的某一位：别在我面前充老大，我才是老大！
吴王算不上一个好领导，尽管他比曹操稍好些。然而这样的领导在生活中又比比皆是，我们也不可能活在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里，因此，不管你愿不愿意，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做个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下属。
着名作家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着名的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文中的“猪兄”与众不同，它像山羊一样敏捷，不仅能跳过猪栏，还能跳上猪圈顶。这样的猪自然是关不住的，它吃饱喝足之后总是到处闲逛，闲来无事就模仿各种声音，会学汽车声、拖拉机声，后来还学会了汽笛声。这项技能给它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附近有座糖厂，厂里设有汽笛，用以号令职工们中午下班，但这只猪总是十点左右就大声模仿汽笛声，干活的人们自然乐意提前下班，这就影响了厂领导的管理和厂里的效益，于是厂领导专门为此召开了会议，最后决定将这只猪杀掉。由于以往在对付这只猪时屡次失利，所以这次厂领导发动了几十个人，调来了手枪和火枪，还牵来了十几条狗。然而这头猪实在聪明，它居然懂得利用人们不敢随便开枪以免伤及战友的空子，巧妙地兜圈子，最后还潇洒之极地跑出了包围圈！
王小波写这个故事的深意究竟是什么，我们不便妄议。但我们至少知道两点：第一，这样的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别说它是猪，就算它是金刚，人类想让它死，它也只有死路一条。第二，这头猪犯了与杨修一样的错误，它的才华不是用在给领导减轻负担上面，而是一再地给领导找麻烦。这只猪虽然逃了，但若它不知悔改的话，哪里都不是它的安身之地。这就好比一个很有才华的员工，尽管他通过自己的智慧成功化解了四面八方的“子弹”，但他离开那个伤心之地也往往是必然的。而正常情况下，谁愿意如此呢？更何况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有多大才华，而是拿着无知当个性，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暴露自己的浅薄。
我们无意为那些应该批评的领导开脱，但我们的主题从来都没有局限在领导与下属之间。一个人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在哪里都难以吃得开、行得通。着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曾讲过一个小故事：
小时候，我家是个大家庭，每次吃饭时都是几十人一起，非常热闹。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决定跟大家开个玩笑。吃饭前，我故意钻进饭厅中一个不显眼的柜子里，想等到大家遍寻不着时再跳出来，给他们一个惊喜。可是从一开始，根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缺席。酒足饭饱之后，大家都离去了，我才自己走出来，吃了些残羹剩饭。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否则就会大失所望。”
人应该自重，但不能把自己看得比所有人都重，否则不是被俗世的“乱箭”射中，就是被自己的虚荣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