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独具魅力的“老百姓经济”
提要：温州私营经济的率先兴起和发展，是内因和外因作用的结果，环境的逼迫是外因，内因是经千余年锤炼发展的温州的创业文化。不过，切不要以为，只有温州人，依靠祖传的创业文化，才能在商海中屡战不败，大发其财，其他地区的人仍可以借鉴温州模式，发展自己的经济。温州创业文化的关键在人，在于人人参与，将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这一点，完全符合人的本性，是各地可以借鉴温州模式的主要根据。
通过以上两章的介绍，温州创业文化的面貌已基本凸现在我们的面前。温州创业文化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将自己创业致富的积极性高度发挥出来。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创业致富的热情，是温州创业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温州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根本所在。
一位经济学家曾将温州私营经济的经营和管理模式，概括为六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显然，这是一种全民参与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体力、精力、智慧和社会关系，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由于人人参与，家家努力，温州私营经济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够在改革开放前不为极“左”政治的高压彻底摧残，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环境开始宽松，它就如同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形成可观的生产力，并最终在温州经济中占了支配地位。
由于温州私营经济有着上述明显特点，有的经济学家将温州模式的实质，概括为民办、民营、民有和民享的民本经济。有的经济学家将温州经济称为“全民经济”，或者“老百姓经济”、“草根经济”。有的学者认为：温州的经济发展不占“天时”，不占“地利”，惟占“人和”，整个温州都是培养市场经济高手的地方，可以将之称为“温州企业家大学”。有的温州领导认为，企业、市场、政府、人等四大要素都是温州为什么会富、为什么发展快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人。有的论着指出，每年全国都有那么多人千里迢迢到温州取经，你说具体取到了什么经营之道很难说，但温州人的创造热情和百无禁忌般的市场开拓精神，则无疑鼓励了所有的取经者。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是推动中国经济进步的原动力之一。
无论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１９７８年以来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温州都是一个大课堂。温州用铁的事实，揭示了一个生活中的普通常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他们对发展经济有着巨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再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压制不住的，一旦这种积极性发挥出来，中国经济就能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此外，它为我们再次重申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温州人用自己的实践使全国人民获得上述认识，这一点可以说是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贡献。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长期以来总人口的８０％以上居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村的现代化。温州的私营经济，首先是从农村地区开始发展的，并最终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面貌。就此而言，温州模式首先是农民的模式，解读温州模式就是解读温州农村的现代化行程。因此，人们在强调私营经济对发展区域经济的重大意义时，都同时强调了私营经济对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也由于这一原因，人们特别重视温州模式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我国形成了三种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模式，即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主要依靠接近港澳的地理区位，引进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外资，发展“三来一补”这种外向型的经济。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缺少珠江三角洲这种有利于吸收外资的地理区位，加上原有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的原因，难以将引进外资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苏南模式主要依靠乡镇集体企业，利用靠近上海等大城市的便利发展起来。苏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存在两个大的局限性：第一个是政企不分，乡政府或镇政府对企业干预太多；第二个是产权不清，产权归谁，谁对资产负责，一直很模糊。因此，这种模式，不仅产生出很多类似国营企业那样的管理中的弊端，也不易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人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对比，认为苏南模式是能人经济，是当地出了一两个有能力有公心的干部，率领群众发展经济的结果；而温州模式是众人经济，不是靠少数能人支撑起来，而是由成千上万的能人支撑起来的，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能人。由于这样的原因，温州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温州模式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开花结果，而苏南的乡镇企业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逐渐陷入困境，不得不进行力度较大的调整。
最近十余年来，发展私营经济的环境逐渐宽松，党和国家采取不少有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党的十五大把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地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把它们的重要地位在宪法中正式确定下来。２０００年１月，被誉为“具有历史性飞跃意义”的《个人独资企业法》正式实施，这一举措对启动民间投资、鼓励个人创业、实行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都有重要意义。随着十六大的胜利召开，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私营经济的发展。我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已清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位学者指出：它最重大的成果，就是衍生出决定中国未来的三大经济力量，即跨国资本——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历史演绎的力量，国家资本——中国国家工业化所遗留的力量，以及民间资本——从这两个体系转换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间经济力量，而这三种市场力量的交汇博弈，最终可能会创造出“赎卖”中国旧历史机制的新的历史机遇。问题在于，这三种力量中的前两种，即跨国资本和国家资本，目前力量都足够强大（至少看起来），民间资本的力量尚难与它们相抗衡，民间资本如何才能迅速发展起来，真正成为框定经济未来的三大力量之一？
在我国，像温州这样人多地少、交通闭塞、国家投资不多的地区仍然不少。它们难以吸引大量外资，目前除了可以吸引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民营资本进入以外，只能主要依靠当地人民的力量发展私营经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温州模式具有顽强生命力而又“价格低廉”（国家基本不要投资），已经创造了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典范，对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村具有很大的借鉴和示范作用。这些议论，正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于是，温州模式，这一人们多年来议论纷纷的区域经济现象，继从门缝中钻进我国国民经济这座大厦的厢房之后，正开始堂而皇之地迈进辉煌的大殿。
如上所述，温州私营经济的率先兴起和发展，是内因和外因作用的结果，环境的逼迫是外因，内因是经千余年锤炼发展的温州的创业文化。温州的创业文化是温州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产物，同样，我国其他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所谓的“百里不同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切不要以为，只有温州人，依靠祖传的创业文化，才能在商海中屡战不败，大发其财，其他地区的人仍可以借鉴温州模式，发展自己的经济。温州创业文化的关键在人，在于人人参与，将人的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这一点，完全符合人的本性，是各地可以借鉴温州模式的主要根据。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改善人的生活为根本目的，而过好生活是人天生具有的欲望，发展经济最根本最原始的动力就是人要过好生活的强烈欲望。这一强烈欲望，不仅温州人有，各地的人也都有。只要有这欲望在，就会有创业致富的冲动，就会形成形形色色的创业文化，只是各地区表现有所不同，带上自己地域文化的特色罢了。就此而言，温州创业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创业文化，有着共同的人性的基础。
这是最基本的一面，决定了温州创业文化的可借鉴性。
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都是区域内部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传统文化诸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我国地域广大，面积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约占地球的四五分之一，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很不一样，向来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经济差异。不仅在内地和边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内地各区域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北部地区平原面积广大，有着很好的发展耕作业的条件，历史上人们依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便可以满足衣食之需，农业一向在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南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地表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面积较少，相当多的地区缺少发展耕作业的有利条件，人们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也不得不依靠工商业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因此，历史上南方的经济结构，实际是农业和工商业并重的二元结构：平原地区农业发达，人们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大；山区工商业和利用山林资源的农业多种经济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并进而对附近平原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促进这些地区工商业和农业多种经济的发展。着名的经济史学家傅依凌教授在分析明清时期我国商品经济的不平衡性时，就特别强调某些山区生产曾出现商品性较大的特点。除此之外，海岸线的状况也是影响南北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自唐朝后期以来，因陆上丝绸之路衰微，海上交通成为我国发展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由于北方的海岸线大多是不便于停泊船只的沙岸，我国的海上贸易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由此也助长了南方地区的商业之风。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在强调各地经济的特殊性时，需要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形成的历史背景。
古代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是相当明显的。明代后期一位叫张瀚的官员谈当时各地的工商业状况，说道：“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江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意思是说，首都北京是全国商品集聚的地方，但北京的商品大多来自江南，手工业工人也大多来自东南地区；西北也有不少手工业工人，不过他们都不愿离开家乡，很少到外地经营。民间习俗也是江南比江北奢侈，最奢侈的是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三吴地区。一般说来，商品众多、手工业发达、生活奢侈的地区，都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反之则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要低一些。根据张瀚的观察，上述各地区的商品经济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一些地区有一些地区无。就以今天最为落后的西北地区来说，当时仍有不少的手工业工人，只是他们不愿离开家乡罢了。这就说明，无论处于何种经济和何种自然环境下，市场经济都会顽强地存在着，只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力量大还是力量小而已。
然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却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体现，并直接反映到当地人民的思想观念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陕西关中历来是西北最富庶的地区，明代同样如此，但明代关中的富庶只是农业，工商业却相当落后。明朝《同官县志》说同官县（县城在今铜川市北面）风俗：“同民专务稼穑，不事纺织，不习商贾，民少生业，故贫。”
意思是说，这一县的人只知道种田，不会纺织，不会经商，生活出路很少，所以贫穷。这本县志还详细列举了当地人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地下有丰富的煤炭却不开采，山上的树木可以成材却不种植，药材种类繁多却不挖掘，既很少有人种桑养蚕，又没有人种植棉花。其实，同官只是关中的一个缩影，关中其他的县大体都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在比较了明清时期的关中和江南的手工业以后，得出结论：关中手工业落后于江南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不重视手工业生产，更不认识到手工业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但一般人不习工艺，借此增加收入，即使这个地区的大商人也不愿意投资经营。手工业的落后是人们商品经济意识差的一个体现，据此可以推测商业的发达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清代中期是关中地区商业最繁荣的时期，但以全国商业的发展情况而言，这里的发展水平比江南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代以来，由于来自西方的先进生产力首先在沿海地带登陆，再往内地渗透发展，东部的市场经济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发展，位于内陆的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即使经过１９５３年以后二十多年的重点建设和资金倾斜，仍未能消除差距。
自上个世纪的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存在着东部和中部、东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的差距，同一个省内还存在着地区之间的差距。人们看到了差距，开始谈论差距的成因和消除的方法。毫无疑问，贫困地区经济之所以落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太小，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过低，在相当多的地区，例如广大的西部，则突出表现为私营经济的发展过慢。１９９９年底，在东部１１个省市的工业领域，国有经济只占３３％，私营经济已占到６７％，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五省的民营经济总量已占五省国民经济总量的７０％以上。而西部１１省市区正好与东部省市相反，１９９９年的私营工业总产值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２７％，西部１１省市区私营工业产值合计数只及浙江省一省私营工业产值的５７％。
为什么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迈不开创业的步伐？除了某些措施不当和地方政府领导不力的原因，主要在于落后地区的创业文化过于微弱，不足以刺激人们奋起创业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