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取得巨大成果：第一批，为“文革”中蒙受冤屈的83位教职员工进行了平反。为了把党的政策深入人心，邓旭初要求不仅要宣布平反，还要把喜报传到他们家的左邻右舍。在这83位教职员工平反的当天，交大校园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阵阵鞭炮，声声锣鼓，张张喜报贴到了他们家门口。“文革”中，造反派把“黑帮”、“反革命”等帽子硬压在他们头上，使他们一家人抬不起头来。一旦大红喜报贴上门，他们全家轻松，开心，脸上添了光彩。
继第一批之后，“脚步”一步快一步，陆续为106位同志平了反，1978年又为错划右派的366位同志平了反。在平反的同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得到落实。到1986年，为“文革”中受迫害的1065名教职员工进行了平反昭雪，撤销了“文革”中384人的错误结论，为66名错划为右派的教工和学生正了名，撤销了82名教工和学生党团政纪处分的错误结论；对解放后、“文革”前受各种错误处理的386人进行了复查。清理了353人的人事档案，清退了“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和被挤占的住房，补发了工资，为3568人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至此，那些积案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那些长期受压抑的知识分子身上的桎梏，被一举粉碎。
知识分子的政治大解放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努力工作，报效祖国的积极性，增强了大家对党的感情。
在教学中一贯认真负责的吴镇教授在“文革”中被打成走“白专道路”、“资产阶级权威”，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后，他信心百倍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被评为全国造船系统劳动模范，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从美国回国，工作积极的罗祖道教授，在“文革”中被诬陷为“特务”，非法关了3年，全家受到株连。平反后，担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他感激不尽，决心用毕生精力为我国固体力学事业的发展作贡献。1979年，邓旭初让他一人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在当时需要一定的胆识。这一举措使他深深地被打动，罗祖道教授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为国为校取得了荣誉。动力机械系的一位教师得知恢复了20年前他所开除的党籍，流着泪激动地说：“时间已经过去20年了，现在组织上重新复查了我的问题，说明党的政策的伟大，今后我一定努力为党工作，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一声声，一句句道出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的心声。知识分子政治大解放所迸发出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对于交大重振雄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5.分“讲师楼”
1977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一方面人民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纷纷声讨“四人帮”的罪行，一方面在拨乱反正，纠正十年浩劫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混乱。教育战线更是捷报频传，继8月上旬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上否定了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之后，8月13日，北京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自愿报名，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统一进行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恢复高考，极大地促进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1977年底，570万青年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273000名学子进入高校大门，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幸运儿。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入上海交大，全校上下为之振奋，停滞了10多年的教学工作又得到全面恢复，广大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积极备课、试验、讲课，挑起了学校教学的重担。然而与中年教师勇挑重担最不相称的是他们的待遇问题，尤其是住房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工作。“文革”其间，“四人帮”扰乱了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使这批中年教师做了十几年老讲师，按正常晋升，他们早应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享受相应待遇，但他们十年后仍是讲师，工资、福利10年不变，最突出的是住房问题。“造反派”压缩教师住房，一套住房住两家人。中年教师压力最大，上有老，下有小，许多教师祖孙三代却挤在一间房子里。有的教师，甚至房间内一张桌子要“三用”——一日三餐当餐桌，前半夜子女做功课当课桌，后半夜当办公桌用于备课，改作业。
对此，邓旭初这位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深夜，这种“三代同室”、“一桌三用”的现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夜不能寐。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要改变他们的处境谈何容易。你说中年教师教学任务重，需要备课、讲课，住房既是生活条件又是工作条件，有人说工人也需要学毛选，改造思想。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是十多年来形成的，时间长了，习惯成了自然。
好在1977年的天已经逐渐变得晴朗，一天天向着有利于知识分子方面转变。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伟人的声音，震动了全国，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了党的阳光，邓旭初忧虑已久的心病逐渐消解了，他决心要借此东风，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负担沉重的中年知识分子办件实事。
1977年秋，上海交大正好有一幢40套住房的住宅竣工，每套建筑面积50平方米，实用面积也只有23平方米。但在当时有套这样的房子，已算不错了。许多教职工伸长脖子，踮起脚跟，都盯着这幢住宅，希望能分到一套。
初步方案出来了，学校房管部门按工龄、按资历、算家庭人口，提出一个平均分配方案，邓旭初找来房管科负责人，问他们：“你们摆来摆去的，贡献这条摆过没有？”邓旭初心里想到的是担任教学重任又住房拥挤的中年讲师，要为他们办好一件实事。但在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教师地位低，如果把这40套住房只分给教师，就有可能闹出乱子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邓旭初在领导班子中进行讨论，仍然决定把这40套住房只分给挑教学重担，住房又困难的讲师，会议决定如下：第一，校领导要同心协力，下定决心，不因有困难而却步；第二，列举事实，向全校教职工说理，学校主要教学任务由中年教师担任，他们要搞好教学，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这就需要住房，住房是生活条件，也是工作条件；第三，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学校各级党组织、干部、党员，都要深入群众，说服教育。
邓旭初和交大党委下如此大的决心，工作如此细致，入情入理，使困难重重的分房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40套住房95％以上分给了中年骨干教师，后来这幢楼被群众称为“讲师楼”。
“讲师楼”的分配，充分表现出邓旭初和上海交大党委冲破极“左”思想影响的束缚，以事实说明了学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心。“讲师楼”的分配，极大地激发了中年教师的积极性，也使那些没有分到房子的知识分子再次看到校党委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真心实意。
“讲师楼”的分配，也为广大知识分子、职工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知识分子政策课，对于那些仍把知识分子当成“臭老九”的人敲响了警钟。“讲师楼”的分配，虽然还只是应急，没有根本解决教职工的住房紧张状况，但邓旭初和交大党委在分房问题上的观念，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得到光大，成为学校引进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准则。
6.建立校务委员会
解放初期，交大曾建立过校务委员会，当时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校务委员会被取消，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后来成立了上海交大革命委员会。“文革”后，上海交大百业待兴，但学校没自主权，事事请示上报。邓旭初在思考，学校缺乏自主权，这是全国存在的普遍事实，一年半载，难以改变。但如果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处处请示汇报，什么事也难干成。上海交大要想发展快点，要想走在前头，必须得到上级的支持，必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为交大发展的后盾。于是，在邓旭初的脑海中再次萌发出成立校务委员会的念头。
1977年，为了解决学校归属问题，上海交大曾经给上面打报告：《关于我校领导体制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旭初把想请王震同志担任交大名誉校长的想法写了进去。为了推动上海交大的改革开放，六机部部长柴树藩提出请王震同志任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同志是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非常关心上海交大的建设。经柴树藩同志再三相邀，王老说：“你当副主任，我就当主任。”就这样，经国务院同意，上海交通大学破天荒地组建起全国第一家由国务院副总理任主任、政府部长和校党委书记分别任副主任的高校校务委员会，从而使交大改革开放提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议事日程。
1978年5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王震同志出席，与会的还有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五机部部长张珍、八机总局刘秉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和邓旭初等同志。王震说“交通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获得许多科研成果。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交通大学应加倍努力，抢挑重担，充分挖掘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扎扎实实地搞好各项工作，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在新的长征中做出新的贡献。”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条件下，党和国家不啻为上海交大的改革开放打开一条快速通道，亮起一路绿灯，并引起从中央到地方众多媒体的关注。
校务委员会成立后，上海交大访美代表团的组建得到了王震同志的全力支持，并得到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上海交大一系列管理改革措施，都得到王震、柴树藩同志的支持。一批新专业的建立，都得到他的首肯。文学、艺术学科的建立，当时不理解的人不少，而王震、柴树藩同志是积极支持的。
校务委员会成立后，许多有成就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校友，如王安、朱传榘、陈启元、葛守仁、顾毓秀等都相继回国，并得到王震同志、柴树藩同志的接见。这样对争取大批海外华人学者为祖国贡献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80年代早中期上海交大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起带头作用，取得极大的成功，与王震、柴树藩同志的关心密不可分。王震、柴树藩同志担任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正副主任，对推动交大改革开放，重振上海交大雄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7.解决学校归属
影响交大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学校的归属问题。
解放后，交大归属曾几度变化。1949年8月，学校归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领导；1950年改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具体领导；1953年10月归中央高等教育部领导；1955年又改为教育部和上海市双重领导；196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国务院有关部领导管理的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高等工业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明确交大的任务主要是为国防工业服务，以造船业为中心，军用为主。对学校招生规模、专业设置、招生条件保密要求作了规定；对715名教师进行了政审，整顿队伍，加强了保密制度。196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上海交大自1970年1月起归海军领导。1970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上海交大具体划为六机部领导。
归国防部门领导，当时对交大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如在经费、物质等方面得到了国防科委、海军和六机部的关心和帮助；海军拨给交大一艘潜艇及有关设备，供学校实验实习之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海军在粮食、副食品等方面支援交大教职工渡过难关。
但是，由于交大当时是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归造船工业部一个部领导，在学科发展、办学方向、招生就业、科研等诸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学校专业设置必须与第六机械工业部造船对口，于是在内燃机专业前头，还得加上船舶二字。这就是上海交大被戏称“实为船舶工程学院”的由来。因此，在这样的领导体制下，显然是无法培育出适应性强又能作深造、发展的通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是把学校隶属关系从国防工办转到教育部。但在当时，由国防转向地方，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邓旭初认为，交大要取得大发展，必须打破狭窄的专业限制，摘掉造船的帽子，建设多科性重点大学。
为此，早在1964年3月，身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邓旭初就专程去北京向海军有关领导反映情况。他说：在交大33个专业中有28个专业是为海军直接或间接服务的，但有些专业较难对口。这些不对口的专业在工作中就较难得到领导的支持。在人员方面，由于国防院校严格的政治条件，限制了师资的选留，一批才华卓著而家庭出身不符合留师条件或因社会关系及经历较复杂的教师离开了学校。在招生中，一批成绩和思想很好的学生，也因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问题被而拒之门外。在专业设置方面，由于主要服务于海军，使交大这所工科学校，虽然处于上海这样一个工业基地，却疏远了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大战场。例如，由于海军不需要锅炉专业人才，该专业停办了。实际上，大量的热能转换还是要靠锅炉。有些军用专业（如陀螺仪、消磁、水声等）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不厚，专业面太窄，出去找工作难，适应性差。对一般民用专业，由于投入的太少，也得不到很好发展。
交大向何处去？交大如何发展？这些问题萦绕在邓旭初脑海中，学校归属问题也再次“敲打”着他：不解决学校的归属问题，交大很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