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于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可见当时儒家学术传播的繁荣。虽然关于当时儒家传播思想的著录不多见，但从间接的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一些。
那时，《左氏春秋传》中大多是古字古言，学习者只能依靠传统的训诂进行理解。于是大学者刘向的儿子刘歆整理《左传》，引用传文解释经文，并且加以阐述发挥，使章句的义理显得完备和明确，由此开创了诠释的学风。汉哀帝任命刘歆做五经博士，向各位博士讲解五经，博士们都不肯听从。于是皇帝让他当太常博士，刘歆训斥大家说：
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子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往者，辍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刘歆先是分析了儒学衰落的原因，接着批评了在经学传播中的错误行为：孤陋寡闻地只从字面分析，或者凭着死记硬背地信口胡说，或者不联系现实地糊涂应对，或者抱残守缺地坚持个人的主观意见，或者出于私心而盲目随从。他进一步分析，尽管《易》有施、孟、梁丘三家，《春秋》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尚书》也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诠注的意义各不完全相同，但都能并存是为什么呢？他说“与其批评而废止它们，不如批评而保留它们”，并针对朝廷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一步指出：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理论所以没有在社会上消失，就是因为有传播它的人。贤良的人有志于大道理，一般的人有志于小道理。现在《易》、《春秋》和《尚书》有几家的诠注，因此能兼容大道理和小道理，怎么可以偏废呢？如果只关注自己的观点，保守片面狭窄的道理，只赞成同门的学术思想，排斥符合事实的真理，就违背了君主公开的申明，丧失君主提倡儒学的意图，而落入一般文官们的空洞议论，这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刘歆提出了传播对象与传播者的关系，好的东西需要有人去传播，不然便会湮没；传播要有兼收并蓄的观点，不以一己之见而定废存。刘歆的这一传播观点，不仅对当时儒学的弘扬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后来发展的诠释传播具有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诠释传播的创导也推动了民间的求学，私学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与官学相应，自成系统。私学传授“小学”，学校称书馆，教师称书师，所事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主要教认字。蒙学之称取自《周易·蒙卦》的爻辞：“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后人遂把知识的初始传播称为“启蒙”。蒙学的教材主要是周代的《史籀》，秦代的《三苍》（《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以及汉初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和史游的《急就章》等。这些教材易学易记，它们将日常生活中的用字汇编成韵语，琅琅上口。第二阶段是经学，主要教授《论语》和《孝经》。私家经师教学与官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一致，私家经师的教学还直接继承了战国诸子的聚徒讲授之风。
这种私学的设立，取决于教师的专长，诸子各家皆有教授。曹参在齐为相时，胶西有盖公善长黄老之学，曹参就把他接到官府请教。盖公本来是学申、商刑名之学的，他受聘任文学掌故后又受文帝命，前往济南向伏生学习儒学经典《尚书》。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经书的学习与入仕做官紧密相连，这就成为一种传播导向，使儒学成为了西汉私学和官学教学的唯一内容。私家经师教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著录弟子，一种是及门受学。前者往往在门下署名，经师不必亲临授业；名师门下这种著录弟子常有数百上千。后世的所谓“拜门”弟子，就是由这时开始。它成为中国文化传播和教育传播的另类形式。
二、陆贾及其《新语》
陆贾（约公元前240～公元前170年），楚人，汉初思想家。刘邦得天下，重武力，轻诗书，陆贾建议刘邦重视儒学，并受命总结秦朝灭亡及历史上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共著文12篇，为《新语》。后人称《新语》开启了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记，陆贾一生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一是出使南越，劝南越王赵佗去帝号，向汉称臣；二是劝说刘邦读《诗》、《书》，晓以“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之理；三是在吕后专权、刘氏天下岌岌可危之时，劝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摒弃前嫌团结一致，为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四是为汉文帝再度出使，劝南越王恢复与汉王朝的臣属关系。
在这四件事中，最能展示陆贾才华与思想光辉的是第二件事情。陆贾《新语》在稽查古今成败之理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新语》一书不仅改变了刘邦对儒生的看法，渗透着闪光的传播思想，也对历代文人产生深远影响。《新语》的传播思想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为儒学传播可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陆贾继承先秦儒家万物感应的思想，以大量事实说明“天地相承，气感相应”的道理，指出古代圣贤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得出经验，并总结客观规律，传授给人民。正是这种传播的功效，才使无序的自然界化为有序的社会。
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智者达其心，百工穷其巧，乃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
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耳听八极，目睹四方，忠进谗退，直立邪亡，道行奸止，不得两张，□□本理，杜渐消萌。
他强调有序传播的确立需要依靠一定的方式和内容，礼仪和纲纪要靠五经、六艺来传播，五经六艺的最高境界“乐”能够引导人们节制奢侈、端正风俗、通达文雅。《新语》进一步指出，办事必须确立规矩，才能扬长避短；只有广泛吸取信息，才能立正压邪、防微杜渐。
（二）强调传播的针对性，指出“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
《新语》认为史学的传播立足于史实，而史实传播必须结合现实，要有社会针对性，才具有教育意义。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
《新语》说：善于传播历史知识的人能结合现实，能阐述大道理的人一定能联系自身和眼前事实。所以史学家在叙述上古圣贤的功绩时，能引起自身的思考；叙述上古暴君的败亡时，能警戒自己，那么道德可与日月长存，行为符合客观规律。又说：讲道理要切近，不必扯得很远，掌握其中的基本精神才会有所成效。又说：有本事的人不急于表现，必须等待客观条件的成熟。道理是为明智的人服务的，良马是为善驾御者发挥作用的，好人是为英明的君主任用的，言辩是为聪明人传播的，书籍是为晓事理的人传播的，历史是为有识见的人传播的。
（三）指出传播者要大智慧，大辩术；受播者不要惑“美言”，不要轻信“谗佞”
《新语》的核心思想，本质上是在倡导真实的传播。
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辩者不可以说众。商贾巧为贩卖之利，而屈为贞良；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
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文公种米，曾子驾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见，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
《新语》说：小小的才华难以抵御大的变乱，没有大的辩术就不可能说服大众。因为现实的传播活动中，往往存在着许多假象，比如商人为了推销他的商品，装作很真诚；奸邪的大臣奸诈虚伪，常常用夸耀自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所以如果没有公正的原则，只是巧妙地藏起自己的小聪明，就很难取得传播的效果。又说：聪明人的短处，不如愚蠢人的长处。米不能殖生，而文公种之；羊不能车御，而曾子驾之。如果对相士考察不仔细，就会轻信邪辞而失去行为的方向。即使明察秋毫的人也有失察的地方；即使心胸宽阔的人也有不能容忍的事。朴直真实的人比较忠诚，巧言善辩的人容易叛逃。《新语》分析了传播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指出不要受虚假传播的干扰，坚决反对花言巧语，并进一步指出谗人看似贤良，说讨好话好像很可信，其实只会让人更加糊涂。
（四）认为“上之化下”的关键是统治者的“以身作则”
《新语》分析秦王朝衰败的原因，认为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筑长城以备胡、越，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威震天下。但结果呢？
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故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也。王者尚武于朝，则农夫缮甲兵于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应之以俭，骄淫者统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贼，让行而争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风易俗。”岂令人视之哉？亦取之于身而已矣。
陆贾尖锐地指出秦之覆灭，政令太烦琐、刑罚太残酷是其原因之一。所以，统治者要教化民众，应该像风吹草一样，快速而求有效。君王在上面提倡武力，那么百姓就会在民间整理兵器。管理人民时，看到百姓奢侈就要用节俭来教育，发现骄横淫逸就要用道理加以制约；从来没有上面仁爱而下面动乱的，没有大家让道而会发生争路的。故而孔子提倡“移风易俗”。难道只是给人看看的吗？应该从自身做起啊！
（五）承认舆论的巨大导向，强调流言的可怕及谣言的危害陆贾以赵高“指鹿为马”和人告“曾子杀人”两件历史故事为例，阐释了舆论传播对人的认知的干扰，深刻揭示了“众口毁誉”的严重后果。
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夫邪曲之相衔，枉桡之相错，正直故不得容其间。谄佞之相扶，谗口之相誉，无高而不可上，无深而不可往者何？以党辈众多，而辞语谐合。
夫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夫曲直之异形，白黑之殊色，乃天下之易见也，然自缪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众邪误之矣。如果一个人不愿随俗，往往会被孤立。那些奉承阿谀之徒，常常结为党羽，相互帮衬，什么坏事都能做成。众口一词，或诽谤或赞誉，甚至可以使石头浮起，木头沉下！造谣的人一多，把直的也可说成曲的。虽然看在眼里，若不加考察，白的也会当作黑的。尽管曲和直其形状不同，黑和白其颜色不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谬误仍然会发生。为什么有的人漠视事实而不能分辨是非呢，就是因为造谣的人多而造成认知上的模糊而形成错误。虽然《新语》没有也不可能从现代传播原理去解释虚假传播的严重祸害，但是已经把舆论跟传播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传播能制造舆论，舆论也会影响传播，所以传播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六）指出感官的特殊功能，强调传播必须通俗易懂《新语》认为感官是传播的主要渠道，如果眼睛不明黑白，耳朵不分清浊，口舌不能说清楚好坏，这就叫“无能”。所以传播思想一定要通俗易懂，深入人心，使人耳聪目明。
夫目不能别黑白，耳不能别清浊，口不能言善恶，则所谓不能也。故设道者易见晓，所以通凡人之心，而达不能之行。
目以精明，耳以主听，口以别味，鼻以闻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两兼。两兼则心惑，二路者行穷。正心一坚，久而不忘。
五官各有不同的受播功能，目主管视觉，耳主管听觉，口主管味觉，鼻主管嗅觉，手主管把握，脚主管走路，各自不能相兼，也不能替代。《新语》深刻地指出五官与手足，各司其职而互相配合，一旦相兼或相代，就会使心志困惑，行为错乱。因此，受传者必须心思专一，才能把接受的信息牢牢铭记在心里。
三、贾谊《新书》及政论传播思想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据《汉书·贾谊传》记载：他18岁就“能颂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史记》称他20岁“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被荐为博士，参与临朝议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后因才遭妒，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去，心中郁郁不乐，死的时候才33岁。他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观点对当时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影响。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著有《贾子》。今传《新书》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贾谊《新书》是一部政论文集，但其论述内容除涉及政治领域外，也旁及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形势的深刻认识和对汉王朝命运的关注。《新书》中也显示贾谊在传播理论上的独特见解，特别是封建社会传播规范等问题，多有先秦诸子未曾论及的地方。
（一）主张人际关系上的贵贱区分在物化标志方面应有所显示他认为等级、权势、衣服、号令等是区分身份的标志，他说：
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着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乱且不息，滑曼无纪，天理则同，人事无别。然则所谓臣主者，非有相临之具，尊卑之经也，特面形而异之耳。
近习乎形貌然后能识，则疏远无所放，众庶无以期，则下恶能不疑其上？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孔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