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乡经营的这些小商品，因体积小重量轻，批量又不多，主要通过邮局流通。人们发信征订业务，又用包裹寄走产品。据说，在兴起后的６年中，金乡人共发出１．６亿封信，全国４０万个国营、集体企业，平均每个企业每周便会收到一封金乡人寄来的业务信。人们总结金乡的发展道路，认为是当地人用一双手（即手工制作）、两条腿（即外出跑供销）、三分邮票（寄广告信的邮费）、四小产品，闯出了一条发展家庭工业的致富道路。
在农村面貌发生巨变的同时，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致富过程。
一位姓叶的企业家可能是较早抛掉铁饭碗、自端泥饭碗的人。叶先生是一个富于进取心不甘混日子的人，然而文革期间社会动乱工厂停产却使他无所事事。１９７５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叶先生不想再混下去，也为了解决自己和别人子女的就业，第二年离开长期工作的工厂，下海办了一个企业。一开始的时候，困难重重，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厂房，但这些都让他克服了，终于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迈出了成功创业的第一步。不过，早期像他这样从国营部门主动下海的人并不多。１９８０年温州市区的无证个体商贩和手工业户共２５８８户，其中，９６５户是郊区和邻县进城的个体商贩和农民，１６２３户是当地人。这些人，主要经营商业和服务业，很少从事手工业生产。而且，抽样调查表明，这些人的９０％左右都是原来没有职业的人员，如待业青年、闲散劳力、嫁入城市的妇女、支边支农的倒流人员，以及残疾人、劳教释放人员，等等，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人数很少。可见，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而从事私营工商业的。
随着私营经济的日渐活跃和国营、集体企业体制弊病的暴露，私营工商业者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国营企业的大锅饭也使得相当一部分职工感到在厂里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有一些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职工主动放下铁饭碗，兴办自己的企业，或到私营企业工作。例如，创办平阳县建筑起重机械厂的企业家柳上淡，原来是平阳县镇办企业敖江机电厂的供销员，家中７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曾因家庭贫穷受过别人的无端冷眼，决心争一口气。１９８３年春，他从外地接受一批卷扬机加工业务，但厂里设备简陋，领导因厂里没有资金增添设备，又无法搞新技术，打算放弃这笔业务。柳上淡不愿撕毁合同，要求厂里同意他承包一个车间，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用来生产卷扬机，但厂里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毅然离开镇办厂，找人合股办厂，生产小型卷扬机。平阳金乡的叶文贵８０年代初原在外县一个国营企业工作，以后毅然辞掉工作，到金乡先后办了轧铝、高频机、压延薄膜、微机仪器等多家工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工厂的科技人员甚至干部，主动辞职，去经营私营企业。瑞安某厂技术科长温邦彦，原为厂里的革新能手，但他发明的一些产品却因与工厂生产无关而无法投产。为了实现自己不断钻研技术并使产品投产的想法，１９８１年温邦彦辞去技术科长一职，离开原单位，集资办起一个专门生产自己发明的新产品的工厂。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通过考察认识到将荒山辟为果园对永嘉山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性。１９８６年上半年，正值３８岁风华正茂仕途无量的时候，他向县委打辞职报告，不仅辞去职位，而且辞去公职，承包大片荒山，雇了二十多名职工，开荒种水果，还兴办了畜牧场、加工厂以及永嘉果树研究所。后来，他又前往美国发展。他说自己弃官下海的原因：中国现在有的是官，出色的农民企业家却太少了，要发展中国经济，企业家比官更需要。
八九十年代的温州大地，涌动着创业的热潮。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总裁林凯文，一个先在温州成功创业后在上海得到大发展的温州企业家，回忆说：“其实，当时你如果在温州，你就会知道这股‘做生意’的氛围会完全把你吞没。”林凯文就是在１９８７年辞职下海，开始走上创业之路的。温州长城鞋业公司的老板郑秀康，则是１９８０年从当地的国营机械企业辞职，凑起数千元钱开办了一家小皮鞋厂。这股创业潮，同样在乐清柳市——今日全国低压电器生产的半壁江山——涌动着。一本名为《温州悬念》的总结温州改革开放历程及其相关问题的着作，用很有气势的优美文字，回顾柳市人的早期创业：“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０年，‘农民起义’，揭竿而起。筹三千元，聚三五个亲戚朋友，无数低压电器家庭专业户各立山头，八仙过海。”到了９０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日渐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某些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弊端日益明显。在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成功致富的一个个实例教育下，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跳出长期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和机关单位，投身私营经济。
除了基于创业冲动主动离开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温州的创业大军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是因本单位经营不善，倒闭或濒于倒闭，而不得已走上创业之路的。人都有惰性，害怕风险，喜欢过安定平静的生活，相当多的人只要原来单位还能维持下去，也就得过且过了。８０年代，温州的私营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中国政治舞台不时发生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以及对劳保、福利的现实考虑，还是使许多温州人不敢轻易离开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一直到单位倒闭或濒于倒闭。这一部分人，在温州的创业大军中也占有相当的比率。《十万供销大军》这本书介绍了２０位温州推销人员的事迹，其中便有三四位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职工。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温州的很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通过改制成为私营企业，下岗职工人数空前增加，私营经济的队伍因之又一次得到较大的扩展。
在温州的创业大军中，购销员是特别能战斗的生力军。他们奔波于各地，推销温州商品，采购生产原料，为温州的经济做出重要的贡献。当温州农村出现“家家户户搞工业”这一现象的同时，“千军万马搞购销”这一当时全国不多见的现象随之出现在温州。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购销员号称１０万大军，到１９８６年已达到近１５万人。例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苍南县宜山区，１９８６年便有３８０多个购销员专门从事原料采购，８０００多个购销员从事产品销售。在乐清县柳市区，１９８６年的购销员人数达到１３０００人。总之，无论在温州的什么地方，当一名购销员已成为当地人创业致富的重要途径。除了通过购销员将温州产品销到各地，在温州还有不少规模很大的专业市场，供各地客商前来选购。其中，最大的有１０个，号称十大市场。这十大市场，不仅解决了二三十万人的就业问题，也为温州人的创业致富提供了另一条广阔的道路。
除了购销大军，温州还有一支同样庞大的出外经营工商业的队伍，活跃在祖国各地。
改革开放以后，在各地从事工商活动的温州人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９０年代以后，随着各地投资创业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日益发展，这支队伍迅速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在外地从事经营活动的温州籍个体工商业者已达１６０万人（包括子女），超过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支队伍扩大的原因多种多样。一部分是原来的购销员，感到过去那种一年四季在外奔波的“游击战”战术，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如选择一个城市，采取安营扎寨的“阵地战”。例如苍南县宜山区就有１０００多名人员，进驻各大城市，一旦捕捉到有用的信息，就用电报、电话通知家里，及时组织生产，生产完毕，再由生产单位一起发货。采用这种办法，信息流通、资金周转和销售的速度都比过去快了。还有的购销员，干脆在所在城市的大商场承包柜台，销售温州当地的产品。
有的承包人甚至将邻近几个城市的若干商场的柜台都承包下来。仅永嘉桥头纽扣市场老板在全国承包的商场柜台，１９８７年便达３０００多个。到了９０年代，原来在各地专营温州产品的商人，经销的商品已不限温州一地，有的甚至以经营外地商品为主。一些资金雄厚的温州商人将整个商业大楼承包下来，或者干脆集资兴建大规模的专项或综合性的商品市场。还有一部分人，原来企业设在温州，后来感到外地的市场大，比在家乡容易赚钱，主动到外地投资设新厂，或者干脆将工厂从温州搬到外地。
９０年代以后，温州人在各地从事的工商业活动，已从以前的“五把刀子”，即主要从事餐饮、缝纫、补鞋、理发、修理等小规模的个体服务业，进入更高层次。现在，温州工商业者在各地的活动，无论是经营的规模，周转的资金，管理的水平，活动和产品包含的文化和科技含量，都远远超过以前。
他们有的开商店，有的办工厂，有的经营房地产，有的开发大规模的市场，有的从事交通服务，有的参与金融业，还有的兴办民办的大学。截至１９９９年底，温州人在全国创办的股份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形式的企业达３万多家，经营户７０多万户，年销售收入１６００多亿元，资产在亿元以上的４０多家，资产超千万元的５２００多家。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的很多城市，温州人都已成为当地非公经济的重要力量。
随着各地温州人的增多，在祖国数十座城市，都居住着几万以上前来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温州人。在一些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形成温州村、温州城等温州人的固定居住区。活跃在各地的温州人，不仅带去技术、设备和资金，更带去了温州人勇于创业成功致富的理念，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云笼罩欧洲各国的时候，数万温州人作为中国劳工的一部分来到了西欧，有的战后便滞留在欧洲。
他们的数量虽然远不能和广东籍、福建籍的华人相比，却是最早闯世界的温州人。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温州人为圆自己的致富之梦，顺着祖先的足迹，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各种途径，漂洋过海到了西欧。新移民大大壮大了欧洲的温州人队伍，温州人成了欧洲华人的主体。还有一些温州人，来到了美洲大陆。近年来，海外温州人初步估计已达５０万人，这些温州人和分布在温州以外的中国各地的温州人，共同构成闯荡天下的温州人的两大组成部分。
海外温州人分布在全世界的近７０个国家和地区。巴黎、马德里、罗马、米兰、法兰克福、莫斯科、洛杉矶、纽约、新加坡等国际着名城市，甚至肯尼亚、索马里等非洲的偏远国家，都有温州移民的影子。温州籍移民人数最多的当属法国的巴黎和意大利的米兰等城市，近年来两市的温州人都已达１０万人，在当地形成相当规模的温州城和温州商业街。由于主要通过非法途径进入，近二三十年出国的温州人大多经历了艰难的白手起家阶段，早期只能摆地摊或通过出卖劳力和不多的技术谋生，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现在，在不少国家，他们都已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零星的经济活动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巴黎的某些地方，例如庙街，温州人甚至挤走了犹太人，将这条街演变为温州商业街。自９０年代开始，巴黎的温州人的经济活动日益壮大，在美丽城大街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温州商业街。在这些店面林立的温州商业街上，有的温州籍老板营业额超亿法郎，一年赚百万法郎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意大利，有许多专门以制鞋为主的温州人，他们生产的皮鞋已在号称皮鞋王国的意大利占有一席之地，相当一部分出口中国。据法国的《欧洲日报》报道，目前中国大陆商场销售的进口皮鞋中，意大利皮鞋占了７２％，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在意大利的温州人制造。这家报纸用了“皮鞋：温州人产‘意大利造’”，来形容这一奇特的现象。
私营经济队伍的壮大，改变了全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在温州的全体就业者中，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所占的比重，１９８５年分别是４３．６％和５６．４％，１９９３年已改变为６９．３％和３０．７％，平均每１０个职工中有７个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然而，就全国而言，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在全国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１９８９年只是２．９％，到１９９３年仍不过是１０．８％，平均每１０个就业者中只有１个在私营部门就业。仅仅依据就业结构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私营企业的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１９９３年以后，私营部门从业人口在全体就业者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呈上升的势头，到２０００年可以说温州绝大部分的就业者都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
从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对我们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变革。对于职工而言，从长期以来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到私营企业，也是一场不小的改变。在这一变动中，有的人因在一段时间之内找不到工作，个人和家庭还要蒙受失业的痛苦。这场变动同样发生在温州，仅从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的职工比率远大于其他地区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温州人经历的这一场变动远大于其他地方。事实上，最近几年温州每年都有好几万人下岗。仅１９９６年，占国有、集体企业三分之一强的２３８３家工厂都有人下岗，人数总计约１０万人，遍及纺织、服装、机械等各个行业，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１６个百分点。然而，由于温州人已习惯自我创业，习惯了在私营部门工作，而当地发达的私营经济部门可以接纳大量的劳动力，在温州失业者的脑海中没有其他地方人普遍持有的“下岗”的概念。在温州，几乎没有下岗职工到政府门前要饭吃，要救济，政府成立的下岗职工安置办公室很少有人上门。温州市政府的官员说：“这些年，市工商局正为无法贯彻国家有关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而发愁呢！因为很少有人来打听，来申请。”这种现象在全国确实极其罕见。
长期以来的勇于创业，靠自己能力解决困难的人生经历，铸就了温州人凡事依靠自己的独立精神。去年，温州一家媒体曾在街头进行过一项随机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假如你碰到困难，你是首先找别人还是靠自己？９８％的温州人回答靠自己。创办企业，靠自己；寻找工作，靠自己；甚至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也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恢复生产。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７号台风在温州登陆，强劲的台风裹挟着滚滚巨浪，在温州沿海造成惨重的损失。全市房屋倒塌数万间，人员死亡１０００多人，许多工厂进水，店铺货物惨遭浸泡，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０多亿。在这场百年未遇的浩劫面前，温州人民表现得非常坚强，数万无家可归的人想办法投亲靠友，自我救助，没有一人来找市政府要房子，要救济。温州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周内基本上恢复了生产，三个多月时间全市已焕然一新，再也见不到大自然肆虐的痕迹。
３．投入１元产出１０元
提要：温州一家一户的家庭工业看似简陋和原始，但因其是私人企业，比起那些产权关系不明确的国有、集体企业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温州人凭借着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创出一个“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