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普遍遭受挫败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主义需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将中国经济导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迅速迎来中国20年的沧桑巨变，并以优异的经济发展业绩向世界宣告了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勃然兴起，开辟了中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道路。
（一）百年探索的伟大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20世纪人类历史百年探索的伟大成果。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类历史新纪元。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从那时起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而在这一时代条件下，为了应付战争或者为了准备打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将经济发展引上战时或备战型经济发展的轨道，普遍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即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战时或备战型经济管理体制，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因调动政府集中调控的强势资源，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并为战后发达国家实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历史经验。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今日的改革，而把昨天的体制说得一无是处，那等于降低了今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准。问题在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为时代条件的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局面结束，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尽管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包括西欧、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内，特别是包括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在内的争取和平力量的可喜增长，能够有效地制止世界大战，使人类社会终于摆脱了20世纪初以来战争和毁灭的历史阴霾，进入了以和平为主题的新的历史场景。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各国在恢复经济和重建家园的匆忙中，纷纷将国民经济体制从战时军备力量竞赛体制转向以发展生产力，进行综合国力比较的发展轨道，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时代变了，原先那种建立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以准备打仗为终极目的的计划体制内部蕴藏着的弊病便无法遏制地显现出来。为了应付打仗所实行的国家统制经济，企业接受国家完全的指令性计划指导，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以及企业内部平均主义严重的弊病都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转换经济体制成为新时代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必然要求。能否把握住这一新时代提供的历史机遇，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严峻的考验。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没有顺应这一潮流抱残守缺而导致失败的前车之鉴，使中国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境遇。能否通过经济体制的转轨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支撑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性课题。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轨，又是对社会主义遭受普遍失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关怀。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条件下，为了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出计划调节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这是符合苏联国情的，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斯大林武断地将这一计划经济模式上升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惟一的模式，并依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将其推广到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推向了难以成功的不归之路。因为它无视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情差异，否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左邻右舍不同、环境不同，还有许多不同的具体条件，使社会主义各国都因僵化的体制而导致经济的衰退。还在60年代，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改革来摆脱这一僵化体制，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但都在苏联的武装干涉下归于失败。就连富于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接受苏联模式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停滞。到了80年代，随着时代条件的转换，终于敲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丧钟。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体制僵化而使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没有有效地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真正体现出来。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也宣告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的破产。如何汲取他们的前车之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关怀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选择。
其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轨，还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要求。80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革命，使得资本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在这种形势下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都必然通过对外开放来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加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即WTO）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过程，以增强自力更生的力量。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中国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就必须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与世界经济对接，才能与时俱进地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淘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这种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
（二）史无前例的理论创新
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具有巨大历史能动作用的理论创新。
首先，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马克思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因其包含的自发性、盲目性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他从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推导出社会主义由于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消除了人们经济利益的对抗，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利益，这便为社会主义实行经济的比例性计划性发展提供了条件。令马克思深信不疑的是当社会主义消亡了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后，可以通过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自觉控制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对未来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马克思只是作了计划性的设想，而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整套可供操作的模式。因为社会主义之于马克思还只是一种理论的设想。所以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里，既然连商品经济都必须消亡，自然没有市场经济存身的余地。而对于经济发展的比例性和计划性他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而不可能搭建一个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平台。因而，市场经济在老祖宗的思想武库中没有现成的答案。这既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又埋下了实际操作的困难。
其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提供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自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来发展生产力，在各国社会主义者心中仍然还很模糊。虽然斯大林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条件下，建立了可以实际操作的计划调节体制，并把它视为社会主义惟一可供效法的模式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至少在60年代，这一模式的弊病已经被有思想的共产党员所窥见，他们开始想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计划模式的道路，从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道路，到匈牙利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特别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卓越思想，曾经点燃了许多共产党员希望的思想火花，但在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禁锢下，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又使多少共产党员望而却步，最终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思想桎梏。到了9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诱惑与国内完全自由化的冲击两面夹击下，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中箭落马，铩羽而归。如何协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既可通过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来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又可以有效防止经济的完全自由化，保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困扰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摸石头过河”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其三，借鉴和操作经济理论的行家里手。正当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计划与市场的困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成果的汲取却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气象。自从18世纪亚当？斯密创立市场经济理论以来，资本主义长期面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迫使资本主义各国去寻找“反危机”措施。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思索从社会主义的武库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提出的通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构想，为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调节机制提供了新鲜思路，而自然科学领域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为这一借鉴提供了技术支撑，使资本主义终于找到了抑制经济危机的利器，这便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行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指导，从而使资本主义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席卷全球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既然可以实行计划调节，那么社会主义就能够搞市场经济。说明计划与市场都只是经济调节的手段，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规定性，否则计划经济便不可能被引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素来讲究求真务实的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敏锐的洞察力首先看到了其中的诀窍。但多年的政治家生涯使他深知，要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从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让中国人民接受长期以来被视为野性难除的市场经济绝非易事，久病见猛药会适得其反，搞得不好还会引起社会生活的巨大震荡。他以操作经济理论的娴熟技巧，引导中国人民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逐步去接近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些集中体现在他为我们设计的渐进式改革的发展模式上。还在改革开放初期，他首先提出“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的著名论断，打破了社会主义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独霸天下的一统局面。在计划体制下楔入商品经济，并从当时党和群众的实际思想水平出发，机智地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序列安排，使全党易于接受，克服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阻力。当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计划经济的弊端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他又因势利导地调整改革工作重点，提出“以商品经济为主，以计划经济为辅”的新的序列安排，在悄然中完成了人们对体制改革认识上的根本转变，扫除了发展商品经济的主要思想障碍，到党的十三大他便顺水推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经济制度安排。党的十三大后，中国的商品经济由于扫清了道路而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特别是1989政治风波后，面临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不及时改革经济体制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已被全党深刻认识，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已是水到渠成。为此邓小平同志不失时机地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一系列著名论断，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将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为此很快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发展轨道，到党的十六大，我们已经以欢欣的心态宣布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自有社会主义运动以来史无前例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创新意义的典范。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破旧立新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它首先破除了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把两种调节方式与社会制度紧密粘合的传统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正本清源的整合，对计划和市场的经济作用进行重新洗牌和重新定位，解决了多年以来困扰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水火难容”的理论难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它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必然包含着对事物否定的理解。邓小平正是本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对计划和市场的社会经济作用进行新的界定。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国家通过编制统一的有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再生产的比例关系，自觉地保持平衡。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两种体制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为了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比例，实行资源配置，只不过是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对此马克思曾有深入的论述，他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计划也好，市场也好，都是一定社会具体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本身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经济调节手段或资源配置方式，它们是中性的，可以被不同性质的国家所采用。邓小平这一计划和市场与制度无关的创新性思维，科学回答和重新界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僵化观念，为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从思想层面扫清了道路，是深刻的思想解放，表现了邓小平非凡的理论胆识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探索品格。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既是对上述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理论创新的实践支撑，又是对8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新鲜经验的总结。既然经济调节机制与制度无关，那么不同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调节机制，完全视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市场经济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践中看到了计划调节的巨大能动作用，开始将计划调节引入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而战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又为资本主义实行计划调节提供了技术基础，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管理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内容，它有效抑制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及其可引起的周期性经济震荡，创造了资本主义从1825年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后，连续27年没有发生普遍经济危机的记录。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当一切生产要素成为商品，各种功能市场的体系已经发育完善，也可以搞市场调节。这种以利益驱动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计划体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僵化状态。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实行计划调节而改变其剥削的本性；社会主义也没有因为实行市场经济而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这便从实践层面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与制度无关的论断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政治经济洞察力和非凡的理论概括能力，展现了邓小平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既求真务实，又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貌。
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是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角度对社会经济体制作出的创新性结论。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的链接起来。作为市场经济，市场是社会主义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它通过市场信号所包含的利益驱动，引导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在动态中形成良好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并通过市场竞争实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看不见的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统一的社会利益的形成，又使计划成为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有效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这是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的结合，便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是邓小平为我们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的重要标志。由此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从思想创新到制度创新再到体制创新的理论创立过程。因而，是史无前例的理论创新。
（三）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创始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而且宣告了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勃然兴起，开辟了中国人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道路，从而使他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和伟大旗手。
首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使用的一系列新的话语，为中国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奠定了基础，为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发展的平台。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总结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时有一段很精当的分析，这就是“邓小平同志重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老话，纠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空话，又讲了许多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新话”。这里的“新话”，有相当部分是讲的经济学中流行的新的话语。例如邓小平用“资源配置”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劳动分配比例”的传统提法，用“宏观经济调控”代替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传统提法，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了“国民收入”，用“产权关系”代替了“所有制关系”等，以及他所肯定和倡导的市场体制、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市场规则等新话语，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引领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向新时代，研究新问题，在不断丰富自己理论内容的同时，与西方经济学接轨，在实行理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汲取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洋为中用，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出自己的局限性，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学的一体化过程中。在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持自身鲜明个性的同时，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国近20年最活跃，学术成就最丰富，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科学之一。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经济学是存在的。因为无论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都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共同基础上的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必然有着共同遵循的规律和共同约定的规则，否则中国经济便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成为经济全球化一个耀眼的亮点。如果说今日的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今日的中国经济学也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经济学离开中国经济学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科学的。这些都为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发展领域，使其研究成果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其次，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发展，由他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新的模式，使中国经济学以其崭新的理论内容和辉煌的经济发展业绩，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勃然兴起，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的探索是艰难的，也是极其辉煌的。1982年邓小平发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号召以来，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的知识界、学术界，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勇敢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存在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人民共享经济繁荣之成果。”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领一切的前提，当我们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个世界性难题后，其他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使我们可以从容地解决困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问题，使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形式。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共存的关系，特别是将按生产要素分配引入社会主义的分配体系中，使按效益和效绩分配成为社会主义最有成就的亮点，它既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收入，又有效防止了社会极端的两极分化，基本上实现分配的公正与合理。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的协调关系，既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又使计划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积累了既能防止经济过热，又能克服市场疲软的丰富经验。这为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宏观调控的自发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建设方针，又实行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过程中，使中国经济保持着坚挺的发展势头。
所有这一切都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它在中国的成功解决，使中国经济学派以其鲜明的理论成就和完整的理论构架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异军突起，成为世人瞩目的理论力量。
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稳定持续发展，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说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济学派的理论，是被实践检验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同时也为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业绩支持。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引下，中国经济被僵化体制压抑的生产力第一次被释放出来，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激活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经济20余年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国民生产总值20多个年头保持了递增7%～11%的高速度发展，综合经济水平从改革前的世界第111位，跃升为世界第六位，并在不短的时期内可预测发展到第三位。特别是在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解决了吃饭和发展问题，使近14亿人口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总体小康生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届政府、任何一种理论和任何一个学派都未曾有过的辉煌的业绩，它足以使中国经济学派昂首挺胸地在现代经济学中为自己争得受人尊敬的重要地位。
其三，邓小平创立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中国学派，以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显著理论成果，在现代经济学中独树一帜，为中国人开辟了迈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道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二战后主要为了解决美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各种学说，它反映了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及其理论成果。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反西方经济学的。特别是邓小平创立的经济学中国学派以不争的事实，成功解决了不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良性发展问题，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成果，备受世界经济学界的关注和尊崇，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关注和求解中国经济20年高速发展之谜，而中国经济学派的理论成果，更受到他们的推崇与信任，尤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以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所撰写的《中国经济学》一书，已被他们推崇和誉为21世纪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备选之作。可以预料，用不了太久的时间，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成果的中国经济学派必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的得主，使中国经济学派以卓越的理论成果登上现代经济学的巅峰地位，成为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理论旗帜。而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现代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创始人――邓小平同志。
魁手摘得王冠日，公祭无忘告乃翁。上述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前沿的预测，可作为对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最好献礼。
[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