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适度成本才能获得最佳收益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道理：有投入才会有收益。但很多人却走进了另一个误区：投入越多，收益才越大。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投入越多并不必然会收益越高，一味增加投入有时甚至会损害自己的收益。
投入多少成本才能获得最佳收益，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们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说的就是经济学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并不是这样，投入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才是现实世界中的真相。
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发现投入越多但收益越少的情况。比如在农业生产中，一味地往田地里增加肥料，所获得的产量一般是：随着肥料的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先逐渐递增，当达到一个高度后，再增加肥料，农产品的产量是递减的；如果肥料太多就会把庄稼都烧死，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再如很多国有企业，人员很多，也就是劳动投入多，但是效益却很低，于是“减员增效”使之达到合适的规模，便能达到用适度的成本投入达到最佳的收益。
现实告诉我们，成本与收益并不总是正比例递增的。托尔斯泰写过农妇和鸡的故事：农妇希望她的母鸡多下蛋，于是多喂吃的，结果她的母鸡肥胖得根本不能下蛋了。多给母鸡喂食，反而导致母鸡不下蛋，这说明，投入过多有可能就会“打水漂”。投入成本后，并不意味着收益就会滚滚而来，也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生活中，我们必须掌握投入成本的“度”，只有投入适度成本，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最佳收益。“画蛇添足”的故事能带给我们一点启发。
古代楚国有个贵族，祭过祖宗以后，便把一壶祭酒赏给前来帮忙的门客。门客们互相商量说：“这壶酒大家都来喝则不够，一个人喝正好。让咱们各自在地上比赛画蛇，谁先画好，谁就喝这壶酒。”有一个人最先把蛇画好了。他端起酒壶正要喝，却得意洋洋地左手拿着酒壶，右手继续画蛇，说：“我能够再给它添上几只脚呢！”可是没等他把脚画完，另一个人已把蛇画成了。那人把那壶酒抢过去，说：“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怎么能给它添上脚呢?”说罢，便把壶中的酒喝了下去。
“画蛇添足”比喻多此一举，费力不讨好。其实，“画蛇添足”的人正是没有把握好投入自身劳力的“度”：画出蛇形就能获得收益，倘若再增加自己的成本投入——“添足”，只会最终没有收益——不能喝到酒。
那么究竟什么叫“有度”，什么叫“无度”呢？如何把握“度”的界线呢？简单说，当一次新增的成本投入不能带来更长远的更大利益时，这样的成本投入就应该放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现实生活中，投入多少成本才能获得最佳收益，往往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这个度其实并不好把握。有的人通过几只鸡，就能收获一个家禽集团；有的人付出数百万元投资家禽养殖，却最终亏本。把握好成本与收益的“度”，不仅与个人的素质相关，还跟个人生存的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如家庭出身的因素，如所在地区的大环境，还包括政策限制以及倾斜等软环境。
把握成本与收益的“度”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智慧，它既需要睿智的理性，更需要阅历的积淀。
小聪明会导致大损失
在经济生活中，我们都是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理性一般是有限理性。理性人的主观意愿就是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福利，至于能不能谋到福利则是另外一回事。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但由于人对事物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们的理性往往表现为有限理性了。
有个关于餐具的测试：一家商店正在清仓大甩卖，有一套餐具：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碗，共24件，每件都完好无损。还有一套餐具，共40件，其中有24件和前面那套的种类大小完全相同，也完好无损；此外，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不过有2个杯子和7个茶托已经破损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但人们愿意支付的钱却反而少了。
因为人们往往有这样的心理：一套餐具的件数再多，只要有一件破损，就认为整套餐具都是次品，理应价廉；而件数再少，如果全部完好，理所当然全都是合格品，当然应当高价。可以说，这是理性人的不理性，即“有限理性”。
生活中的我们往往自认为自己是聪明的理性人，处处为获得最大收益而算计，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某些方面的小聪明而已。实际上，我们和“掩耳盗钟”故事中的人比起来，并不高明多少。
春秋时候，有个人跑到晋国的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他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
小偷找来一把大锤，拼命朝钟砸去，但是钟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小偷想办法解决，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小偷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他精于算计：要把大钟偷回家，就必须把大钟砸碎，但砸钟会发出声响，必须阻止钟声的传播，他选择了堵住自己的耳朵。可以说，小偷的行为不失理性，然而，他却为后世所嘲笑，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的傻瓜！为什么小偷是一个理性人，却还被视作傻瓜？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人，他只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人。
我们虽然是理性经济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人。我们在嘲笑这个小偷时，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理性的傻瓜呢？
工人体育场将上演一场由众多明星参加的演唱会，票价很高，需要800元，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演唱会，很早就买到了演唱会的门票。演唱会的晚上，你正兴冲冲地准备出门，却发现门票没了。要想参加这场音乐会，必须重新掏一次腰包，那么你会再买一次门票吗？假设是另一种情况：同样是这场演唱会，票价也是800元。但是这次你没有提前买票，你打算到了工人体育场后再买。刚要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把刚买的价值800元的MP4给弄丢了。这个时候，你还会花800元去买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吗？
与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再买演唱会门票的人相比，在第二种情况下选择仍旧购买演唱会门票的人绝对不会少。同样是损失了价值800元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呢？其实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对每一枚硬币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视它们来自何方、去往何处而采取不同的态度。这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思考。
在纷繁的世界中，需要以理性人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分析事物，做一个精于计算的人，才会不犯迷糊。
让“打水漂”的成本随风而去
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投入一定的成本去办某件事情，但最终事情却没有办成。我们往往会为“打水漂”的成本投入而欷歔不已，后悔自己如果早知道这样的后果就不去投入这些成本了。事实上，此时的后悔还有用吗？作为一个理性人，我们应该懂得运用“沉没成本”来开导自己。什么是“沉没成本”？《汉书·朱买臣传》中 “覆水难收”的故事足以解释。
西汉时期有个读书人朱买臣，家境贫寒，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几年时间过去了，他的妻子实在受不了贫寒的生活，终于决定离开他而嫁给了一个家境比较殷实的人。
几年后，朱买臣出人头地，做了太守。当他衣锦还乡时，很多人挤在街道两旁，他的前妻也在人群中。当她看到朱买臣穿着官服、戴着官帽，威风凛凛地过来时，她不禁为以前离开他而自责，主动上前要求和朱买臣复婚。朱买臣叫随从端来一盆水，泼在地上，对前妻说：“泼出去的水，是再也收不回来了。”
“覆水难收”意思是一切都已成为定局，不能更改，这里的“覆水难收”就是一种沉没成本。举例来说，如果你预订了一张电影票，已经付了票款而且不能退票。但是看了一半之后觉得很不好看，但是你付的钱已经不能收回，电影票的价钱就是沉没成本。
有时候沉没成本只是价格的一部分。比方说你买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几天低价在二手市场卖出。此时原价和你的卖出价中间的差价就是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沉没成本随时间而改变，那辆自行车骑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说你的卖出价会越低。
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你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比如在前面提到的看电影的例子中，会有两种可能结果：
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但忍受着看完。
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退场去做别的事情。
两种情况下你都已经付钱，所以应该不再考虑钱的事。当前要做的决定不是后悔买票了，而是决定是否继续看这部电影。因为票已经买了，后悔也于事无补，所以应该以看免费电影的心态来决定是否再看下去。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选择把电影看完就意味着要继续受罪，而选择退场无疑是更为明智的做法。
沉没成本从理性的角度说是不应该影响我们决策的，因为不管你是不是继续看电影，你的钱已经花出去了。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你应该仅仅考虑将来要发生的成本（比如需要继续忍受枯燥无味）和收益（听电影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不管做出何种决定，钱都已经花了，它是个确定的常数，不应该影响我们其后的决策。
然而，现实中的我们却很难做到如此理性与释然。不要因为存在沉没成本而影响了你的理性决策。你仅仅需要考虑某件事情本身的成本和收益，至于以前和这件事情相关的成本你是不应该考虑在内的。
不计沉没成本反映了一种向前看的心态。对于整个人生历程来说，我们以前走的弯路、做的错事、受的挫折，何尝不是一种沉没成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总想着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只能是自我折磨。
过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均代表着昨天，无论对错，无论你如何后悔都已经无法更改，这与沉没成本的道理是一样的。昨天的成本已经打进去了，是赢是亏，都是昨天应该的支出，从今天来看，这些成本是昨天的沉没成本。人在思考问题时老是后悔莫及、悔不当初，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寻找痛苦。理性人总是关注于未来，而非过去。
泰戈尔曾说：如果你为错过了月亮而伤感，那么你也要错过繁星了。所以，应该承认现实，勇敢地承认自己过去言行的对与错，忽略沉没成本。以全新的面貌去面对今天，这样才是一种健康的、快乐的、向前看的人生态度，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才可能轻装上阵，才可能有新的成功，才会有辉煌的人生和幸福。
