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晚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前人对这首七绝名作评赞颇多:周敬《唐诗选脉会通》赞其“色色争妍,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图”;宋宗元《纲师园唐诗笺》称其“二十八字中写出江南春景,真有吴道子于大同殿画嘉陵山水手段,更恐画不能到此耳”;何焯《三体唐诗》以为,“功夫极深”,“缀以烟雨二字,便是春景”;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亦评其“前二句言江南之景,绝妙惠崇图画也;后言南朝寺院,多在山水胜处,有四百八十寺之多,况空蒙烟雨之时,罨画楼台,益增佳景”云云。前人所评,全不出诗句字面意义,都以为小杜四句尽写春色,且一致将后二句解说为一般陈述句式,同作者本意似有不甚协调处。
今人的多种注释和赏析资料,大抵沿袭前人观点,仅就字面意思解析这首诗。
《古代诗词名句选》解释如下:
这四句诗写出了富有特色的江南春景:花红柳绿,莺啼燕语,水村山郭,酒旗迎风,更有许多金碧辉煌的庙宇,在蒙蒙烟雨中交相辉映。
《唐诗鉴赏辞典》所载“杜牧·江南春绝句”条下作了如许赏评:
......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杜牧诗文选注》则略加考释:
四百八十寺——南朝从梁开始大兴佛教,梁武帝时达到极盛,建筑寺院有五百余所。“四百八十”本来是确定数字,在这里用作虚指,形容寺院之多。
《唐诗选》在引述《南史·郭祖深传》对南朝寺院建筑规模进行考析之后,作了这样的评论:
末两句写景如画,景中寓情,凭吊南朝的覆亡,并讽其迷信佛教,广建佛寺。唐朝君主也崇信佛教,寺宇奢丽,杜牧写此诗含有现实的讽谕意义。
这则评论,把杜牧诗中“现实的讽谕意义”界定为唐朝君主的“崇信佛教,寺宇奢丽”。这同杜牧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作者的际遇和情绪相去甚远。
唐初,李氏帝王为使自己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一反隋代崇佛抑道的做法,确认道教始创者李耳为李唐皇族的“始祖”,大力扶持道教。武则天专权后,开始崇信佛教,至宪宗达到鼎盛。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上书“谏迎佛骨”,险些丢了性命。但是,唐武宗即位后复倡道教,帝号为“至道昭肃孝皇帝”,立意恢复初唐法治。为了削弱日益增大的寺院政治、经济势力,武宗以“僧尼耗蠹天下”为由,下令毁拆佛寺,勒僧归俗。史称“会昌之政”。司马光《资治通鉴》曾引杜牧《杭州南亭记》(一名《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对武宗毁寺勒僧的情形作如下描述:
武宗即位,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冠二十六万五百。
“会昌之政”期间,杜牧极不得意,屡遭谪遣。他于会昌二年(842)由京城长安出守黄州,四年(844)迁池州,六年(846)移睦州。杜牧当时心有积忿,在《祭周相公文》中,他曾这样写道:
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黍不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西在孤岛。
在《上吏部高尚书状》中,他又写道:
某启:人唯朴,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多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它是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历史”(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杜牧写《杭州南亭记》时,正值唐宣宗反会昌之政,诏复佛寺。杜文对宣宗“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等诏文倍加赞誉,称之为“仁圣天子之神功”。就在这篇小《记》里,杜牧还称道“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舍身为僧奴”云云,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依据上述史实和杜牧本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江南春绝句》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意蕴,我们不难断定:这首七绝无疑写于作者这段特殊的江南生活阅历之中,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二句,不可能不折射“会昌之政”造成的残破景象。
再从杜牧写史绝句的习惯表达方式看,大多为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借史抒情,前人曾称之为“二十八字史论”。例如《过华清官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又如《赤壁》、《兰溪》等绝句,皆为前两句描绘“此时此景”,后两句则翻出境界,借助“彼时彼事”,寄托作者对现实的深刻见解,表达强烈的批判精神。而遥远的历史又总是同现实相糅合,给人以针砭现实政治的丰富意味。在这一点上,杜牧的论史七绝和他的《阿房宫赋》等散文和辞赋一样,有着十分相似的气势和风格。综上所述,无论从杜牧诗作的历史背景考察,还是从作者论史绝句的独特风格和表现技巧来判断,《江南春绝句》都并不在于“通篇层层布景”,借以达到“色彩明丽”的表现效果(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l985年版,第683页)。结尾两句的含义也并不在于要“写出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在空蒙烟雨中若隐若现”,渲染“一种朦胧之美”。而是把武宗毁拆寺院的残破景象与穷愁潦倒的文人心态联系在一起,烘托出萧条凄冷的悲剧性的政治氛因,使之与和畅明丽的自然风光形成一组鲜明的对照。这首名作的结末句式,也并非历来人们所认定的陈述句,而是一个反问句,其真实内涵是:“南朝梁武帝大倡佛教后建立的无数金碧辉煌的寺院,经过‘会昌之政’,如今还有几座飘摇在蒙蒙烟雨之中呢?”
二、评析
《杜牧“楼台烟雨”所蕴涵的独特意味》一文,篇幅短小,内容精炼。文章融分析、考证、推论为一体,材料翔实,学术性强。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论之上的。
文章的论题,逻辑限定十分明确,所谓“独特意昧”是专指杜牧“烟雨楼台”一句中所蕴涵的,但这一句又是“哪首诗中”的呢?显然,如果再加上诗名,论题自然显得过长了。因此,文章一开篇就引用这首小诗,并简洁地点明诗题。这一“引”、一“释”,就是对论题所作的补充和限定,借逻辑用语来表述,就叫作“定义”。
以下两段,是文章的“引论”部分。作者所引证的“前人评赞”和“今人注释和赏析”两部分,分别组成两组并列的归纳推论,二者所推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前人还是今人,都“仅就字面意思解析这首诗”,“同杜牧所处的时代,以及作者的际遇和情绪相去甚远”。引论部分所归纳的这一观点,强调了论文命题与写作的必要性,同时,也为文章的分析论证规定了基本方向。
再往下便是文章的“本论”,本论部分由一个较为复杂的演绎推论组成,演绎的大前提是借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观点: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它是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历史”。高尔基的这一观点揭示了文学内涵的基本规律,具有鲜明的真理价值,用它来作演绎推论的大前提,是十分可靠的。
围绕这个大前提所包含的整体内容,作者组织了三个层面的分析材料:一是对时代生活(即史实)的分析;二是对作家思想情绪的分析;三是对作家咏史七绝独特表现手法技巧的分析。
三组分析中所列举的史实和作品分析材料,组成了整个复杂演绎推理的“小前提”。这些史料和作品都来自实在的引证,因而,其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最终的结论自然也就真实可靠了。
全文的结论,可以说既是本论中整个演绎推论的结论,又是对构成演绎推论小前提的三组分析材料的观点综合。结论的实质内涵是:杜牧不可能不凭自己的真实感情来写真实的生活,作品不可能不折射“会昌之政”所造成的残破景象,《江南春绝句》的前后两部分,表现的是自然美景同政治阴影的鲜明对照。据此,论题所说“烟雨楼台的独特意蕴”就是:“南朝梁武帝大倡佛教所建的无数寺院,如今还有几座飘摇在蒙蒙烟雨之中呢?”
试想,如果作者在写作之前,就有这样一个论证逻辑结构的大抵规划,那么写起文章来自然要轻松、便捷得多。由此,我们可以充分感触到:认识论证的逻辑方法,学会安排逻辑推论的技巧,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意义十分重要。当然,这篇论文也并非无懈可击。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严格的考辨是不允许随意假设的。文章的结论,是在“这首七绝无疑写于作者这段特殊的江南生活阅历之中”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尽管作者对这种推断提供了不少论据,但最终仍旧没有彻底消除推断假设的意味。因此,还不能算是一种完全的确证。
其次,杜牧写过不少漂亮的咏史绝句,前人也的确有过所谓“二十八字史论”的美誉。但小杜咏史绝句大多都是直陈其意,没有过于隐晦的实例,这同《江南春绝句》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作何解释?论文作者并没有提及。
再次,诗歌的审美意味应是丰富隽永的。即使本文论点具有唯一的正确性,对前人自古至今的另一种理解的事实,也是应当给予认可的。从立论的语气上讲,立论一方不必要绝对地排斥前人的观点。因为,用这样的态度来认识文学作品客观的美学价值,才更加符合艺术审美和欣赏的规律。当然,作为一篇矫正前人观点的“翻案文章”,矫枉过正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教育类论文选评
一、例文
对一个农村家庭教育先进典型的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提纲
(1)调查目的:了解农村家庭教育先进典型的具体情况;分析农村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探索农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的一般规律。
(2)调查地点:云南省宣威市杨柳乡可渡村。
(3)调查对象:农民胡军道(男,54岁),阚福珍(女,52岁)夫妇。
(4)调查方法:走访,谈心,调查会。
(5)调查时间:1996年4月16日上午8∶30~11∶00。
(6)调查人员:(略)
(二)调查实况
为调查农民胡军道家庭教育先进经验,我们一行四人赶早上门。
胡家三间瓦房,跟周围的村民相比居住条件属于中等。我们到时,屋外有两个本村的木匠师傅在做家具。
来访者:“师傅们忙着做什么?”
师傅:“给他家打几套家具。”
来访者看到屋里屋外排列的新家具,问:“是不是做嫁妆?”
女主人掩着嘴笑。男主人:“不是,不是。他们(指孩子)都说现在的不好用,又不好看,要换一换。”
屋里原有两个小沙发,一个大沙发,都是旧的,正好够客人坐下,女主人忙沏茶,男主人忙装烟(黄壳“红梅”):
“你们来也不早点说一声,没有好烟,随便抽抽。”
来访者:“(家具)都做这么多了,还要做些什么?”
男主人:“还要做两个书柜,雪梅说学校的书架不好用。”(老三雪梅,中师毕业,本乡中心学校教师)
女主人:“她还要一对沙发,(不然)来个人没坐处。”
来访者:“几个孩子大学毕业都分在外面,现在工作情况咋样?你们放心不放心?”
女主人:“怎么会不放心呢?倒是他们不放心我们,经常写信来问‘给要这、给要哪’?我们缺什么嘛......”
男主人:(对几个大学及专科毕业在外工作的孩子一一介绍)
“唉,就是老四燕梅中学毕业没考上。其实,她学习也不差,就怪她大哥,老早早就写信来劝她‘不要怕考不上,考不着就来我这里,我给你找工作’。这不是,到时候就真的考不上了。你不劝她倒好,她懂得想她的事、使她的劲嘛!”
女主人:“现在她倒好了,在瑞丽开商店,姊妹几个数她文化最低,也数她最挣钱。”
男主人:“实际也满她苦,做生意也要舍得苦,没日没夜地苦。”
来访者:“还有几个在读书的?都介绍给两位上边来的老师听听。”
男主人:“老五在云南大学法律系,老六在城头一中读高中。”
来访者:“听说老六也是高材生——学习是前几名?”
女主人:“他读书不专心,姊妹七个就数他玩性最重。”
男主人:“前几年读初中,进城去参加化学竞赛,别人忙着复习准备,他倒跑出街上逛,看到人家在街边下象棋(摆残局),他蹲下去就跟人家来几盘!”
女主人:“胡冰梅(老七)倒是最乖了,就在上边乡上中学,今年毕业,老师说没问题。”(指升学)
来访者:“你们两口子劳动,抚这么多孩子读书,困难大不大?”
女主人:“现在不算了,都有他们(已参加工作的孩子)顾着许多。”
男主人:“前头些年是困难,那么多张嘴吃饭,个个都要读书,苦是的确苦。”
来访者:“你们有没有想过,让几个孩子少读点书,在家帮大人种地干活?”
女主人:“我们有时候也想,村里好些人都劝过我们——‘大人这么苦,怎么不叫回两个来?’——叫哪个?孩子们都学得好好的,那个我们也不忍心。”
男主人:“孩子们也懂事,叫他们花时间认真读书,可是一到放学,他们就直接到地里来干活,书包都等不得放下。”
女主人:“只要爹妈说过的事,费多大的力他们都要干完、干好。最忙的是烤烟叶的时候,掰下的烟叶背回家堆满三间屋子,等着孩子们下晚自习回家来才辫烟,辫到深更半夜,一杆杆送进烤房担好,才得睡觉。”
男主人:“读到大学,参加工作了,放假回来也是什么都要干,你叫他别干也不行。放下包,卷起袖子就笑着来了......”
来访者:“供孩子上学这么多年,家长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男主人:唉——(深思,但没有张口回答)
女主人:“孩子回来要钱买书,大人手头没有,借又借不到。有时从鸡窝里摸出一个鸡蛋,还热乎乎(刚下)的,交给孩子捧着去供销社,卖一个鸡蛋刚刚够买一本作业本。”
(屋子里很静,大家都没出声??)
(三)调查分析
我们所调查的胡军道、阚福珍一家,是誉满杨柳乡可渡村的教育先进家庭。根据对调查内容的初步分析,其家教成功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父母的基本素质较好:父亲胡军道虽然没进过学校,但自幼在外做工,喜欢学习,爱听人说书、讲故事,照他自己说,“书上的字认得些,读得出音来,但就是不会动手写”。母亲阚福珍是本村第一代高小(小学5~6年级)毕业生,用丈夫的话说,“孩子们一上学,有事都找她”。
2.父母对儿女态度端正:一方面,农活再苦再累,不让任何孩子停学;另一方面,家务和农活都要求孩子参加。七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实际上都处于“半农半读”的学习状态,家庭内部形成了“有困难大家共同克服”的良好意识。
3.父母有一定的教育眼光:胡家的家庭教育,充满了“生活教育”和“养成教育”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是生活所迫、自然形成的。同样条件的农户,为什么别家不能如愿呢?根本原因就是家长有无“教育眼光”。胡军道把老四胡燕梅没有考上专业学校的原因,归咎于大哥缺乏分寸的误导。他认为孩子“懂得想她的事、使她的劲”,过早给她指点从商的出路,使她松懈,“到时候就真的考不上了”。所以结论是:“就怪她大哥”!胡军道的认识,包含着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多重内涵。此外,男女主人对老六“玩性重”的事例描述,好像是批评,却又有几分赞赏的口气,从中反映出他们对孩子个性的认可、肯定和尊重。这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