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光荣入党
栒邑陕北公学分校，是许多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校长是罗迈（李维汉）。校部下辖若干区队，每个区队，各设3个队。邓黄二人编在第32队，指导员是郭北辰，政治干事是钱抵千。第32队归属哪个区队，邓旭初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区队长是何定华。
对初到学校的新学生来说，一切都十分新鲜。
革命的课程，革命化的教学方法，革命化的生活，同志式感情，同志式语言，这一切，向往已久，一旦变为现实，其乐何如，其快何如！《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等，都是必修课。邓旭初从小好学，对于这些课程，原先也略知一二；而今要正式学习了，更是学来如饥似渴，很快就掌握了它们的主要内容。课余，他还抓紧时间，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在正式课程之外，学校还请一些知名学者和干部，来为学生作报告（如邵式平、何干之），也使学生大开眼界，大受教益。
特别使邓旭初感动的是，过去传说的红军优良传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毫无半点虚假，而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大家都住一样的窑洞，吃一样的饭菜，每个月都只拿3元津贴费，对这一切的一切，爱国青年们不光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浑身是劲。因为他们有榜样——革命多年、几度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与老战士，都跟自己一个样啊！吃苦算什么，只要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何况生活上这一点儿苦。再拿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党棍们的腐化堕落，同共产党的干部比一比，只要长眼睛，长耳朵，能看能听，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声的榜样，影响力最大。即使生活再苦，在栒邑陕北公学分校里，也从来听不到半句怨言。别的不说，单就缝制寒衣一事来说吧：陕北早寒，寒露这个节气一过，就相当冷了。因为经济困难，学校发不出寒衣，只能每人发几斤棉花。苦嘛，对邓黄这两个来自广东的青年来说，真是够苦的了——在广东，谁受过那种冻啊！但他们以苦为乐，领到棉花，便自制棉衣。邓旭初就用一件旧军衣作面料，一件旧衬衣作夹里，“面”和“里”缝合起来，把棉花塞在里面，就变成了一件棉衣。穿在身上，尽管朔风凛冽，寒气透骨，他却从心底感到温暖。多伟大的精神力量啊！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锐气，基本已经耗尽，其党政军各个机关的腐败无能，愈来愈明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挑起了抗日战争的重担。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制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像邓旭初那样已经到根据地学习的爱国青年。
他们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敌后，与日本法西斯拼个你死我活。
爱国青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斗争的形势却是非常复杂的。不要以为在共产党办的陕北公学里，就是清一色的爱国志士。尽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立，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来没有忘记反共这一主要任务。他们的奸细有缝就钻，陕北公学也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们反共的主要手法就是利用学校中的民主生活，散布以“正统论”
为主要内容的奇谈怪论，妄图蛊惑人心，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不过“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勇敢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抗战虽仅一年，延安已经成为照耀四方抗日志士的灯塔，光芒万丈，又岂是一小撮跳梁小丑，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和奇谈怪论，所能遮掩。在学校当局的正确处理下，95％以上的爱国青年，投入到了党组织的怀抱，极少数坏蛋，则被揭露、孤立，最后被“礼送”出陕甘宁边区。
这种邪与正、善与恶的斗争，对邓旭初这样的爱国青年，也是一种意义极为深刻的教育。让一颗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在靠近“伟大母亲”——共产党怀抱的同时，也多长了一个心眼：要警惕啊！千万不要被披着羊皮的狼吃掉啊！这种革命警惕性，是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必要的，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真正体验到，单靠书本是学不到的。
在陕北公学栒邑分校学习的短短3个多月里，邓旭初觉悟大为提高了，对共产党信任和感情大大加强了。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赖。这个进步的南国青年一年多来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第32队的政治干事、共产党员钱抵千找他谈话了！这次谈话内容，太激动人心了。事隔60多年，邓旭初今天谈起来，还是激动不已：“这位好同志几个月来一直与我们朝夕相处，一直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信任。他处处以身作则，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在平凡中的不平凡，个个都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想不到今天他找我谈话了！他要介绍我入党了！这真是使我太激动了。他还征求我的意见哩。这能有什么意见啊，梦想了多少日子啊，求也求不到啊！”
不过，60多年前的邓旭初，也有一种矛盾心情：一方面，宿愿可偿，兴奋不已；一方面，同一些老党员相比，总觉得自己距共产党员标准尚远，“我已经够一个共产党员条件了吗？”连续几天，他总要这样扪心自问，惶恐不安。
这种心情，他自然会向钱抵千倾诉。在此之前，他早已把自己的家庭、本人历史、社会关系以及自己的所有情况，告诉了这位政治干事。那时，哪个期盼入党的青年，不是把党当作自己的亲娘，无话不说啊！钱抵千完全理解他这种矛盾心情，经过耐心开导，很快打消了他的顾虑，给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和登记表。介绍人是指导员郭北辰和政治干事钱抵千。
令人难忘的是参加入党仪式。当时陕北公学的党组织还处于半秘密状态，党员身份和党组织并不公开。一接到当天晚上参加入党仪式的通知，邓旭初兴奋不已，也感到非常好奇：入党仪式从未见过，是个什么样子啊？到了晚上，老早来到会场。这是一个有套间的很大的窑洞。洞壁两边都挂满了红布。中间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下面挂着党旗。还贴着两张纸：
一张上面写着誓词，一张写着入党仪式的程序。会场布置简单肃穆，整个仪程也是简单隆重。参加仪式的约有20余人。负责人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要求大家严格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到底。接着，宣誓。全体新党员举起左手，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念得铿锵有力，表明了自己的心愿。在念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时候，邓旭初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因为他突然想起了钱抵千的一席谈话：阶级斗争是残酷的。
国民党屠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是杀不完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人站起来！讲到这里，他尖锐地问邓：“如果你被敌人抓去，要杀你的头，你怎么办？”邓旭初随口回答：“怕死就不革命了！”如今，誓词一读，自己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支革命的队伍，意识到一个共产党人肩上责任的重大，意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巨大光荣，泪水便不听使唤，像断线珍珠，滚滚流出了眼眶。
60多个年头过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邓旭初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不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与敌人拼死拼活；不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邓旭初同志从来没有屈服过、动摇过，也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对党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