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础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而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只是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
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春秋离乱，唯有鲁国还保存着周王朝的传统礼乐。季札是吴国新立的君主，因自觉夷昧，故特意到鲁国来学习礼乐。于是鲁国就按《诗经》的序列——风、雅、颂为之歌舞，季札观看后，一一加以评述，这有点像当今的学术研讨一样。从季札的口中，可得知他在吴国已经学习过贵族必备的礼乐，但没有观看过中原的正宗周乐，所以他一边观赏，一边大加赞叹。从中我们可见春秋礼乐传播之一斑。
当时的学者互访互传，还表现在春秋时期非常特殊的门客制度。一些学人聚集在权贵豪门之下，据说当时名闻天下的四大君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供养食客上千，有文武兼备之士，也有鸡鸣狗盗之徒；吕不韦凭借秦国实力的强大，不甘落后于四君子，也招致食客，竟达三千人。这种寄食豪门贵族的门客通常都是具有一定专长的人物，他们聚集在一起，客观上起着学术和技术交流传播的巨大作用，史书关于食客传奇色彩的众多记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下面再以《礼记·学记》所载内容，考察西周春秋时期的教学传播思想。教学目的：“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要足以动众。就贤体达，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学体制：“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独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在当时算是对贵族子弟的一种普及教育，所谓“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属于九年制的“大学之道”。
教学守则：“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篋，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首先，上学第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表示敬重学业；第二，先要学习《小雅》之三篇的《鹿鸣》；第三，听到钟鼓声打开书本，恭顺地学习；第四，备有戒尺荆条，对不认真学习者施行惩罚；第五，主管部门在占卜祭祀之后，对学校进行视察，考核教学之优劣。第六，教者时时观察而不絮絮叮咛，使学者铭记在心；第七，幼者若有疑滞必问师，师有所解说必垂听而不动问，使长幼不逾越。以上七条，就是要强调教学秩序。
教学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大学的教学，教要时时用正道，学习要有劳有逸。教学必须循序渐进，不断积累，并使心常怀抱学业，修习不能荒废，休息时也在学习，闲暇时也在学习。这样，才能安心学习，尊敬老师，结交良友，坚信真理。具体化为四个字：“豫、时、孙、摩”。“豫”，在学生没被情欲等干扰时抓紧教育；“时”，在学生最适合年龄段抓紧教育的时机；“孙”（顺），即不急于求进地应材施教；“摩”，充分展开长幼切磋、朋友琢磨的活动。同时应注意学生在学习上的四种过失：一贪多务得；二寡少知足；三不求远深；四见难而止，及时制止和纠正，发扬学生的长处，补救学生的过失。
这些内容至今看来还有一定的价值。由于教育传播的指向具有特殊性——促使人的社会化，其担当的传播任务就特别重要。作为传授双方的教师和学生处于互动的两端，在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中前者是“官”，后者是未来的“官”，所以很明显存在两条规律，一条是教育与政治——封建礼乐制度相适应的规律；另一条是教育与教育对象身心发展和个体特点相适应的规律。而这又是古今一致的。在教育传播的传播环节中，教师是教育信息的主动传播者，他必须通过学校有意识地对下一代传播信息：官场的礼仪、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观念、思维训练和智力开发、政治历史知识、贵族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社会风俗习惯，等等。对传播教育的专门化人才的要求自然就更高，所以《学记》说：“君子知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
对教师的要求除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外，还必须在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和教学心理等方面有特定的要求。
（1）要善于教学。“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也就是说，教师要善于用简约的言语说清楚深刻的思想，能从小事情启发大道理，能用一些譬喻来使学生明白事理，从而接受教育思想。
（2）要严于教学。“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难诏于天子，无比面，所以尊师也。”做教师要对学生严，严格了才使教学内容得到学生重视。要使教师严格，使学问受尊重，就要对教师尊重。
同样，教育传播对受播者的学生，也有特定的要求。受播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形成了整个教育传播得以实现的背景。
（1）要善于学习。“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于学习主要是学者勤问，师者善答。“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这是获取知识的规律。
（2）要善于实践。“良治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在学习上很重要的是用心，是耳濡目染。所以杰出工匠的子弟往往能学会补缀裘皮，优秀弓箭手的子弟往往能学会编织柳箕。这好比刚学拉车的马，不急于走在车的前面，先跟在车后熟悉一阵。因为学习本身是一种积累。
（3）要调动潜能。“古之学者比物丑类”，“君子大德不宜，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好比鼓虽然不在“五声”之类，但没有鼓五声就不能成乐；水不在“五色”之类，但没有水五色就不能配和成色彩；学不在“五官”之类，但没有“学”五官就不能调动治学；教师不在“五服”之类，但没有“师”五服就失去亲情。所以学习必须务本，必须把人的全部潜在的能力调动发挥出来，才能取得效果——深化的理解。
三、《春秋》大义及其史学传播思想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按着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实。周时专设立史官，负责记录“邦国四方之事”，“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当时诸侯各国也设置史官按年编写，各有国史，但名称不一；楚国称国史为“梼杌”，晋国称国史为“晋乘”，鲁国则称之为“春秋”。据说商代和西周时期，一年只分春秋而无冬夏，故称年为“春秋”。春秋时期虽然已经划分四时，人们仍习惯以“春秋”的旧称纪年。所以齐、鲁等国的史书就叫《春秋》。东周时诸侯各国的史书经过战乱的历史变迁，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被保留了下来。
孔子早年周游列国，有14年之久，可是一事无成。他在63岁怏怏回到家乡鲁国，以“国老”的身份问政，有机会阅读鲁国的国家档案，便萌生了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的想法。于是经过8年左右的时间，编就《春秋》。全书约1万7千字，“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地记录，主要内容是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如王权、政变、分封、继嗣等，也包括诸侯之间的征战、会盟、朝聘等；还记载一些严重的自然现象和事件，如日月食、地震、山崩、星变、水灾、火灾、虫灾等；经济方面方面则有祭祀、婚丧、成筑、宫室、狩猎、土田等。庞杂而有序，纷繁而不乱，无论从它的传播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上看，都称得上是经典性的历史著作，故古人尊之为“经”，而且冠盖群经，独享其尊。清代经学家刘逢禄指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康有为也说：“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诗》、《书》、《礼》、《乐》并立学官，统于《春秋》有据乎？据于孟子。孟子述禹、汤、文、武、周公而及孔子，不及其他；书惟尊《春秋》。”两人的观点可谓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学传播的基本思想。《春秋》与《易经》并列成为古代经学传播的典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春秋》的内容超越了个体人事、情感和一般性的人伦领域，对自然与社会作了整体性的哲理思考，属于高层次的传播思想。晚清皮锡瑞曾进一步阐述：“……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与《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春秋》千百年来作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传播的“教科书”，它既有立足王权的政治体制宣传，又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伦理教育。
《春秋》记载的时间段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包括12代鲁国君王，计242年的历史。全书以时间为经，事实为纬，虽然把鲁国作为叙述主体，但旁及鲁之周围各国，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春秋》实际上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事形势的真实再现，所以后人也就把那段历史时期称为“春秋”时期。
根据《春秋》的传播内容及孔子编纂的动机和目的，我们把它的传播思想和价值分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春秋》在政治传播上的“大义”
通过史书进行政治传播可说始于《春秋》。史书显然成为政治运作的控制品，我们从一些具体操作活动就能看出某种特定信息的传播过程，以及为这一过程而存在的传播者（孔子）、信息（经过孔子删订的史实）、媒体（编年史的《春秋》及后人的诠释）、传播环境（列国纷争）、受传者（后世的统治者和孔子的弟子）和传播效果（《春秋》之为“经”），了解到春秋时期政治形势的特点，了解到传播的核心思想——孔子的治国之道。
孔子编纂《春秋》目的不在于为后人提供真实的史实，而是用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以留给后人效法。关于孔子编纂《春秋》的意图，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下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对当时“臣弑君”、“子弑父”这种违背封建伦理秩序的局面，非常不满。他想匡救时弊，把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孔子的苦心。南方的楚部落建国已近300多年，国君自称为“王”，但坚决维护宗法制度尊卑等级观念的孔子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在“正名”思想指导下，拒绝称楚国国君为王，而在《春秋》里贬为“子”，以示他对僭用天子专用称号的诸侯的谴责。虽然“正名”对《春秋》总体事实的真实毫无损害，但这种所谓“春秋笔法”无疑是对历史的偏离。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视作第二生命，孔子的弟子则把经过师尊删订的《春秋》视作经典，认为每一个字都有深奥而神圣的含义。司马迁针对“春秋笔法”，这样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所谓“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在他对史料的取舍上，由此倾注入孔子对历史事实的褒贬意见和对善恶的评价，不少地方显出他敢于揭露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淫秽纳贿的腐败现象以及仇杀助乱的黑暗面貌。董仲舒认为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如《春秋》第一篇就讲“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是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争位自相残杀的事；又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天王指周平王，平王是周武王的11世孙，其49年迁都，为东周。鲁国国君惠王刚死，其妾仲子生病，周平王就派使者前往赠送丧葬之礼。隐公即位，封桓为太子，封仲子为夫人。仲子是太子桓的母亲，周平王为了笼络关系，所以破例送礼。但孔子认为这是君王不守君王之道的表现，不成体统，故书上一笔，让以后的君王有所警惕。所以《春秋》在儒家弟子看来，还是一部褒善贬恶的评论性经典。《春秋》对善恶的价值评判，对封建统治秩序、名分等级进行界定，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更由于它成功的传播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认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造成极其广泛而深刻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