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十年转轨过程中，政治领域始终是最“热”的领域，而党派斗争又是其中最为活跃、最富动感和变化的组成部分。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中规定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条款，取消党禁，事实上承认苏联包括俄罗斯联邦业已存在的多党政治现实。
此后，经过1991年苏联剧变和解体、1992年俄罗斯剧烈的政治动荡，到1993年12月俄罗斯新宪法通过、生效，政党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明确，实现了法律化、制度化。经过十年来的发展，到普京执政后，政党的法律地位、政党在俄罗斯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已基本定型，但政党体制、政党政治本身尚在发展、变化过程中。
（第一节）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俄罗斯的多党制诞生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并在其中成长发育、逐渐摆脱最初的无序混乱状态而走向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政治斗争的内容、方式以及政治力量格局也发生着变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斗争的方式、政治力量的配置有着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截止于1991年8月苏共瓦解以及同年年底苏联解体之时。这一时期多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是：苏联特别是俄罗斯的各种政治力量，主要是从苏共中分裂出来的各种派别、政党同苏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尽管这些政治派别、政党有着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但在同当时的执政党——苏共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它们虽也时有分歧，却能彼此“求同存异”，结成暂时的联盟。这一时期的政党，而且不仅仅是政党，还包括整个社会，都明显地呈“两极化”趋势。
这两大阵营的对立、对抗较之后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尖锐、不可调和，这场政治斗争完全是政治意义上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从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之时起，苏联便进入多党制的准备时期，社会上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非正式组织”，其中一些已经具有政党，特别是苏共反对党的特征。1988年5月成立的“民主联盟”公开声称自己是“苏共的政治反对派”，主张“发展与政党（指苏共）国家结构相对立的有选择的社会政治制度”。苏联“改革”后期，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反共、非社会主义势力开始形成派别，各种政治性“非正式组织”开始向政党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个“建党”高峰期。这一阶段，俄罗斯政党的发育处在低水平上，特点为党派繁多、政治主张庞杂、政党活动秩序混乱。
各类政党、政治组织和运动为数众多，在一些“非正式组织”转化为政党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政党、组织。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和运动即有近千个，其中影响较大的大多是从苏共、俄共中分裂出来的“民主派”政党和组织，如鲁茨科伊的自由俄罗斯人民党（当时的名称是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1991年8月2日从俄共中分裂出来）、维亚切斯拉夫·绍斯塔科夫斯基等人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党（主要由退出苏共的民主纲领派成员构成，1990年11月成立）等等。
这时的绝大多数政党从政治、经济纲领到组织形式、活动方式都十分不同，五花八门的观点、主张应有尽有，而且，往往同一个政党的主张也自相矛盾，变化无常。这些主张既有固守传统观念、反对任何改革，要求恢复“集权”的，也有要求坚持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既有要求走西方道路、全盘西化的，也有要求恢复沙皇帝制和旧制度的。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也不甘寂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要求用基督教精神、东正教教义统一人们意志、振兴俄罗斯文化传统。
当时，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当权者正忙于同联盟中央打宪法战和法律战，这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约束力，各级司法机构和管理机构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失去控制，导致政党活动实际上处于无明确法律规范，管理不严的境况中。各政党处于空前的“自由发展”时期，各派政党以组织群众示威、集会为主要手段，“走上街头”成为当时特别是“民主派”政党活动的主要特点。政党竞争没有规则可依，大造声势、制造轰动效果成为政党对执政的苏共和苏联领导层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为数众多、观点各异的政党、政治组织、运动除了造成社会意识混乱、社会动荡之外，难以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如此，“民主派”政党、运动，特别是“民主俄罗斯”还是为“民主派”执掌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大权出了力。
第二阶段截止于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和新宪法通过、生效，这是苏共瓦解后社会政治力量第一次大规模分化、组合时期，它与“民主派”掌权后国家上层发生分歧、分裂直至最后“决战”的过程相辅相成。当苏共这个政治对手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先前的反共联盟也随之崩溃，各种政治力量、各党派之间的分歧显露出来。这一时期多党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国家发展方向、经济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民主派”阵营发生分裂，导致以叶利钦为首的掌握着国家最高执行权力的“总统派”与控制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政府反对派之间的激烈对抗，核心是争夺国家最高权力。
这一时期各类政党、政治组织、运动仍然为数众多，它们的政治分野十分鲜明。从基本政治主张上看，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大多数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民主派”、大部分自称中派或以后转为中派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它们的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主张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第二类是各种左派政党，它们主张恢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尽管也有某些改良的、“现代化了的”）意识形态和苏维埃制度，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接受激进经济改革方针；第三类是民族主义、民族爱国主义政党，它们要求复兴民族自我意识，振兴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其中民族主义的状况最为复杂，在它们中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主张，一些政党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一些主张建立君主制国家，另一些则主张建立具有强有力总统权力的国家，等等。围绕着走什么道路，各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争论，意见纷呈，由于利益难以调和，斗争十分尖锐。左派、共产党人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左派也有各种派别，有激进派、保守派、中派之分，但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在大多数左派、共产党人看来，当权的“民主派”使联盟国家解体，把国家带进“野蛮的”资本主义，因此，必须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尽快更换现政权，成立人民信任的政府，恢复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停止导致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化的私有化，重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或是要求恢复国家计划经济，或是希望实行多种成分的、可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在自愿基础上恢复联盟国家。
“民主派”根本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张：建立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以西方式的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法治国家；经济上否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私有制、自由经济活动原则居优先地位。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自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向往的是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是由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这种选择显得很不确定。
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民主派”、中派在大方向上直接与共产党人相对立。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民主派”与各种中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等等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为，与“民主派”不同，中派大多反对或不支持激进的经济改革，要求政府修正经济改革方针，主张实行加强国家调控、注重社会保护的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在现行宪法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国家权力体制，建立议会制民主国家，反对执行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
这一时期，左派、共产党人与“民主派”、中派之间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原则性的，“民主派”与中派之间的分歧、矛盾在开始时主要还是集中于改革的具体步骤、策略以及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选择方面。然而，正如后来政治斗争实践所表明的，这决不意味着“民主派”与中派之间的斗争是次要的。在1992～1993年俄罗斯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正是中派扮演了与“民主派”“决战”的主角，而左派共产党人以及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势力则是作为中派的盟友、政府反对派的一分子，积极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
随着“民主派”掌握执行权力机关、政府反对派控制议会多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特别是1993年初“双重政权”局面出现后，各政党、政治组织的社会定位逐渐明朗。“民主派”与所有政府反对派——左派、中派、右派以及民族主义势力相对峙这种政治格局不仅在国家上层、在议会中十分鲜明，而且在社会上也十分清晰。
各主要政党开始参与国家事务，议会（最高苏维埃）中各党团的立场直接反映着所代表的政党、政治势力的态度。占据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同执行权力机关的斗争、对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表现形式。与此同时，各政党、组织在社会上发动群众示威活动，与上层权力斗争遥相呼应，分别为自己所支持的一方摇旗呐喊。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党派通过与政府签定协定、参加“圆桌会议”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直接参与上层斗争，影响政府决策。政党活动仍然是影响政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激烈、尖锐的政治斗争使各派政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又对它们进行了一次严酷的“筛选”：救国阵线、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军官联盟、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俄罗斯民族统一组织（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黑帮组织）等一批左派、民族主义组织因采取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而被停止活动和取消参加新议会竞选资格；一批中派政党和组织，如自由俄罗斯人民党、全俄革新联盟及主要由它们所组成的“公民联盟”等也受到沉重打击，影响力大大下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使那些有生命力的政党生存下来并得到一定发展，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恢复活动后屡遭压制、打击，仍顽强地发展壮大。
第三阶段从1993年12月新的议会选举产生开始，截止于叶利钦执政年代的结束。叶利钦以武力打垮了反对派之后，通过了使总统拥有极大权力的新宪法，巩固了总统的法律地位，多党政治斗争所处的形势，以及政治斗争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起社会动荡、导致流血冲突的“街头政治”
逐渐让位于较为和缓的、“文明的”议会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也由全社会、“街头”转移到了议会讲坛。
从这时起，俄罗斯多党制的发展逐步摆脱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其基本特征是：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框架基本确立，政党本身尚在成长过程中。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法律以及一系列总统令和司法部门的法令，对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政党的活动范围和方式进行了规定和限制，迫使政党按照西方议会党的模式朝着选民表达意志的载体、政治参与的基本工具的方向发展。第一，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各政党法律地位平等，不承认国家意识形态和法定的执政党。宪法宣称，“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国家“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二，政党的活动必须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的将被追究责任；不得从事以暴力或鼓动用暴力推翻国家宪法制度的活动，不许挑起社会、民族和宗教纠纷，不能干涉和妨碍国家管理机关的日常工作。第三，议会道路成为政党参政、议政的惟一途径，各政党只能通过议会斗争对政府的构成、国家决策产生影响，而不能直接插手国家管理工作，不能在国家各级机关，尤其是军队、警察、司法部门建立基层组织。议会竞选、议会斗争成为政党活动的主要内容：
各政党为进入议会而展开竞选斗争，为使本党的政治、经济主张成为国家决策而在议会中展开较量，“走上街头”式的斗争方式受到抑制。
参加国家杜马选举、地方立法权力机关选举以及总统选举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开展议会斗争成为各党派开展政治斗争的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在此期间，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还在继续，“民主派”阵营在前一时期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分裂、分化，相当一部分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党派脱离“民主派”逐渐形成了一种“居中”的政治派别，并获得中派的称谓。从而出现了一种左、中、右和民族主义四大部分的政治力量格局。各派势力政治分野既清晰、明显，又有重合。为适应议会选举的需要，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各党派不得不逐渐调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增加一系列外延宽广的平民主义色彩，从而使各党派之间的政治经济主张的区别更加模糊，基本政策主张更不鲜明。
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仍然是围绕着国家发展方向、经济改革以及具体的政府政策展开的。其中发生显著变化的是，虽然依靠宪法赋予总统的巨大权力，叶利钦总统始终牢牢控制着国家政权，有时甚至还可以较少考虑、甚至不考虑国家杜马的意见，根据对自己有利的形势采取突然决策，但由于经济改革的失利，国家经济形势长期不见根本好转，叶利钦的统治方式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不仅有“老牌”反对派俄共等左翼力量不断挑起的弹劾总统的斗争，还有一些“不安份的”
中派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如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等重要政治家对叶利钦总统的改革政策持批评、否定态度，到后来他们“公然”树起新的中派大旗与叶利钦代表的政治势力分庭抗礼。此外，叶利钦政权内部总统班子以及总统“家族”各种势力之间也在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而作为总统，叶利钦在整个斗争过程中一直占据主动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