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在她门前的走廊上放下行李包，像进自家门一样，把贵重东西放里屋，三两步进厨房，从瓦壶里倒上一碗凉开水，喝个痛快。王老婆婆见我饿着，早已打开沙锅，端来一碗白米饭。村里来客，只需多双筷子多只碗，吃碗饭是常事。在村里，你可以随便去哪家搬条凳子从早坐到黑，没谁会说你不懂礼节，没谁会把你当外人防着，在村里，过门客是客又不是客。
一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家庭。谁家种了甘蔗或者西瓜，全村都有份。总记起小时候我放假回去，母亲关上厨房门烙肉饼的情形。当时家里不富裕，一年到头难得烙两回肉饼。每次烙肉饼，母亲都郑重地算好个数，如果来了过门客，就有人吃不饱，分不匀。肉饼烙好了，母亲特别嘱咐：“不要出去炫耀！在自家屋里快吃。”但肉饼的香味还是在小小的村庄散溢开来。邻家贪吃的小孩、馋吃的老人还是会习惯性地从厅堂大门走进厨房：“哟！今天做什么好吃的？”见真来了过门客，母亲便停下嘴里嚼得香喷喷的饼，把自己吃的那份热辣辣地递过去：“尝尝，快尝尝！”小孩早猴急地接去，老人则再三推让。母亲于是越发嗔责：“不吃我们小辈的饼，是不是担心我拌了农药毒人？！自家烙的又不金贵……”
最让人感到村庄像家的是村里有了红白喜事。一家做喜事，一村的八仙桌都集中在一起，村子小，藤上叶上都沾亲，于是全村人便热热闹闹吃上一两天。小年时，谁家预备过年的第一锅米糖要让村里老小尝去三分之二。所以在村里，家底子薄的人家是不敢争先做米糖的。
在村里，我常一碗饭从村头端到村尾；做了“坏”事，曾被母亲绕着村子追打，吓得躲到刘二叔的老雕花木床后、李婆婆的甜粟地里；家里来客睡不下，我曾多次睡在隔壁云香姐的床上。
进了村，我就是全村的女儿全村的客。
叔叔从新加坡回来
叔叔昨天刚从新加坡回来，今天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说来我家看看。
叔叔并不是新加坡居民，也不是到新加坡旅游。十年前，不知什么缘故，活泼开朗、聪明伶俐的堂妹欣玉没考上大学，到温州学理发，二十四岁就嫁到了新加坡。听人说：新郎是一个侏儒，欣玉是为了定居新加坡才这样的。但我却一直没见过新郎。单欣玉都几年没见，只是去新加坡前，我会过一面，非常惊骇，这是那个有着大眼睛、红脸蛋、爱笑的欣玉，一个芳龄才二十四岁的姑娘？骨瘦的身子，齿间灰黑，像个烟鬼，不应有的皱纹在眼角爬动，强挤的笑眼里藏着忧戚。我怕叔叔婶婶伤心，从没问过他们。
几年后，母亲说：欣玉在新加坡离婚了，贷款买了房子，要接叔叔婶婶去新加坡做客。于是，叔叔婶婶办了暂住证，在新加坡呆了四年。
叔叔一见我，就露出最开心的笑容，温情的目光不时地在我身上停留、打量，不断地嘘长问短，好像关了几年的水阀今天才开闸。我去厨房，他跟去厨房；我来沏茶，他跟在身边。当我把茶端给他，他双手接住，竟客气地说了声“谢谢”。叔叔变了。
叔叔的头发和几年前大不一样，根根雪白，脸色白中带青，像藏在地窖里的大白菜。叔叔在新加坡飞机场当清洁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因为是外劳人员，十二个小时，还属于正常上班。
“在那里做事很辛苦，每天坐巴士来回路上要花去四小时。一回去就抢着睡觉，要不上班会打瞌睡。在新加坡，一到上班时间，路上行人就像刚出笼抢食的鸡鸭一样，你追我赶。”叔叔眉飞色舞地说起来，“那里上班，和国内不一样，工作责任到人，时时有人巡查。如一发现你发呆或停下，就有人批评你。你做得怎么样他不管，他只要看到你的手脚不停地动。即便地面干干净净，你也不能坐下休息。就是领班、经理也和我们一样，一旦查到了怠岗就扣工资。各行各业都如此。新加坡制度很死板。”
“那累了怎么办？”我很好奇。
“累了，不管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上卫生间休息。那里的厕所比家还干净，没有一丝异味，还有清香。”
一边的婶婶也忍不住插话：“新加坡很干净，很漂亮。到处都是草坪，看不到一点泥。紫红的胡姬花非常好看。棕榈树笔直高大。奇怪的是，就是夏天也没有苍蝇、蚊子。吃的用的都非常卫生……”
“那里不要穿毛衣，一年四季只要一件衬衫、一条短裤就行。过节哪怕过春节也没有一点气氛。你想啊，穿个衬衫短裤吃年夜饭，能有过年的气氛吗？可以说，在新加坡四年，我没过过年。”叔叔没待婶婶说完，就抢过话题。
在他们不停地亲切絮叨中，我用蹩脚的手艺炒了几样小菜。没想菜端上桌，叔婶却一个劲地夸赞。
“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吃上这么好吃的菜了！”叔叔乐滋滋地品尝着，如同品咂着以往的日子，“新加坡的肉没有一点味道，烧出来有股猪毛气。猪大多是瘦肉，就是有一点肥肉熬出来的油，炒饭也不香。不知为什么？”
“那里的大米是从泰国进口的，个大，长，晶莹，煮出来的饭晶亮好看，吃到嘴里绵软，却没有一点香味。怪的是，就是夏天，剩饭放上两天都不馊，不知是不是加了防腐剂？”
“饭不好吃，生活没一点乐趣，连拉出来的屎都是小条的、扁的……”说到这，叔叔顿感不好意思，嘿嘿笑了起来。
我也跟着笑。
叔叔抿了一口酒，感慨地说：“人是这样的，在哪里住久了就哪里好。对家乡，不只是对人有感情，对山对水对房子都有感情。真的，一到家，好像到处都是熟人，一草一木都倍感亲切。”
怪不得叔叔见了我这么亲热！其实叔叔并不是我的亲叔，他是我的堂叔。我们都是浙江永康人。当年，为了生计，他和我的父亲不得已辗转来到江西安家落户。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江西，我们就再也离不开了。
“新加坡人亲情淡薄。儿子成家后，父子便很少同桌吃饭，星期天也不来往，各去各的娱乐场所。即便父子凑巧在外面同一桌吃饭，也各付各的餐费。”
“那里老年人真可怜，不像我们这，五六十岁就退休在家，含饴弄孙。新加坡老人虽然有不少的退休公积金，可还是提倡自立，真的是活到老做到老。我亲眼看见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倒在工作地点。不过，在那找工作容易，只要你有一双勤快的手。”叔叔说得入神，不时地放下筷子比划，“新加坡不养懒人，也难怪一个连水都要依赖进口的国家，会如此发达！”
“新加坡人非常重视文化，教师、律师、医师最吃香。哎，如果你没成家，我真想介绍你去那当老师。那里，大多是华人。”叔叔望着我，笑眯眯中带着一丝惋惜。
趁叔叔夹了块鱼，婶婶忙插过话：“那里的人很迷信，供菩萨烧香，家家户户，连商店也如此，动不动请风水师。不过，新加坡人非常讲文明，一上巴士，见我们这样年纪大的，都会主动让座。公共场所听不到大声说话，也没见人随意脱鞋子。买东西不用担心有假钞，大把大把的钞票就露在袋口，路人都看得见，就是没人去偷。要是我们这里的小偷到那去，肯定发大财！”
“新加坡法治严明，哪里敢去偷！一旦被抓，就要一丝不挂，遭受鞭刑，屁股打得皮开肉绽不说，还要拍照见报呢。那里呀，别说偷，就是随地吐一口痰，丢一个烟头，都要罚款，动不动几百上千。听说有个执法人员，在公园地上发现了一个烟头，他明察暗访，不依不饶，事隔两天，竟然找到了丢烟头的人按章处罚。”叔叔紧跟着不容置疑地解释，“好在，我不抽烟。有一次，不小心扔了一张纸，我吓得半死，赶紧一脚踩住，趁人不注意，蹲下偷偷拣起。所以在新加坡，我说话做事都很留心。”叔叔一惊一乍地描绘着，仿佛仍在新加坡的大街上。
“是啊，我们外来人总是提心吊胆，很不习惯。”婶婶深有感触地补充道。
新加坡法治严明，我想，也许和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当首任总理有关。我跟沉浸在话语中的叔叔夹菜：“新加坡地少人多，那里的住房一定很紧张吧？”
“别客气！我自己来。”叔叔对我礼貌地摆摆手，“在新加坡，几乎人人有房住。即便你收入不高，政府还可以帮助你买到宽敞的房子。那里的人绝大部分贷款买房，一般住到老还到老。如果三十五岁后结婚买房，政府还资助四万呢！他们消费观和我们不一样，一有钱就旅游，满世界跑。不存钱，每人都欠债——房债！”叔叔爽朗地笑谈着，“在新加坡，尽管寸土寸金，但再繁华的地段，一楼一律白白地空着，既不住人，也不经商，用来作公共场所，休闲，娱乐，摆宴席。要买东西，有专门的商业区。”
叔叔放下饭碗说得更来劲了：“新加坡富是富裕，但那也有穷人。我有一个邻居，一家五口，只有一人上班，月工资一千多新元。因一直还不起欠下的几百新元，撞车自杀。媒体报道后，在新加坡引起轰动。死者妻子几天内就收到五十多万救助，救助款还源源不断地寄来，他妻子居然说足够了，把钱退回。不像我们这，总有人想方设法地骗钱。”叔叔动情地感叹着。
“在新加坡，最怕的就是生病。那里看病很难。你病了去医院，先要预约登记，有时要等上一个月才轮到你。滑稽的是，一些小毛病，等接到医院通知时，早就好了。但那里的医生很负责，即便是感冒，治好了，一个月后还要复查。”
“那得急病怎么办？”我急切地问。
“得急病也没办法。我一个朋友，得了急病，先去医院住了下来。住了两天，花了一千五，还没轮上，气得不行，坐飞机回国。结果只花了几十块钱药费，病就治好了。新加坡的医生，每人每天规定只看几个病人，看完了就不管。”说完，叔叔两手一摊，神情疑惑。
屋外冬日的阳光明艳艳的，暖暖地倾洒在粉墙灰瓦上。阳台上菊花、茶花开得绚丽喜人。我请话犹未尽的叔叔去阳台上晒太阳。
叔叔笑嗤嗤地坐到太阳下，煦暖的阳光在他的银发上欢快地跳跃。叔叔见到太阳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手脚变得雀跃起来。他诉苦道：
“在新加坡四年，如同坐了四年牢。我每天天没亮起床，月亮出来回家。就是大白天，在室内上班也看不到太阳。那里的楼很高，二三十层，白天也灯光辉煌，夜晚亮得看不到星星。而且新加坡的月亮也和我们这不一样，不是‘C’形，真像大海中漂游的弯弯小船。”叔叔边说，边比拟给我看，“我的皮肤就是长年见不到阳光，天天瘙痒。”叔叔捋出他的腿，只见他的腿和他的脸一样，青白色，没有一丝血气。
婶婶在一旁怜爱地望着叔叔：“他每年都要用几支药膏。”
“在新加坡上班，没有节假日吗？”我颇不解。
“有是有，但节假日上班，每天工资有四十新元，人民币两百块钱一天，谁舍得歇？”
在家乡没有固定工作，六十多岁还要养家糊口的叔叔，对过日子不可或缺的钱还是挺看重的。叔叔脑子灵活，会弹琴、画画、写毛笔字。在家以油漆为生。会用油漆雕龙画凤的叔叔像其他许多民间手工艺匠那样，行业式微，经济拮据。他办过锯板厂，养过牛蛙，贩过毛竹，都没攒下什么积蓄。
“叔叔，在新加坡工资高么？”
婶婶见叔叔没出声，讪讪地说：“月工资六百新元，不包括加班费，但房租很贵。”
我一边续着茶，一边关切地问：“欣玉，在那边还好吧？”
婶婶见提起女儿，顿时眉开眼笑：“欣玉现在可好了，白白胖胖的。嫁了老公，老公比欣玉还小一岁，大学生，人好，长得也帅。就是还不生孩子，一有钱就旅游……”婶婶憨憨地笑着，满脸的皱纹在欣慰中荡漾开来。
叔叔婶婶在我家一直坐到很晚才起身，醉酒的夕阳染红了他们相伴前行的身影。刚走到大门口，叔叔又转身向我挥手：“丽珍，明天一定记着，来我家看新加坡录像！”
初冬的一个下午
初冬一个平常的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连绵不断。寒意在裤管与脚踝处萦绕，透过丝袜消磨着肌肤储存了近一年的温度。母亲背对窗户坐在小方桌一边，我和爱人对面。光线穿过雨丝滤过窗玻璃钻出细密的纱窗，像蛇一样匍匐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花白略带零乱的头发下是一双噙泪的眼睛。一个女人熬到六十岁，话已涨满胸膛，如洪水冲击她松塌的堤口。没有朋友、与娘家相隔千山万水、又舍不得花电话费的母亲，实在需要找个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向友爱的听众一泻千里地倾诉。母亲失眠多梦体弱多病，心窝口压着一块两个拳头般大小的石头。每个人的心只有自己一个拳头大，母亲的心事把她的心涨破流血，凝成一个大大的石头。有四个子女（如今只剩三个）、近二十来个至亲的母亲总有无数的心事要操劳。母亲想在这个下午把那块带血的石头掏出来让她的女儿和新女婿看看。穿着暗红衣服的母亲，环扣上镶着随身体移动闪闪发亮的假宝石，与她的泪光在青蛇般的光线下、在雨的节拍里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巨大的场罩住我和爱人的身心。她像一个乞求怜悯的情感乞丐——在倾注了满腔心血的儿女面前。她捋出瘦骨嶙峋的手，以证实蹉跎岁月吃去她辉煌时近四十斤的体重。母亲的诉说激愤、忧伤，但条理清晰，像在尽情咬噬一尾记忆的鱼，摆在盘子里的鱼露出有条不紊的骨骼：三十四年前母亲失去父亲时心里埋下了那块带血的石头；七年前母亲失去妹妹时失去了性欲；三年前外公去世，母亲在离故乡一千多里的院场上跪了一天；诸如小弟动手术、我离婚等种种不幸催促下，母亲患上了忧郁症；为了生存，年轻时便跟随继父流落他乡的母亲失去了和自己娘亲相处的欢愉。
“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人一天天变老。好不容易抓在手里的那一点点东西，像穿在身上的御寒衣服件件褪去，空荡荡地只留下清汤寡水的日子，一天天地熬，直到熬出一身的病……”
母亲没有倾吐的机会倾诉的对象。继父是个铁一样的男人，把心性火候全用在生活的刀刃上，注定在妻子面前沉默寡言，衰老的他弓着背会把母亲的话一句不落地弹回给母亲，风在耳边刮过，母亲心上的石头愈积愈沉。我们姐弟仨又早已在多愁善感的母亲面前麻木不仁。我们艰难地踩在生活的钢丝绳上，母亲却在情感世界里奔逐。再说，她把七情六欲、忧喜痴憎全圈在儿女身上，把从儿女中得到的委屈仍倾诉给永远不可能理解她的儿女，就像战场上怜悯敌手，她的悲苦得不到释解又添上新愁。
窗外的寒雨密密匝匝地下着，母亲的诉说连绵不断：前不久弟弟帮我修柴房急要一根小杉木，心急火燎的他没经村委会批准就上自家山砍了一根，偏有人平日与我家有隙，把弟弟告上乡派出所，没收了树，还罚了四百块钱。四百块钱对弟弟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我正欲找人求情，老实巴交的弟弟却如数把罚款奉上。母亲觉自家没了脸面，把闲常对弟弟的不满暂搁一边，站出来与那人理论、撕扯，瘦弱的母亲被人一掌就推倒在地，尘土满面。喜欢息事宁人的弟弟不仅不去安慰，还埋怨母亲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