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后，社会主义思潮、左派政党并未消失。在此情况下，叶利钦没有采纳一些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限制甚至取消俄共等左派政党活动权利的主张，而是将其纳入法律轨道，当然这也与左派政党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争取生存权和合法斗争的权利的努力有关。强大反对派的存在虽然使政治斗争尖锐、复杂，却也为叶利钦施展其“政治才能”提供了机会。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面对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叶利钦再次打起反共、反“倒退”的旗号，以“超党派”的民选总统、“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姿态出现，联合了四分五裂的“民主派”，大力宣传共产党是要使国家“回到过去”，置普通选民于“罪恶的过去”与“光辉的未来”两者选择之中。总统选举前，叶利钦的总统竞选班子与另两位比较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列别德、亚夫林斯基进行接触。1996年6月16日的第一轮总统选举虽然叶利钦位列第一（得票占35.2％），但他与得票第二位的久加诺夫（得票占31.95％）之间的差距很小。这时，叶利钦及其竞选班子加紧做已没有机会取胜的第一轮投票中排位比较靠前的总统候选人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亚历山大·列别德的工作，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以便在第二轮投票中得到他们选民的选票。在前者“出价太高”无法接受的情况下，重点拉拢在军人和民众中有相当影响力的列别德，晓知以利害、授之以高官。叶利钦在第一轮投票刚刚结束后的6月18日任命列别德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同时解除了与列别德不和的格拉乔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换取了列别德的支持，最终赢得了7月3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列别德进入决策层完全是暂时的“政治联姻”，不会持久。果然，这位“将军政治家”列别德由于不明俄罗斯统治上层的“游戏规则”，树敌过多，在任职四个月后的10月17日终被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一切职务。
从叶利钦时期频繁的政府更迭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俄罗斯政治进程及精英更替的轨迹。
叶利钦掌管俄罗斯期间坚定地推行着自己的“改革战略”，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上主张建立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础的民主的公民社会，以西方式的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私有制、自由经济活动原则居优先地位。而所有的一切政府人士变动不过是他为实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战术”手段而已。
“改革”之初，叶利钦曾兼任政府总理直接领导经济改革，随后起用“年轻的改革家”盖达尔领导政府工作，其“战术”任务是加速推进私有化运动，彻底摆脱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丘拜斯后来说：“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要在突击性的几年中完成在世界其他地方用了数百年才完成的那个工作定额。”
激进改革部分地完成了“战术”任务——政治方面的任务，但却未能创造出经济奇迹。“休克疗法”开始不久，国家经济便陷入全面危机，怨声四起。迫于反对派和民众的压力，叶利钦于1992年12月解散了盖达尔政府，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总理。
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战术”任务具有“纠偏”性质：
修复遭到破坏的经济、恢复企业活力。切尔诺梅尔金任总理五年多恢复了一些“旧”的经济管理方式，扶持企业的政策略见成效，企业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石油天然气、电力、通讯、铁路等行业垄断严重，金融寡头通过私有化控制了国家大量财富，偷税、漏税现象十分突出，国家财政情况恶化。1997年3月叶利钦下令对政府进行大改组，在保留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总理职务的同时，任命“年轻改革家”丘拜斯、涅姆佐夫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意在推行激进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打破行业垄断状况，实施税制改革，增加税收，改变财政状况。由于各种矛盾，特别是“年轻改革家”自己也陷入内部争斗之中，更得不到社会和各主要党派的广泛支持，这一轮激进改革浪潮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由于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执行的温和改革政策不能令叶利钦满意，而更重要的是在叶利钦身体状况不佳、威信日益下降的同时，切尔诺梅尔金个人的威信和权力却与日俱增，叶利钦对他的戒心日渐加重，最终导致他被解职。
1998年3月接替切尔诺梅尔金上台的基里延科的“战术”
任务与丘拜斯、涅姆佐夫相同，重点是解决偷税、漏税问题，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推动激进的经济改革。然而，1998年8月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叶利钦不得不将其解职。
此后，叶利钦任命各派均能接受的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职务。显然，这一届政府的“战术”任务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
特殊时期出现的普里马科夫政府明显具有左派色彩，加之普里马科夫不断对以前的改革政策进行大胆的批评，认为几年来的改革一事无成，主张结束激进的经济改革、重新评价私有化进程、加强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控制，这些显然与叶利钦一贯支持的经济政策不合拍。政府大力整顿经济秩序，肃贪反腐直接揭露了上层的黑暗和腐败。普里马科夫甚至公开提出要对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类经济犯罪进行清算，把监狱“腾出地方来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将要被我们关押的人”。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一大批在私有化过程中靠侵吞国有资产暴富的蛀虫。普里马科夫政府的一系列作为危及并触及了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们的利益，使叶利钦总统周围的显然有经济问题的一些人深感不安。显然，这个政府不是叶利钦“自己的”政府。当该政府完成了结束1998年8月政府危机、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帮助叶利钦渡过难关的“战术”任务之后便被解散了。
继任的斯捷帕申政府的“战术”任务是使俄罗斯重新回到叶利钦坚持的改革轨道上来，保持叶利钦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随着新一届议会选举日益临近，叶利钦开始感到反对派联合、壮大的威胁。出于对“改革大业”，也出于为自己及家人安全方面的考虑，他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自己人”来担当总理职务，为其以后接班做准备。在叶利钦看来，斯捷帕申对反对派手太软，难当此大任，只能临阵换将。
1999年8月，叶利钦解除斯捷帕申总理职务，起用普京任总理，并明确表示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下一任总统。俄罗斯后来政治形势的确是按照叶利钦当初的规划发展的。
不言而喻，精英作为社会的优秀人才、拔尖人物必然与国家政权发生关系，任何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为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必然要重用优秀人才。在经过重大社会制度变换的俄罗斯，新的统治者很快便重新构筑起了“新型”的精英配置系统。在这里，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对当权者的忠诚与否、是否对其统治地位构成威胁、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并且有效地贯彻其意志成为主要政治精英任用的标准。叶利钦的用人之道颇有特点，也颇有争议。在他任俄罗斯总统期间，不仅政府总理更换频繁，而且其他精英、政治盟友、各类官员也处于不断“更新”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为了政治需要和完成一定的任务，叶利钦总统总是抛弃一部分“过时的”人物，甚至以前的盟友，任用一些新的精英，而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权、控制着局势。一方面他大胆起用一批有新思想的“年轻改革家”
担任政府要职、“干实事”；另一方面又把一些名声虽然不佳，但有某种“才干”和背景的人招进总统“班子”，为他出谋划策，甚至“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女儿为顾问。在叶利钦执政后期，由于叶利钦身体状况不佳，不能正常履行总统职责，总统办公厅以及被人们称为总统“家族”势力、金融寡头、“灰衣大主教”的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等人在“幕后”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干预甚至操纵权力机构，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影响高层决策。对此，人们的非议很多，一些反对派代表人物称，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决定着国家的命运，甚至有人说总统正在成为他们的“人质”。但是，实际上叶利钦还是自始至终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牢牢地控制着全局。的确，接近总统的一些重要人物、精英都在试图影响总统，而叶利钦则巧妙地利用这些精英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掉换人马，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出现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期间，当时叶利钦曾起用两套竞选班子。以索斯科维茨为首的班子和以丘拜斯为首的班子，接着又“跳出”了试图取消总统选举的“强硬派人物”、叶利钦总统的亲信、时任俄罗斯总统保卫局局长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取消软弱无力的索斯科维茨班子、揭露出“反民主”的科尔扎科夫“政变”，进一步突出了丘拜斯班子的干练，显现出叶利钦本人尊重民主、尊重选民选择的“民主斗士”形象。
显然，作为一个有着“高超”统治技巧的的政治家，叶利钦对于“台前”、“幕后”，“顾问班子”与政府官员、政治家是有明确区分的。他始终坚持不搞“联合政府”的原则，认为政府官员不是搞政治的，而应当是精通某一方面专业的实干家。在这里，标准是很明确的：要能够坚定不移地履行总统制定的大政方针，保持“民主改革”的方向不变。“叶利钦时代”走马灯式更换政府及其官员，其道理正在于此。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普里马科夫政府，也正是由此决定了该政府必然是“短命”的。
然而，政府主要官员均由总统一人决定，国家杜马只能履行批准手续，致使上几届国家杜马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反对派一直十分不满，从而导致了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持续的政局动荡。
（第二节）金钱与政权——“寡头政治”
1991年开始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以及私有化运动使俄罗斯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出现了一批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富的“新俄罗斯人”。不可否认这些人具有比大多数老百姓敏锐得多的嗅觉，赋有极强的冒险精神，他们利用私有化所提供的机会，靠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将苏联时期的“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变成新时期“正当的”合法企业商业活动。不言而喻，在经济转轨时期，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那些苏联时期的经理、厂长们，那些过去在各级政府机关、经济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旧的”精英们。这些“旧”
精英凭借他们所占有的地位、手中的权力以及原有的关系网，迅速将过去苏联时期他们对所掌握的国家和社会资产的支配权转化为所有权。而无论是暴发户，还是“旧”精英，他们最主要的是充分利用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优惠政策迅速几乎是无偿瓜分、占有了国有资产，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宰俄罗斯经济命脉的超大型财团。政府主要以“全权委托银行制”、“抵押拍卖”、“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等几种方式为某些“有来头”的公司、财团提供优惠，从而使这些公司和财团发展壮大起来，并且与官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成为地地道道的“官僚资本”。
经过这种“权力向资本的转化”、“权力与资本的联姻”，俄罗斯造就出了一个独特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大资产阶级”。由于这个“新兴的”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自旧的特权阶层，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权力，决定了这个集团从总体上说具有官僚性、垄断性、掠夺性、投机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集团或阶层形成之时起，他们就觊觎国家高层权力，或者说他们试图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寻求代言人。而造就这一集团的国家政权显然是以这个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发展，在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国家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降低的背景下，在国家政权庇护下、在政府各项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俄罗斯的大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却急剧膨胀，并且相互交融，形成了以“七大财团”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俄罗斯，当完成了“权力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形成了大资产阶级和金融工业巨头后，紧接着便开始了“从资本到权力”的新一轮轮回。拥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财团及其首领已不甘心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活动，他们的触角逐渐伸向政府部门、国家政权机关，对国家政治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获得了“金融工业寡头”的称谓。
1996年总统选举为金融工业寡头提供了影响国家政权，甚至直接涉足国家决策过程的机会。由于政绩不佳，总统选举前叶利钦的支持率大大低于他的主要对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时金融工业寡头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给予叶利钦以有力的支持。1996年1月，俄罗斯部分重要的金融工业寡头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达成联手支持叶利钦的协议，并委托丘拜斯负责协调寡头们的行动。同年4月，别列佐夫斯基与“尤克斯”
石油工业总裁穆拉夫连科等13个金融工业集团的领导人联名发表支持叶利钦的呼吁书。随后，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动他们所控制的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为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摇旗呐喊。1996年7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后，连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于8月14日任命名列俄罗斯富豪排名榜第四位的私人银行家波塔宁为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开创了私人资本入阁参政之先河。随后，叶利钦又于同年10月26日任命私有化进程中的暴发户、俄罗斯十大企业家之一、在俄罗斯民众中颇有争议的“大牌”人物别列佐夫斯基为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负责经济问题。显然，这些金融界、商界、企业界“巨头”步入政界决不仅仅是过“官瘾”，这种人事安排无疑会使国家的政策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
对于金融寡头涉足国家政权高层决策，国家政权受制于金钱力量的状况，叶利钦总统也并非全然不知，尽管这种现实是其“改革”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复仇的威胁，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同时他认为，“在今天的俄国，乃至在全世界，‘寡头’这个字眼用于我们商界代表人物的时候必定带有犯罪的色彩。然而这些代表人物与犯罪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江洋大盗，不是黑手党头目；他们是与国家有着紧密、复杂关系的大资本代表。正是这一点引起了社会对他们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促使新闻记者、护法机构几乎在显微镜下面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