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上台。开始，职工大会对工党政府采取合作态度，表示它愿意参加由政府、工会和资方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发展经济的全国性计划。职工大会还作出让步，声明它接受一项适当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其条件是这项政策不能是立法性的。工会坚持政府不能以立法手段来干预工会与资方的谈判，限制工会与资方就工资问题进行直接的、自由的谈判的权利。然而，形势的发展出乎职工大会领导人的预料。威尔逊政府在英镑危机的冲击下，无力执行振兴经济的全国计划。由于国际支付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增长。1966年7月，政府宣布对工资实行6个月的冻结。工会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工党政府被迫宣布英镑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加大，结果罢工频频发生。工会的压力迫使工党政府放弃执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但同时感到必须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会的权力。1968年12月底，首相威尔逊和就业大臣巴巴拉·卡斯尔夫人主持制定了一项题为“代替冲突”的政府白皮书，其主要内容就是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罢工。白皮书规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协调劳资纠纷；如果调节无效，工会要举行罢工，在罢工前应有28天的缓冲期；如果某工会要罢工，就业大臣有权决定由工会会员用投票方式来决定是否要举行罢工；就业大臣还有权裁决工会内部的某些纠纷；凡违反这些规定的工会和工会领导人将受到扣除工资之类的惩罚。这个白皮书如果经下院通过，就成为法律。这个文件一出台就立即遭到几乎所有工会的反对，威尔逊未敢把这个文件提交给议会。工会对工党政府的不满促使工党在1970年大选失败。
保守党希思政府对工会采取对抗的政策。这促使工会与工党又开始重新接近，使双方都感到有加强合作、争取工党上台执政的必要。1973年，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协议：工党表示执政后将修改希思政府实行的劳资关系法，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强经济计划化，强化需求管理；工会将在增加工资问题上作适当节制，但有一条，决不接受政府以立法方式限制工会的权利和增加工资。这就是有名的所谓“社会契约”。可是1974年工党上台后，工会希望工党政府按“社会契约”办事的希望落了空。当时 正值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接踵而来之际，英国的情况更遭，通货膨胀率猛增，工业投资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突破100万人大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是不可能实现的。工党政府虽然开始也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工人的政策，如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但不久就再度实行限制工资增长的政策。从1975年夏天起到1978年，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先后实行了4个阶段的收入政策，引起工人和工会的不满，终于导致1978年底到1979年初的罢工浪潮，即英国人所说的“不满的冬天”。这次罢工浪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超过战后任何时期。罢工不但涉及工业部门，而且遍及铁路运输、政府机构、医院、学校、环卫等行业。在工人的强烈不满声中，工党政府再度在大选中失败下台。
工会与工党对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工党进入了长期在野时期，陷入严重危机；而工会则迎来了自己的真正克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撒切尔夫人对工会恨之入骨，她认为工会活动早已超出劳资争端的范围，它是为了争权而来，工会问题不解决，英国经济结构调整、生产合理化、改革福利事业都将成为空话。于是她挥舞法律、经济和舆论三根大棒对工会进行猛烈攻击。经过保守党政府的打击，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下降，会员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底属于工会的工人为1330万，但到1985年底这一数字降到1070万，减少近20%。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会员数减少了31%。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然而却遭到极惨重的失败。工会运动进入低潮时期。
在这期间，工会与工党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工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工人运动本身是个打击，按说工会应该吸取教训，同工党重新联起手来。可是1979年以后工党和工会内部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党这方面是左翼掌握了领导权，而全国职工大会的领导权却转入了工会温和派手中。工会和工党左翼之间历来存在工资第一还是社会主义目标第一的矛盾。在工党左翼当权，党内极左派势力活跃的情况下，职工大会领导人注意拉开同工党的距离，强调自己的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拒绝卷入工党的政治活动。二者的矛盾和疏远削弱了工会的地位和影响，也使工党丧失了许多选民，使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急剧减少。1964年大选中把选票投给工党的工会会员占会员总数的73%，1974年降为55%，1979年又降至51%，1983年只达39%。1964—1983年，英国职工大会的成员增加了200万人，而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却减少了200万人。1983年，工党有工会集体党员600万人，在大选中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只有400万人。而1983年投保守党票的工会会员竞高达会员总数的30%。
1983年大选惨败后，工党新任领袖尼尔·金诺克极力改善工党同工会的关系，在共同反对撒切尔夫人的反工会法的斗争中，双方加强了联系。工会仍是工党的主要基础。然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工会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坏，内部的不民主、领袖专断独裁，动辄罢工而不顾全社会的利益等现象使人们对工会十分反感，尤其是1978年的“不满的冬天”使工会成了众矢之的。再加上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利用舆论手段对工会进行打击，更使工会成了英国社会中的撒旦。所以，尽管金诺克领导的工党同工会恢复了蜜月关系，工党还是输掉了1987和1992年的两次大选。接替金诺克任工党领袖的约翰·史密斯认为同工党保持过密的关系反而会吓跑许多选民，于是开始重新调整同工会的关系。他一方面注意拉开同工会的距离，另一方面开始削弱工会在工党重大事务中的权力和作用。
史密斯所采取的最重要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工会在议员候选人选举和党的领袖选举中的集团投票制，代之以一人一票制。在1987年以前，工党议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是：在每个选区中，工党的支部负责提名，选区工党（即工党的选区党组织）总委会负责遴选并确定被选人名单，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拥有投票选举权，最后工党全国执委会正式认定。在1987年的工党年会上，这一制度被改变，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选举权被剥夺，代之以一个由选区工党全体个人党员和所属组织构成的选举团。选举团中，工会和其他政治组织（主要是工会）占总票数的40%，个人党员占60%。各工会所拥有的票数和会员数成正比并采用集团投票制。
在1981年以前，工党领袖和副领袖都是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1981年改为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选举团由工会（及其他政治组织）、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组成。其中工会占总票数的40%，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各占30%。各工会所拥有票数和投票方式与选举议会候选人相同。
布莱尔任领袖后，继承了史密斯的对工会政策。
不管工党怎样同企业主拉关系、同工会拉开距离，工党同工会的关系还是斩不断、割不开的。工党对工会还是有很大的依赖性。
首先，在价值观上，工党同工会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工党虽修改了章程，但还是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在英国还是被看成左翼政党。工党同工会的几十年合作，使工党的党员队伍同工会会员之间在政治观点、态度和立场上都十分接近，而且相当一部分党员都是工会会员。
其次，在党内事务上，工会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取消了集团投票制，工会仍在领袖和副领袖选举上拥有1/3的投票权，在议员候选人的选举上拥有40%的投票权。此外，在年会代表和党的全国执委会中，工会的人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再次，作为集体党员，工会仍然是工党的一支重要组织力量和选举力量。工党的个人党员现在只有近40万，比保守党少（50万）。党员队伍在各种选举活动中是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党员们通过宣传、游说和劝导等方式对选民施加影响，促使其投本党的票。从70年代以来，尽管有很多工会会员在大选中投了保守党的票，但相比之下，工会会员中投工党的票的人还是占多数，工会还算是工党的一支重要选举力量。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工会的资助是工党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自1913年开始设立的工会政治基金在经过了几次考验后，仍然是联系工会和工党的重要纽带，并构成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1983年，英国在册的工会有409个，共有会员1，100万；其中98个工会，1，000万会员加入了职工大会；而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有58个，这58个工会共有会员超过800万名，这800多万名会员中，交纳政治基金的占76%。其中最大的工会是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155万名会员，交纳政治基金的人达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