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程和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而诞生，在中国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基础上发展的。其主要特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对历史的求真和对现实革命和政治的指南为主要使命，在近百年的中国史学进程中留下了重要印记和影响。它是近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又一非常重要的、有特色的学术产物。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种种复杂变化，也有很多前行中的变数。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全国执政地位和步入改革开放年代，其进展中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变化也繁富多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组成部分，和世界各种史学思潮的发展也有呼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是对近代世变和史学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回顾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有利于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
为做好探讨工作，谨先回顾其基本的里程。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和中国共产党的早年革命史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的，而他们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早奠基者。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者和传播者。通过当时的《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学习和宣传唯物史观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热点。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著作，都注意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的关系等基本原理；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是按着“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及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学说和理论。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如同新陈代谢，都是不可逃脱的命运。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既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作好了准备。其中，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这一开创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着重阐述历史和研究历史的目的，阐述历史研究目的就是要发现和掌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为变革社会的武器，服务于现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人们学习研究历史应该面向时代提出的课题，自觉投身到变革历史的伟大斗争中去。
早期革命家还非常重视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订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注意从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揭示现实社会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意义。诸如刘少奇等撰写的《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撰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二七大屠杀之经过》、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等关于当代历史事件研究的著作；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机会主义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著作。创建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是微薄的，但这些著作至今都还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研究的重要著作。
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前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郭沫若流亡日本，开始研究中国史，1929年辑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关于这本书的著书动机，郭沫若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认为商代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东周以后进入封建社会；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强调，人类的发展无论红、黄、黑、白等人种，其过程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也应是一样。“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934年前后，吕振羽也相继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作者将先民以来的历史划为四个阶段：一为史前社会（即原始社会）阶段，由原始群团发展到母系、父系社会。其中，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仰韶文化是母系社会的典型例证。二为殷商奴隶社会，“已经看不见古代民主主义的形迹”。三为封建社会，以西周为开端，周秦“让渡到新兴地主的农奴经济”，发展至1840年鸦片战争。第四阶段由鸦片战争至今，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历史进程是合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特点的，“完全和其他世界各民族一样，并不是从另—星球上飞来的……”“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翦伯赞、邓云特（即邓拓）等人也都参加了当时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鼎声（即李平心）还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为依据，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一书，使中国社会有规律发展的理论和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扩大了影响。是时，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华岗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等，也是当时涌现的关于当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称革命已经成功。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苏联国内托洛茨基分子反对中国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确是资本主义，还说中国几千年一直是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亚细亚生产方法就发生急剧的变动”；“一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国内的托洛茨基派、国民党新生命派、改组派和某些无党派背景的学者响应之。他们说：“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处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农业生产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业生产的基础上面的。”中国农业问题始终是“资本问题的一面”，“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在他们的社会史研究的著作中，或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形态，或把秦至清一长段封建社会说成是“前资本主义”，或把鸦片战争后的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从而当然地没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了。陶希圣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称，“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这场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深入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大讨论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对于正在寻找光明的革命者，无疑是重要的革命背景的理论启示。虽然这一重要的历史认识，表面上没有和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实际斗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向人们有力地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将走向何处。处于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同时，开始形成其专业工作者的学术队伍。
诚然，大论战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还不止这些。像郭沫若在日本时期所完成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书，把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对史学界有深远影响。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以将考古发掘的成果和神话传说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了对史前社会的探讨，至今看来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一个真正的关键时期。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著作相继问世。1941年至1942年，正是抗战的相持阶段，其艰苦难以想象。如何坚持抗战，有一个对广大干部和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有学者曾这样谈起过：“现在抗战还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很需我全民族优秀的儿女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再接再励，不屈不挠，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忧，继承革命传统底时候，研究自己民族底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强调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自己发展的过程，看到古人兴衰成败的各种画图，就可以得到许多经验和教训来作大家行动的指针。这是一大批通史撰写的原因。这些通史著作中，还贯穿了对封建道德观念批判分析的立场和对妨害民族新生的腐朽观念的反对。
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史学理论上作了探讨。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都是这时涌现的著作。当时的重庆和延安，都曾抓住对赞同日本侵略主义的秋泽修二的批判，开展了对中国社会史理论问题的再研究。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中国历史是否“停滞”的问题。吕振羽、华岗、王亚南、李达、吴泽等很多学者，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学者们在探讨中谈到，中国历史不存在“停滞”的问题，说中国历史发展“迟滞”倒是可以商榷的。秋泽修二所以说中国历史发展“停滞”，是在为日本侵略中国制造理论依据。学者们由此提出了撰写中国人自己正确的、完整的历史著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解放，需要这种民族文化的砥柱和理论指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促进学者们的思考。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学者们呼吁实现学术“中国化”的问题，使先进的文化活用于中国。“学术中国化”的结果，导致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的问世，还促使产生了若干部重要的思想史、专门史著作。诸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和“民族化”、“中国化”相关的，还有“大众化”的问题。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通史著作，还十分注意对社会的普及问题，一批通俗的小册子如许立群的《中国史话》也纷纷问世。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遭到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围攻。
这本著作赞扬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朝腐朽统治的意义，分析了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中央把郭沫若的文章印发全党学习，要求全党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历史教训，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鉴今作用。
从抗战后期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华岗的《中国近代史》（上）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吴玉章的《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运动简史》、李平心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吴泽的《梁启超与康有为》等。这些著作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指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入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统治者的腐败是近代中国社会黑暗的又一重要根源，人民反抗斗争则阻遏了帝国主义的进一步践踏。有的学者如吕振羽等，还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他的《中国民族简史》被认为是国内首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史著作，受到民众欢迎。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和范围扩大了，专业研究人员较前增加，出现了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历史研究室等专职机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从宏观上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领导，从而开展了对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等。毛泽东也亲自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方法论。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