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使社会贫困人口急剧增加。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类劳动阶层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同时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以退休人员为主体的优抚金领取者约有3700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些人由于没有或已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赡养人，完全靠社会保险金生活，因而是社会中最孱弱无力的人群。转轨以来，这些人面临社会保障体制变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威胁，承受着“社会试验”的巨大代价，领取着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的优抚金，而优抚金不可能按照政府的“指数化”
许诺抵消通货膨胀的损失。除退休人员外，所有对社会保障处于依附状态的人如残疾人、单身母亲、多子女家庭成员等都注定沦为社会的贫困层。
转轨时期所形成的社会贫困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说都是很严重的。所谓深度，是指这种贫困受到两个因素的双重制约。
一是经济大滑坡中的居民收入总指数的大幅度下降；二是转轨初期带有野蛮掠夺特征的财产分割在很短时间造成明显的两极分化。所谓广度，是指俄罗斯的贫困阶层十年来始终维持在40％～45％之间。尤为重要的是社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占人口5％的富人阶层与贫困线以下的人群相比，其收入差距达一百多倍，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俄罗斯的吉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89～0.399之间，这种状况有悖社会公正原则，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弱势人群的不满，而广大贫困层的存在本身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显然，转轨十年来俄罗斯形成的社会结构是畸形的，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不相吻合的。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畸形特征集中表现为：上层阶级腐败，中间阶层贫弱，社会底层人数众多，生活困苦不堪。这样的社会结构及各阶层状况极易加深社会矛盾和对立，不利于社会稳定。当然，这种畸形特征还是一种过渡状态。
总之，经济形势的长期恶化阻碍了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其间至少牺牲了两代人的利益，而牺牲的绝不单单是经济利益，由于科研和教育经费不足，国民教育受到冲击，国民素质大幅下降，苏联时期消灭文盲60年后，在俄罗斯重新出现了文盲。人均预期寿命自1992年以来逐年下降，1997年男女公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60岁和73岁，下降到60年代的水平。人口出生率多年来负增长，危及到国家安全。
（第二节）社会意识和社会政治态度
俄罗斯在经历急剧政治变化、经济衰退的同时，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迷茫、困惑乃至“严重的思想和政治分裂”的时期。在俄罗斯社会发生根本变化、逐渐形成具有不同利益的阶级和阶层的过程中，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方面的制约。苏联时期“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处于不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阶级和阶层开始表达不同的政治愿望。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社会各阶层群体意识和政治取向的变化，而群体意识和政治取向的变化则对政治发展进程起着虽然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却是不容忽视的、深层的作用。
俄罗斯开始进行激进经济改革之初，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显然，这是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的结果。“俄罗斯9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自由主义政策极大地恶化了居民状况，这表现为居民社会经济保护水平下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急剧两极化、绝大多数居民贫困化、大规模失业和整个社会不稳定，这导致罢工的增长。”“1992年共有6273家企业的35.76万人次罢工。”经过不成功经济改革的磨难，伴随着尖锐的政治斗争，俄罗斯社会逐渐接受了所发生的变化。从对国家和社会的急剧变化的适应程度方面看，社会各阶层逐渐适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谋生，尽管多数阶层是被迫的并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在俄罗斯，那种个人的一切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都要由国家来解决的主导观念，已经逐渐转变为要靠自身的能力和可能来解决的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乃是由局外人向‘富足的’公民转变的必要前提）。
涌现出最大限度有效地利用自身的专业资源和内在的潜力以‘融入’经营关系，而满足自身需求的热烈愿望。”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理所当然地对经济改革的结果作出基本否定的评价，根据1998年进行的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所有被询问者都指出了市场改革的这样或那样消极后果，而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能够指出某些积极成果。人们所指出的经济改革积极成果主要有：“商品多了”（27％），“有了更多的自由”（19％），“出现了开创个人事业的可能性”（7％），“出现了运用自己财产和劳动的更大可能性”（6％），等等。
相比之下，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消极后果则感受更深：“失业加剧和开始拖欠应付工资”（41％），“贫富差距扩大了”
（17％），“价格上涨”（16％），“健康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恶化了”（9％），“出现了拜金主义”（5％），等等。尽管如此，“‘市场改革’的社会基础在许多方面还是存在的。在被询问者当中主张继续进行市场改革的占43％，主张在俄罗斯恢复旧的（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占31％，主张寻找另一条（‘第三条’）道路的占13％，其他人难以回答或者拒绝回答相应问题。乍看起来，社会舆论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一方面大多数居民对近年来国家经济发展结果作出了否定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又赞成继续市场改革。”其实，这正反映出俄罗斯社会十分矛盾的心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前进必须付出代价，而不成功的改革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
社会各阶层对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对付出巨大社会经济代价而取得的政治上的“进步”、对经过激烈政治斗争所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评价也褒贬不一。20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民主派”与苏共、与苏联联盟中央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俄罗斯社会曾经被一种与“极权主义”、苏维埃制度决裂，追寻“人类康庄大道”、建立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激情所笼罩。然而，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显然是不满意的：直到“叶利钦时代”接近结束的2000年底，大多数俄罗斯人也并不认为俄罗斯社会是民主社会。
1993年俄罗斯新宪法通过、生效之后，俄罗斯社会多数倾向于接受“新的”政治制度，但对其实际作用仍然心存疑虑，这集中表现为对各类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程度相当低。例如，1994年的民意调查材料表明，50％的居民表示拥护民主制政体，认为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专制好，27％的人认为在某些条件下专制可能比民主好，其余23％的人则对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还是专制制度下持无所谓态度；同时，50％的人反对恢复共产主义制度，另有19％的人也倾向于反对，只有15％坚决赞成恢复共产主义制度，另有16％倾向于赞成；85％的人反对军事独裁，只有14％赞成；87％的人反对恢复帝制，只有11％的人赞成恢复帝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普遍拥护的不是议会和经选举产生的机构，而是能够迅速实施决策的强有力的领袖人物，63％持此观点，36％反对。有更多的人（71％）支持不参与政治的独立的“专家政府”，28％表示反对。与此同时，人们寄希望于不参与政治纷争的由专家组成的“精明的政府”，或者是强有力的有威信的领袖人物。49％的人期望能够排除“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的新的政治制度，而另外51％的人则认为，如果近期内不能取得好的结果，就应取而代之。总而言之，一般民众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支持率并不高，只有9％的人表示并没有辜负他们对改变政治制度的期望；而42％的人感到失望，26％的人感到极度失望，因为他们期望的要更多些，其余22％的人则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新的政治制度会带来任何好结果。在整个叶利钦时期，民众对国家政权机关、对各种政治组织的信任率一直很低，对叶利钦总统的支持率更是一路走低。在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解释叶利钦总统能够在如此低的社会支持下独揽国家大权、屹立于俄罗斯政坛八年不倒，并且还取得了1996年总统大选的胜利，渡过重重难关，最后全身而退这一现象呢？显然，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各种原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在结语中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在此仅就民众的情绪，民众对各种政治机构、政治设置、政治现象的反应所显现出的问题作出一般性概括。在如此之低的社会支持率支撑下的政权仍然能够维持正常的运作，起码表明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进程无能为力，由于政治参与能力低下，人们只能表示不满，却无济于事。这恰恰说明当今俄罗斯民众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并没有因为“民主派”掌权而有所扩大。
其二，这种社会支持率与几次国家杜马选举中各主要政党，特别是俄共等反对党的得票率很高这一情况较为合拍，而与1996年总统选举时的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情况并不一致，这说明当公民面临重大政治选择时所考虑的问题更加复杂。“不满意、不信任但还得投他的票”——这反映了叶利钦时期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尤其是1996年的总统选举实际上是迫使俄罗斯社会在“新”、“旧”两种制度、左右两种政治势力之间作出抉择，从而使许多人也只能投他们并不满意的叶利钦的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