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曾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这说对了一半，解释了王朔的玩世言论和他的“顽主”们为什么会诞生，但是，将王朔的玩世言论看成是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反动，将他的创作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恶的一面的联系割得一干二净，就未免夸大了其创作的意义。
一方面，王朔的玩世言论和他的“顽主”们确实是对过去的乌托邦精神的反动，并且是走上极端的一种反动；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又是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一种继承。且不说王朔对待知识分子那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态度和气概，也不说他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征引和强调，只要看看王朔及其人物对“文革”的教育闹革命是多么的充满深情和留恋，就不难看出，这个作家不仅只是“文革”精神的逆子，而且是“文革”精神的产儿。
他说：“‘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小孩儿摆脱了学校那种陈腐教育的束缚，所谓讲知识的阶段全在社会上，学校里的东西相对于这种东西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动物凶猛》中“我”对那个时代的留恋几乎就是这一段话的另一种版本：“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甚至在后来的《看上去很美》中，也出现了如下的段落：
那在学校停课舆论一律的年代也起了普及教育传布谣言的积极作用，差不多可说是生活这无耻老师给一个孩子上的最好的语文课，那词汇量那不破不立的决心那望山跑死马的曲里拐弯这才是汉语的正经表达方式。方枪枪没成为认字的机器懂事的傻子真要好好感谢那些年盛极一时的全民砍山运动。
当他再次坐在小学低年级的课堂里才发现受过砍山熏陶的自己中文程度已有多深，什么老师的胡说课本的欺人之谈都是小偷进了街坊院熟门熟路飞行员碰见玩鹰的不是一档次吃月饼掉了一地渣儿都是我剩的。
单纯从表面看，作者诋毁的是陈腐的教育，这没什么不可以，但是，作者锋芒所向，恐怕还在于所有时代的所有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关键在于，为什么说学校的东西相对于社会知识来讲是“毫无意义的”，而不能说是两种知识？为什么说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而不能说只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说全民砍山运动中的语言表达方式才是汉语的正经表达方式，而不能说是富有活力的表达方式？王朔已经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学校停课和社会教育对学生的影响，那可不是什么单纯的个性发展之类所能概括得了的。打架斗殴拍婆子就是个性发展吗？走私犯罪淫乱就是有用的知识吗？我们只能说，一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作家的思维取向，使他采取了一种近似鬼迷心窍的表达方式（“‘文革’再不好”）。由此反观作家对崇高、理想、信仰的“躲避”，同样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化的方式在其中作祟。它反对的是“文革”式的乌托邦理想，沿继的又是“文革”式的思维方式。而王朔在表达对学校教育和书本知识的成见时，“文革”更是成为一个正面的参照系。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王朔及其玩主们既是叛逆者，又是继承者，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四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王朔的“顽主”们曾被当作文学中的多余人、零余者、反英雄、边缘人来看待。确实，他们那种出离公共生活的生活方式、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在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人物有不谋而合之处。仔细阅读一下《无主题变奏》，可以发现其中的“我”与王朔笔下的“我”有诸多相同。他虽然是饭店的小伙计，却有着小说作者的身份，有过短期大学就读的经历（自动退学），女朋友老Q是艺术院校的大学生，甚至同样有着“大板儿砖块玩命儿往后脑上拍，拍完撒腿就跑”的记忆，自己既瞧不起还留在大学的“现在时”与“伪政权”，还以独白的方式对老Q说些“我只想做个普通人，一点儿也不想做个学者”之类的话，并且被老Q称为“聪明的坏人”。
然而，虽然有着诸多的相同，王朔小说与《无主题变奏》的精神取向仍有很大的差异。这可以从其中的主人公自称罪犯（流氓、痞子）与自称疯子的差异见出。《无主题变奏》中，“我”去见老Q的途中，不按斑马线横过马路，却自称早晨从安定医院出来，医生追了“我”700里地；电影《顽主》中出现了同样的场景，但方言佯称疯子的一幕，我们索诸王朔的同名小说却看不到。我们倒在王朔的诸多小说中看到人物的一种类似的表演，即自称罪犯、流氓和痞子。
自称罪犯与自称疯子间的差别，突出地表现为自称疯子时事实上又自我指涉为天才，它有一种优越感作为前提，尽管主人公不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他给人的感觉是总以为他自己真理在握，比他人优越，徐星的“我”不仅通过自称疯子，建立了自我防御机制，逃避了国家机器（警察）的惩罚，而且完成了对后者的戏弄；而自称罪犯，则是将自己放到一个比大众更低的、甚至是更不堪的位置来对待，它给人的是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无耻”印象，但真正的罪犯又很少自称罪犯，所以善良的人们对于这种不打自招常常是一笑置之，正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我”自称“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你要报告警察可以立一大功”时，吴迪只是说“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于是，这种自称罪犯满足的不是自称者的自我优越感，而是使善良的人们放松警惕，并留给对方“这人真逗”的不凡印象，这种自称也因此成为“顽主”们活得如鱼得水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生存技巧。
《无主题变奏》之所以被人们视为新潮小说的开山之作，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身上不仅有一种叛逆性，而且其玩世不恭之后还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和思考，这从开篇的诗句“幸好，我还持着一颗失去甘美的/种子——一粒苦味的核”可以看出，也反映在“如果我突然死了，会有多大的反响”这类的思考中。王朔的小说则不追求这样的深度，这样的思考和向往在他那里甚至会落下“特深沉”、“特虚伪”的口实，他的小说在推崇理想、信仰、严肃、深度的作家那里因此也招致了更多的批评。
但是，无可否认，王朔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确实获得了相当多的读者，并导致了王朔的迅速走红。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主要的有三方面：
其一，长时期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学过于板着面孔，绷着神经，作者总是显得比读者更高、更美、更理想，王朔的小说则贡献了一个比读者更低、更世俗、更有趣的隐含作者形象。一定程度上，其笔下的“顽主”们对当下生活的疏离、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抗和嘲弄也传达出了大众的情绪和心声，其轻松、调侃、不承担任何责任和重负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大众的生活梦想。在普通读者那里，消遣常常是第一位的，王朔的小说主要提供的不是教育功能和艺术的陶冶，而是娱乐功能和流行功能，它起到了宣泄情绪、消遣娱乐的作用。
其二，王朔语言的魅力，特别是他的带有调侃味的语言所带来的幽默味使读者感到轻松有趣，可读性高。王朔的小说语言大量采用城市流行语，特别是北京青年的口头流行语，既容纳了老北京人所惯用的挖苦人、挤兑人的口头语言，更融入了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常用的政治语言，并对其进行种种活用、曲用和反用，从而造成滑稽感、荒诞感。
王朔后来说：“语言不是数学公式，发明权不在个人而在已经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这是不可以颠倒的……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以所谓‘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然而王朔确实是第一个将这种以调侃为主要特征的语言运用于小说写作的作家。他的那些浑不吝的角色，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严肃还是不严肃，说的都是纯一色的以调侃为特征的当代北京话。这既带来了王朔小说创作的鲜明风格，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乐趣，也造成了人物语言的过于单一重复、缺乏个性，并且越是到后来，由于过分地追求语言的调侃，以至于调侃的密度过大，读者的笑感神经反而给弄得过于紧张而致于迟钝了。
其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坛出现了作家的商人化、作品的商品化、出版的广告化、小说的影视化等文学的商业化倾向。王朔是这种商业化倾向的最早的得益者，也是较早地自觉地顺应和利用这一趋势的作家。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被拍成电影，1992年四卷本《王朔文集》的出版，是王朔迅速成名的重要因素。更不用说《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的播出，人文精神的讨论，《无知者无畏》《看上去很美》
《美人赠我蒙汗药》的出版，使王朔一举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传媒英雄。
然而，王朔在迅速走向大众的同时，也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之音。譬如，有人针对他的调侃便指出：“讽刺有着喜剧的外观，而其背后有一种严肃性……调侃则不然。调侃恰恰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征。”除了其中过于严重的价值判断以及未能指出王朔的调侃对于过于僵硬、严肃的主流话语的客观上的消解作用，这种意见大体是对的。
1999年出版的《看上去很美》，据王朔自序称是要一改以往的文风油滑而作抒情文章。但在我看来，这一作品的创作同张贤亮的《青春期》一样，似乎受到了此前陈染、林白等一批女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的鼓励和启发。在叙事方法上，《看上去很美》借鉴了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一个人物两种人称的写法，然而，在王安忆那里，“我”和“孩子她”两种人称所承担的不同的叙事功能是清楚的，“孩子她”只是“我”的一个聚焦对象，“我”始终承担着叙述和评论功能；在《看上去很美》中，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方枪枪”两种人称却陷入了混乱，有意的出新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这一作品除了为王朔作品中的“顽主”之所以成为顽主提供了一种拾遗补阙式的背景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并且让那些对王朔抱有大的希望的读者领受到了失望的滋味。
王朔的影响正越来越小，这既有他自身的原因（过去的创作本就不追求持久的生命力，新的创作又难以为继），也有自身以外的原因。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人们的审美趣味一日三变，新的作家作品也不断地以加速度出现于文坛，朱文在《我爱美元》中对金钱和欲望的礼赞早超出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式的调侃，卫慧们的身体写作使王朔作品中的色情、暴力显得黯然失色，网络语言的兴起和泛滥使王朔的小说语言显得过于保守，在这种情势下，王朔纵然还能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热点来，但那已经与文学没有太多关系了。在文学上，他正逐渐地沦为昔日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