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夏，邓小平离开上海，远赴中央苏区。这时的邓小平虽然遭遇挫折，但他始终坚信，要挽救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积极探索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
１９４９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亲手将解放和接管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重任郑重地交给了邓小平。这是党中央在探索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二次大转移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完成好这份艰巨的任务，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和华东局经过精心筹划，不但在军事上完整地保存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解放后迅速实现了上海的顺利接管和生产的全面恢复，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谋划新上海
１９４９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中国的战略局势发生了根本逆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总兵力上超过国民党军队。虽然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政府一面高唱“和平”，假装与中共进行“和谈”，一面扩充军备，加固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下，实现“划江而治”。
但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如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是如何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
１９４９年３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
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当时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和陈毅等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会后，毛泽东又多次在西柏坡与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成员长谈，仔细商讨渡江作战等问题。
在交谈中，毛泽东还特地握着邓小平的手，郑重地说，交给你指挥了。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对邓小平说这句话了。第一次，毛泽东交给邓小平的是淮海战役。这一次，毛泽东充满信任地交给邓小平的，不仅是渡江作战这个重担，更是如何在渡江之后顺利地解放和接管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城市，尤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上海不仅是国民党赖以顽抗的重要堡垒，也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号称中国的“半壁江山”，如何使这颗“东方明珠”既能迅速解放而不被战火摧毁，又能在解放后继续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是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综合考试”。毛泽东多次指出，解放和接管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着全国、全世界的性质”。
会后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兼第二野战军政委。同时，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担任总前委书记，统领第二、第三野战军近百万大军。
面对毛泽东的信任，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前线后，立即开始着手从军事、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为解放上海作好准备。
在军事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上海应采取“慎重、缓进”的指导思想提出，为了能够完整地保存上海，防止美国出兵干涉，应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上海，要把上海作为京沪杭战役中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次战役。
３月３１日，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总前委成员合影（左二为邓小平）。
中央。在《纲要》中，邓小平提出：
京沪杭战役的目的是“歼灭上述全部（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作者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在战役的步骤上，“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邓小平还特别指出，为了能完整地保全上海，以利于今后的建设，“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４月２０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夜色的掩护下，从中、东、西三路同时发起进攻。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百里江面上顿时万船齐发，万炮齐鸣，蒋介石苦心经营３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一举突破。２３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随后，解放军沿京沪线迅速南下，势如破竹。５月３日，占领杭州，并进一步控制了浙赣线，解放军已经按照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的部署，最终完成了对上海的战略包围。
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但是如何才能既解放上海又使上海尽量免遭战火的蹂躏？
邓小平等总前委成员提出，要认真贯彻中央军委提出的“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撤出上海”的指示，不要过于逼近上海及周围的苏州、昆山、太仓等城市，应先完成对上海的战略包围，为进驻上海作好详细周密的军事准备。
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解放上海的激烈战斗中应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完整地保全上海。上海战役的关键并不是攻占上海，而是一定要使上海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更好地接管上海、并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上海。陈毅也曾风趣地说，“解放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老鼠要抓住，瓷器可不能打烂”，单纯军事上的占领只是小胜，只有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根据中共中央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的指示精神，直接指挥上海战役的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经过反复考虑、比较，最终决定将上海战役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国民党军队的退路，诱歼其主力于市郊，这样既可以防止国民党从上海运走更多的物资，又有利于保全市区的完整。在战役的第二阶段，即攻占上海市区时，各级指战员应避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同时要尽量开展政策攻势，积极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瓦解敌军，力求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城市的破坏，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５月１２日上海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和陈毅等又多次以总前委名义电示前线，一定要注意完整地保存上海。
５月１５日，当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获悉在攻打宝山时，国民党军队凭借永久工事负隅顽抗，解放军遭到重大伤亡，要求炮火支援后，即电示粟裕、张震：沪敌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应明确告知第九、第十兵团前线指挥员，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人的钢筋水泥碉堡。
５月１７日，邓小平和陈毅等人又以总前委名义电示粟裕、张震：在敌人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应先攻取敌人防守兵力较为薄弱的苏州河南，由南向北实施攻击，并采取多点进攻的方式，分散敌人的兵力。
在军事上积极准备的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为了尽可能地保存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为接管上海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使上海能在解放后迅速走上改造和建设的道路。“现在我们在军事上占领上海已不成问题，只怕在其他方面准备不够”，因此在进入上海之前，要争取时间，尽快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要明确解放上海，特别是对市区发动总攻，必须根据接管准备工作的程度确定。
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为了能更好地解放和接管上海，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从５月３日开始先后搬到了南京以东京沪线上的一座小城——丹阳。
在丹阳，邓小平积极与来自上海的各方面人士会面，苦心谋划如何顺利地攻占上海而又能完整地保全上海。据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四科管理员的唐士祥在《从丹阳到上海》
中的回忆：“邓小平经常找人到住处来谈话，来人有穿黄军装丹阳总前委驻地——戴家花园。
的，也有穿西装、长衫的，有的像有钱的阔老板。赶上吃饭的时候，邓小平总请他们一同入席吃饭。直到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这些人中有的是来自上海的地下党，有的是上海经济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非常熟悉上海内情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些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绕道香港等地来的。”同时，邓小平按照中央的部署，根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组织了接管上海的班子，从政策、组织、思想、物资等诸多方面做好接管工作，使上海能够尽快地恢复生产和社会秩序。
在思想上，针对解放军战士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在进入江南富庶繁华的城市后已经闹了一些笑话，干了一些不妥当的事的情况，邓小平等总前委成员特别提出，必须从思想上对解放军战士和接管干部进行专门的培训。
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后，在短短４天内就发生了６起解放军与外国人争执的事件。尤其是在４月２５日清晨，三十五军的一位营长带着通讯员误入了位于西康路的美国大使馆。他们俩见楼下无人，便上了二楼。这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正在洗脸，见两名解放军战士进来，不知所措，便指着两人哇哇大叫：
“你们要干什么？”这时营指导员为了缓和事态，便有礼貌地道歉后离开了。但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进入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检查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为此，毛主席致电总前委，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丹阳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些领导人陶醉于军事上的胜利而放松了对军队纪律的管理和教育。丹阳城里满街是军人，整天兜来兜去，有的甚至没有买戏票就硬要闯进戏院看戏。
邓小平在得知这些情况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要通过这些典型，对战士们进行政策教育和入城纪律教育。
从５月４日开始，华东局组织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等有关城市工作的文件，使大家在思想上明确，现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农村环境、武装斗争环境转到进入大城市、恢复工业生产，因此要明确分清敌友界限，不要把自己的朋友和一切暂时可能争取或可能保持中立的人推向敌人的阵营；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的方面，或者保持中立。尤其是在上海，接管上海的好坏对全国及国际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抓好外交、劳资关系、金融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社会秩序的恢复等工作，努力把上海接收好、管理好，使社会生产和城市生活迅速正常化。
同时，经过邓小平等总前委成员的共同决定，陈毅于５月１０日在丹阳专门就入城纪律和在上海的注意事项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全党的中心就要转到巩固胜利，转到建设新中国。我们同志思想上过去一直想的是消灭、破坏敌人，可是现在已进入建设时代，如不加以改变，就对革命要起破坏作用。现在全党中心要转到接管城市、保护公私财产。这是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是方针原则、政策思想的转变，要有新斗争方式，……有计划、有秩序、有纪律则加速我们好日子的到来，无纪律、无计划、无政府则永远得不到。”
在讲话中，陈毅特别强调了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我党我军带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他说，我们到上海，一举一动对敌友都有影响，我们在上海接收好，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朋友都会高兴、欢呼，敌人更会垂头丧气，我们在上海搞坏一件事，全世界都会知道。因此，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是不能“野”的。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华东局还专门制定了１２条《入城守则》，规定部队要尽量驻扎郊外，马匹、车夫一律不准入城，部队进入上海之后“不入民宅”等基本原则，要求一切部队干部和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对此，毛泽东极为赞许，在来电中连称“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在组织方面，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将整个接管工作分为接收、管理和改造三大步骤，及军事、政务、财经和文化四大部门，并立即着手筹建接管上海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
５月１０日，华东局向中央提出了上海党、政和军管会的领导人员名单：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主要负责对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机关，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企业，国民党政府的文教事业进行全面的接管。在上海市军管会下设：
（１）财经接管委员会，曾山为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为副主任，下辖财政、金融、贸易、工商管理、轻工业、重工业、农林、铁路、电讯、邮政、工务、航运、公用、卫生及敌产调查管理等１５个处。主要负责对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国民党的，包括市政府的企业、事业和机关加以接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事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对私营企业一律予以保护，对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私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应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予以引导和管理，并逐步用赎买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２）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陈毅兼主任，范长江、唐守愚、戴白韬为副主任，下辖高等教育部、市政教育部、文艺工作部、新闻出版部等四部，主要负责高、中等教育，文艺和新闻出版方面的接管。
（３）军事接管委员会，粟裕兼主任，唐亮为副主任，下辖军事部（接管陆军及机械兵种有关物资）、政工部、后勤部、海军部、空军部、训练部等六部。
（４）上海市政府，陈毅为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为副市长，下辖民政、财政、教育、工商、地政、工务、公用、劳工、卫生、公安等１０个局及外侨管理处和秘书处，市政府各局由军管会有关部门统一接管，并合并办公。
（５）警备司令部，宋时轮为司令，郭化若为政委，并拟５个军担任上海市的警备任务，计３个军任市区警备、２个军任吴淞、江湾及郊区警备工作；（６）煤粮供应运输部，由傅秋涛、曹荻秋负责。
（７）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陈毅兼主任，各主要单位的秘书长、参谋长为委员，管理房屋及汽车的分配。
（８）秘书处，潘汉年兼秘书长，周林、沙千里为副秘书长。
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在复电中基本同意上海接管机构干部的配备问题，并特别指出，必须吸收一些产业界民主人士、党外文化工作者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与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物资供应方面，由于考虑到上海几百万人天天要吃饭，因此，邓小平等人特别提出，要在物资上作好积极而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