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发展经济，没有榜样可以学习，没有教科书说明该如何做，也没有红头文件指路，一切只有依靠自己的摸索和尝试。当时，计划经济统治一切，私营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大批特批，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间中仍被视为“异数”，每次掀起“姓资”“姓社”的讨论时，温州的私营经济都被作为讨论对象。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温州人的创业，不仅需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开辟市场，每一步都要非常仔细地用好来之不易的辛苦钱，还要注意不要触及禁区。可以说，每走一步，都有巨大的风险。勇敢的温州人就像一群斗士，一支铁军，终于在计划经济的封锁线中杀出一条血路，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上创造出许许多多个“中国第一”。这些创造，表现了温州人的聪明才智，体现了温州人为自己和家乡的脱贫致富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平阳县肖江塑料编织市场、乐清县柳市电器市场等十大市场开始形成。这是中国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１日，当时的权力机构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对个体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至年底，市区１８４４户个体工商户得到登记并领到证件。这是中国自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发放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将一年期存款月息由４．５‰上浮至１０‰，贷款利率由月息６‰上浮为１５‰，后来温州市政府批准在较大范围内试点。这是中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１９８９年９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惟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１９８４年４月，苍南县农民在鳌江河口五个渔村和一片滩涂的基础上，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全新的城镇龙港镇。到１９９７年，龙港镇城区面积达８．５平方公里，人口近１４万人，工业产值近２４亿。这是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日，一位姓杨的先生及另外几位职工集资建立的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信用社采用股份制，发起的８个人共集资近３２万元。
开业头两个月，吸收１２３００多户个人储蓄２２８４万元，为８４９户贷款１５２０万元。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苍南县桥墩镇８１户农民每户集资５０００元，共４０．５万元，创办桥墩门啤酒厂。
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此后，全市各地纷纷仿效，兴办股份合作制企业。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温州市人民政府上报的《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
１９８８年２月９日，温州市金城典当行开业。
该行采用股份合作制形式，由集体、银行、个人三方面集资入股，共有股金６４万元。这是中国第一个典当行。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７日，温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状况，颁发《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肯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制定二十条政策。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
１９９１年１月８日，辞职后兴办家庭果园的原永嘉县上塘镇党委书记叶康松，在温州市政府和中国驻美使馆的支持下，经国家经贸部批准，在美国成立美国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后发展为美国康龙集团。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农业公司。
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８日，温州机场通航不过一年，苍南县龙港镇只念过初中的２６岁的青年农民王均瑶，因感于长沙——温州间没有客机，创办天龙包机公司，开通长沙至温州的第一条私营包机航线。这是中国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４年后，天龙公司先后与十多家航空公司合作，开辟了２７条国内航线。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７日，温州市人民政府为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制订《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法》，提交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规定了质量立市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细则。这是中国城市第一个关于“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除了以上的十二项，人们还可以举出产生在温州的若干项“中国第一”，如中国第一座地方投资为主的机场，第一个私营油田开发商，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的城市，第一个私人钱庄，等等。确实，在我们国家阔别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多年以后，出现在这两个方面的任何新生事物，都会创造出中国当代经济史上的“第一”。温州人率先走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道路，自然会首先创造出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可以知道，每一项“中国第一”都是艰难的创造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以上的“中国第一”中，有几项是温州市政府创造的，反映了市政府能够根据温州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以适应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促使市政府调整政策的决定性的力量，自然还是温州人对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执着和创造性。
我们不妨略为回顾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和金温铁路的建设过程，以及青年农民王均瑶创办我国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的事迹，看看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韧劲，以及如何在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寻找政策的突破口，以创造出自己的“中国第一”。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浙江省政府批准龙港设镇。
第二年初夏，苍南县同意由最早建议建设龙港的区委书记陈定模任镇委书记，镇委用借来的３０００元钱，开始规划城镇蓝图。当时，龙港还只是５个相连的小渔村。按通常的思路，城镇建设的主体不是国家投资，就是外商和群众集资，龙港根本不可能争取到国家和外商投资，只能争取群众集资。
陈定模想到，农民早就想冲破城乡之间的樊篱进城生活，农民有钱，为何不能找农民集资？于是，镇上成立１２个宣传队，带上规划设计图，先后四次分赴全县各区镇，动用大海报、墙报、幻灯和广播喇叭进行宣传，并在《温州日报》大登广告，又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到１９８４年８月底，共有２０００余户农民、干部和职工申请到龙港，镇政府借此收取土地有偿使用费１．２亿元。此外，龙港还收取各种公共设施费，这项费用到１９８５年底就达到了１０００多万元，基本上解决了城镇建设“三通一平”的基础工程的投资。此后，又通过合股集资和无偿集资的方式，解决了城镇文化、教育、工厂、商店、码头、仓库的兴建费用。
由于龙港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思路建设，在不少问题上都遭到恪守老习惯的人的阻力。初期最有争议的是土地的有偿使用问题。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是不准买卖的，龙港镇委陈定模一班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找到了武器，把马列经典的级差地租的理论变通为有偿使用土地，按每间地基在规划中的地段和土地效益收取费用。有资料称，龙港镇的这种做法，开了我国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此外，当地原住户的拆迁，城镇公共设施费的征收，都曾遭到激烈的反对，不少原先一心要进城的农民也犹豫顾盼甚至闻风退出。因有人告状，县里的工作组，省市县三级纪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都曾前来调查陈定模的多项“问题”。陈定模事后回顾说：“官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他的态度是：“顶不住也顶，宁可因为改革让人骂三年，也不能留个破烂城市让后人骂三代！”他一边向上表示“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一边按自己的计划加速建设龙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生活和文化设施齐全的城镇终于矗立在东海之滨。到１９９１年，全镇人口１２万多，社会总产值８．９亿元，工农业总产值６．４亿元，居全国２０００个亿元乡镇的第２０位。１９９７年城镇增加到近１４万人，工业产值达到近２４亿元。
修建一条通往温州的铁路，是温州人民百年的梦想。１９８９年４月，出席省人大七届二次会议的温州市１００多名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关于尽快建设金温铁路》的议案。但是，决心虽大，国家却无力投资。温州人提出一条崭新的思路，能不能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包括到境外筹资？当时，中外合资企业在我国已经很多，但铁路属国家命脉，引进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先例。
温州人没有因此而气馁，在省、市政府和着名的旅台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努力下，突破禁区，引进港资建设金温铁路。１９９２年１月，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和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在香港正式签订《合资兴建金温铁路合同》，为金温铁路建设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温州人民的夙愿有可能成为现实。
１９９１年春节前夕，苍南县龙港镇只念过初中的２６岁的青年农民王均瑶和一帮朋友在湖南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需要翻山越岭１２００公里，跨越湖南、江西、浙江三省，乘客无不感受到坐长途车的劳顿和烦躁。王均瑶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开得太慢了，一位同乡挖苦道：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均瑶的头脑中立即闪过一个思想火花：
飞机快，为什么不能去包一架飞机回温州？过去，乘飞机是干部级别和待遇的一种体现，只有县级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乘飞机。然而，王均瑶却没有想那么多，凭着自己执着的信念，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经过一番奋斗，这一惊人的想法，获得当时正考虑扩大经济效益的湖南省民航局的同意。王均瑶终于叩开了中国民航厚实森严的大门，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开创了中国自实行计划经济以来私人承包飞机客运的先河。１９９１年７月，王均瑶创办天龙包机公司，开通长沙至温州的私营包机航线。当月２８日，一架安２４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降落在建成不久的温州机场。人们在对此事惊愕之余，纷纷赞扬王均瑶敢想敢做勇于开创的精神，称赞他“胆大包天”。
王均瑶成立的天龙公司数年后包下全国４００多个航班，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特别的一页。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朵夫对此评价道：“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革去现行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现行法律、政策、法规、制度、条例不符合生产力向前发展要求时，就必须改去不适应的内容。一般说来，只有当实践一再证明原来的法律、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要时，政府才会想到在这些方面实行改革。由于这一原因，必然会出现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并导致所有的来自地方的改革行为多以“创造性”地破坏现有体制为特征，这种现象已一再为各地的改革进程所证实。
温州的改革更是如此，《温州悬念》据此提出：“中国社会改革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改革的非合法性’。在很多领域，经济或社会体制上的改革方案得不到现行法规的保护和支持，其改革突破的本身便意味着政策的风险性，以至于有‘看到红灯绕着走，看到黄灯赶快走’的民谚。这无疑增加了改革及其改革者的风险成本。”然而，如果一切依靠本本，照搬现成的经验，依样画葫芦，又如何迈出改革的第一步呢？
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是否做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说过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现实需要不需要，能不能做通。如果现实需要而且又能做通，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在这方面，可以说温州人是敢为天下先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又是非常讲究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者。农民手里有钱想进城却又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国营大商场不卖温州货，他们就把国营商店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私人贷款，他们就利用农村信用社，集资创办城市信用社，发展民间金融；要建金温铁路，国家没有钱，就与外资合建。总之，只要可做，就想尽办法去做好，不管这种办法别人做没做过。
曾有一篇文章，以诙谐而时髦的语言，说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为了创业致富，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的边际“玩心跳”。温州人在不利的环境下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只好仔细琢磨理论或政策，从看起来对自己不利的理论或政策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内容。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的领导，无法回避国有土地不可买卖这一现实，却从马列经典中找到级差地租理论，为自己向入城农民征收建房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找到了根据，这一做法连理论家都不得不表示钦佩。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同样是一次高明的“玩心跳”。由于长期以来对私有制的无情批判严厉打击，私营经济缺乏合法发展的空间。于是，温州人创造了股份合作制，通过这种形式，既解决了家庭经济规模过小的问题，又免戴“私有制”的帽子。人们称：股份合作制“以‘合作’为牺牲确保不被‘割尾巴’，又从‘股份’上名正言顺地获得自身利益。”它虽然“非驴非马”，却在当时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治风险，称得上高明的制度创新。
在长期的生活磨炼下，中国人早已形成一套独特的生存哲学。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寻找理论和政策的有用性，调动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并最大程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全国各地的人群中，最熟悉并且最会运用的，当然是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广东人、苏南人和温州人。温州靠发展私营经济，不仅没有国家的投入，没有外资的进入，没有大城市的依托，在很长的时间中甚至没有合法发展的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磨炼出来的温州私营企业家，可以说个个都是善于运用生存哲学的大师。曾有人在网络上发过一篇文章，谈论温州人与政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