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教育在知识向经济价值的转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虽然知识是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要素，但知识能否转化为经济价值，取决于知识生产力的转化率：知识要转化为生产力，必须使劳动者掌握知识，并根据客观环境，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知识创新并作用于生产过程，改进生产方式、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生产资料，提高经济增长率。现实中知识的存在有三种形式：一是以现代的书籍和磁记录技术存在于各种文献之中；二是通过对人的教育或自学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三是通过人的劳动对象化于物质产品中。只有固化于物质产品中的知识才实现经济价值，而第一种的存在形式是潜在的劳动力和经济价值，经过第二种存在形式才能固化于物质产品中。因此，人力资源成为知识实现经济价值的中介、载体或依托。当劳动者将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时，也就推动了知识进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可见，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尤其是人的智力，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相应的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源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必将受到约束。而且，这时的资本与劳动再次结合，也就是人力资本与劳动者的结合，劳动者对非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弱化。所以，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知识经济下的竞争也更直接地体现为人力资源质量上的竞争。当然，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人，应该是那些掌握着高新技术，并且不断开拓技术新领域的人，而高新技术，不过是高新知识的凝结而已。知识经济之所以成为知识经济，就在于它是把知识作为生产力的经济，在于它把智能型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作为生产的主体、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但知识的生产、传授、保存、积累直接依赖教育，就是知识的创新、理论形态的知识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也离不开教育，况且作为知识经济活动主体的智能型人才更是教育培养的。所以，承认知识是生产力，就意味着对教育是生产力的肯定。同时，从教育是知识和人才之源来说，教育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生产力的生产力。
其三，知识经济的孕育和产生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教育的形式更为灵活和多样化，而且“终身教育”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坚定对教育的投资不是消费性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不仅认识到传统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是知识传授的基地，是知识经济的土壤，特别是大学，它是教育和培训从事知识经济研究力量的中心，为了发展知识经济，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必须提供基础宽的教育；而且人们充分意识到在知识经济中，学习过程早已超出了正规教育的界限，边干边学、在干中学更为重要，而且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非正规环境下学习和培训成为更普遍的形式，企业也将变成学习的组织和场所。为了发展知识经济，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社会不断建立和完善鼓励机制，鼓励任何组织和个人从事终身学习和不断进行培训。不少国家在这方面已做出很好的表率。法国专门为继续教育立法，1971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拥有10名以上领薪工人的雇主，每年应拿出本厂工资总额的1.1％作为资助国家继续教育活动的费用；1978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规定，工程技术人员有权向其雇主要求享受培训假期，在同一行业工作两年以上，其中半年为本厂厂龄的职工，都可享受500小时带薪培训假期的权利。目前，法国的不少企业每年约有1／3以上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脱产半脱产地接受继续教育。与此相似，美国一些工业公司都设有继续教育机构，各大学也开设继续教育的课程，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科技人员约占全国科技人员总数的15％，科技人员人均每年教育费用超过3000美元；同样，日本的大企业大多设有专门的继续教育机构，有些大企业每年用10％—15％工资作为继续教育的费用。
其四，知识经济要求教育的内涵更为广阔和综合。知识经济时代所需求的知识，并不是单一的编码型知识（科学知识）或意会型知识（人文知识），而是这二者的统一；并不是单一的对知识的传授、积累、选择和保存，而是知识的创造、更新和转换。这就要求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把培养素质全面和创新能力强的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只有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使人的素质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利用，做好知识和人才的全面准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三、现代化的实现呼唤现代化教育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需要人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教育。当19世纪中叶的一些欧美主要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并实现了早期的现代化之后，中国却仍然处于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夜郎自大的愚昧落后的封建社会状态。列强的入侵无情地向中华民族展示了落后必然挨打的客观规律，使鸦片战争后的中华民族被迫在半自觉的心态下卷入了激流澎湃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以洋务运动为起点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有悲壮意味的现代化的历史序幕。现代化问题由此步入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但列强入侵后的国土沦陷、主权丧失和长期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几乎停滞。新中国成立后，本应能够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又由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各种极左运动使现代化的历史航船再一次被搁置浅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提供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面前才真正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规程，“现代化”一词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和范畴。
“现代化”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它的蕴涵远远不止于经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经济馅饼做得太小，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把经济馅饼做得更大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和拓展，单纯的经济技术增长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国民素质低下、分配不公和政治动荡的负面效应，于是人们关注人自身以及社会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他们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了十分丰富的现代化内涵。而今，我们国家正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国民尚未完全脱贫是我国的现状，因此，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消除物质匮乏、解决衣食温饱、摆脱贫困状态、实现国民小康就显著地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难点和重点。这种急需发展经济的局面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必然带有浓厚的以经济技术为核心的突出特点，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国民对现代化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也只是从物质需求和经济技术的狭小视角非常功利性地加以理解，学术界也缺乏定位准确的理论解析和客观规范的科学界定。我们认为，“现代化”这一范畴毫无疑问地首先包含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科学内核，但这绝不是现代化的全部意义，更不能因此视之为惟一的内容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这种单纯经济技术论的以物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理解，不仅在理论界定上存在巨大误区，而且在实践中危害更为严重，这将致使社会的畸形发展，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单一的因素解释不了不发达；单一的政策与战略也无法启动复杂的经济发展过程”。“现代化”一词的根本内涵和本质规定既包含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先进水准，还包括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先进水平所必须涵盖的社会综合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若干基本的和主要的指标体系。其中，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体系的启动者、控制者和创造者，一切社会进步过程和进步状态都必须、也必然地体现在人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上面，必定以人作为最显著的综合载体。
历史唯物主义历来都把人作为一切社会进步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力量，一切社会活动最终目的是满足社会历史主体———人的各种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因此，现代化必须以人为本，而绝不能以经济技术和物质财富为本。国民的综合生活质量、整体创新能力和全面发展状态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决定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首要因素，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标志，而经济技术和物质财富则退居其次。现代社会中一切进步归功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一切落后归咎于国民综合素质的落后，一切现代化首先必须是也必然是人的现代化。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误区：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发展经济或者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局面，实现经济腾飞，在制订国家发展规划时将物的因素作为中心，没有把人力资本投资和满足国民需求定位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导向和决定力量。在发展内容上仅关注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不注重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在价值选择上仅关注物质商品的价值产出，而不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层结构；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非人化倾向，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偏离人之行为主体，社会发展的性质被严重扭曲，人与物的关系发生异化，产生了有物的增长而无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不协调发展局面。
人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派生物和副产品，而是经济增长和现代制度取得成功并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是一切现代化过程的核心或灵魂，“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现代化的灵魂，人的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最大效用和最高目标，一切社会发展均必须为人的社会需要服务，与其他方面的需要相比，人的发展应当占据绝对优先的地位，这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的素质全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因此，社会发展必须建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从根本上启动和推进可持续性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演化变迁的动态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演进，也是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质变和飞跃，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质量、行为模式和心理结构等深层文化的异质重构过程，现代人必须具有现代化的科技内涵、制度内核和精神特质，其中精神面貌尤为突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种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化理论基础，如果执行和运行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总之，人的现代化才是真正能够打开现代化宝库的密码和金钥匙，才是到达现代化彼岸的航船的现代发动机。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科教立国必然成为我国的发展战略，教育不再是消费而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是决定一切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来，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教育。提高劳动力质量或发展人的能力的主要形式和根本途径就是教育，特别是直接向社会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恩格斯认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这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社会需要是推动科技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也说明了教育在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教育既是最古老又是最开放的知识传播系统，教育既具有对已知科学技术知识的历史传承职能，又具有对未知科学技术知识的未来创新功用。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在其诞生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创造了大规模、高质量、开放式和科技型的社会化教育。资本主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就是劳动力质量科技化，劳动力商品市场化，科学技术知识平民化，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化，教育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教育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倡导“我们培养训练专家们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2000大趋势》中指出：“在新的经济秩序下，谁在教育方面投资多，谁的竞争力就强。在经济增长比西方快得多的太平洋边缘，特别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面对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都在为抢占21世纪的发展空间而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教育的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不仅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也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潜力和后劲。为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必须尽快建立国家教育创新体系，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战略。通过教育现代化而实现的国民素质的现代化，不仅能促进物质文明的繁荣，更能推动精神文明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